中国农业经济国内国际双循环:实证测度与国际比较

文章立足国际投入产出表,构建基于供需两侧的农业经济国内国际双循环测度指标和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农业贸易增加值国内国际双循环分解方法,并利用2007-2019年的ADB-MRIO数据,对中国农业经济国内国际双循环进行实证测度与国际比较。研究表明:考察期内中国农业经济供给侧国内循环的占比呈下降趋势,而需求侧国内循环的占比呈上升趋势;综合农业经济国内国际双循环测度及农业贸易增加值分解来看,中国农业经济国内循环依赖程度在90%左右;从国际比较角度来看,2019年中国依赖于国内循环的农业贸易增加值占比在全球62个主要经济体中处于第5位,若单纯基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增经济流量看,在数量上农业经济国内循环的主体地位基本确立。

双循环格局下中国航空货运枢纽物流供需非均衡研究

作为畅通经济双循环的关键节点,航空货运枢纽物流供需均衡发展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前提和基础。基于网络节点连通性水平识别航空货运枢纽,并借助非均衡理论构建航空物流供需非均衡模型,研究2010-2019年中国国内与国际航空货运枢纽物流供需非均衡性。结果显示:国内航空货运枢纽包括北京首都、上海浦东、广州白云、深圳宝安、郑州新郑、西安咸阳等38个机场,其中北京首都、广州白云、上海浦东、深圳宝安同时也是国际航空货运枢纽。观测期内,每年约一半的国内航空货运枢纽表现为物流供给不足,少部分枢纽趋于相对均衡状态,其他则表现为供给过剩。上海浦东、石家庄正定、烟台蓬莱、昆明长水、天津滨海、福州长乐、西安咸阳等枢纽的供给不足现象较严重;深圳宝安、贵阳龙洞堡、银川河东、呼和浩特白塔等枢纽的供给过剩现象较严重。相较而言,中国国际航空物流供给不足现象更严重,尽管近年来有轻微缓解趋势,但并未实现根本逆转。最后,提出了中国航空货运枢纽实现物流供需均衡发展的分类对策建议。

数字经济、全国统一大市场与国内国际双循环

数字经济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重要战略选择,为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选取2012—2022年我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多种计量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全国统一大市场与国内国际双循环间的关系。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相较于南方地区,数字经济在北方地区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促进作用更明显。空间效应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能够助推周边地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全国统一大市场能够在数字经济赋能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据此,应通过夯实数字经济发展基础、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速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

数字经济与内外贸一体化发展

文章从理论层面分析数字经济对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影响机制,然后构建数字经济与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水平的测算指标,最后基于我国201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双固定效应模型等对数字经济对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及异质性考察。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能够促进我国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能够助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2)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存在,而且是数字经济对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影响机制;(3)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正向促进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而且对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大,但对东北地区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显著;(4)数字经济对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差地区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具有偏向性,有利于平衡我国地区经贸发展,实现我国经贸的“包容性”增长。据此,文章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国内大市场优势与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这表明中国的企业应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中探寻高质量开放之路。利用改进的城市层面市场潜力指标反映国内市场优势,基于2003—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和城市面板数据的匹配数据,探讨了国内大市场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内市场扩张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国际市场则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产生了抑制作用。该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进一步分析发现,国内大市场能够通过降低企业平均成本、增加企业可获得的中间品种类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考虑国内与国际市场的交互效应后,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能够协同推动企业出口质量升级。研究结论对中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充分发挥国内大市场优势、提升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中的陆海统筹

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背景下,需要克服各类阻碍要素流动的制度与时空限制,以新发展理念推动形成整体有序、循环畅通、公正透明的市场环境。陆海统筹对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构建有着政策安排的承接性和政策功能的回应性,中央和地方层面已有了相关的路径尝试。然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的陆海统筹路径面临陆海功能定位与发展方向的不协调、陆海属地化管理导致的治理与利益分割、多重壁垒与垄断制约下的陆海要素流动迟滞、陆海空间规划的嵌套与冲突、陆海法律规则的内部冲突与张力等问题。这就需要探索推进新发展理念引领下的陆海统筹项目制运营,建设跨越时空限制的兼容性陆海信息平台,推动涉海自主知识创造与合理适度的知识产权保护,以新发展格局统筹陆海空间规划,建立陆海规则协调、执法协同的长效机制。

中国旅游经济增长动态路径的阶段性变迁识别——基于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我国国内和国际旅游收入年度数据,在分别对其总量和增长率序列进行定量探讨后,运用双阶段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对我国旅游经济增长动态过程进行阶段性变迁识别和转移分析。结论表明:(1)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和国际旅游收入均大体呈不断攀升的态势,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呈U形变化,而国际旅游收入增长率呈周期性变化特征。(2)国内(国际)旅游收入维系快速(低速)增长的可能性要强于其保持低速(快速)增长的可能性,国内(国际)旅游收入维系快速(低速)增长的可能性要强于国际(国内)旅游收入。(3)无论是国内旅游收入还是国际旅游收入,当其增长率较高时,通常都会存在潜在的较大不确定性,当其增长率较低时,所面临风险冲击的可能性也较小,国际旅游收入快速(低速)增长时的波动性显著强于国内旅游收入快速(低速)增长时的波动性。(4)从近年来的发展趋势看,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仍然具有持续攀升的强劲势头,同时也将会伴随较大的波动性,国际旅游收入增长率维持平缓低位推进的可能性较大,与此相对应的波动性较小。

数字经济助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机制、路径与对策

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数字经济不仅可以有效拉动国内市场需求,而且有利于内需与产业之间的良好互动,促进国内经济深度融入国际经济循环。具体而言,数字经济通过激发市场内需动力、提升国内产业支撑以及加强对外贸易纽带助推双循环格局的形成。为此,我国需要进一步强化基础研究、加速数字技术赋能、推动场景创新、加强数字技术国际合作、加快数字技术平台建设、推进"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发展,从而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世界经济繁荣稳定注入新活力。

连锁经营数智化转型的路径选择与实践创新——第十届中国商贸流通企业发展论坛暨数智化连锁经营高峰会观点综述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的迅猛发展,企业数智化转型成为学术界、决策层和实务领域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数字化和智能化是数字经济的显著技术特征,数字经济是叠加在工业、农业之上更高级的经济形态,更强调供给和需求精准匹配,产业数字化具有互联、数据、集成、创新和转型五大技术特征;市场本质上是信息集中和互换的逻辑空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流通能力对信息化发展水平具有重要影响;连锁经营企业数智化转型是破解客户稳定性和忠诚度不高、运维成本高、效率低、决策反应迟滞、数据孤岛等发展痛点的有效手段,是顺应数字经济时代要求的必然选择,也是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微观基础,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有利的经济社会环境和技术条件。连锁经营企业数智化赋能机制包括技术赋能、数字化人才赋能、数字化管理思维赋能、基于区块链的供应链合作模式赋能、构建全渠道零售体系赋能等;企业数智化转型要始终坚守诚信、顾客至上、质量立身、人文关怀等商业本质、商业伦理和社会责任。企业构建数智化生态体系需要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根据企业战略和商业模式形成数智化理念;二是统一规划,分步实施;三是做好客服和供应商上线、产品上线、员工上线和服务上线“四个上线”。企业数智化架构体系应包括一个数据中心,一个全渠道营销平台,两条主线(供应链+财务),五条分支(资金、人力资源管理、预算、办公自动化(OA)和商业智能(BI))。

农业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

农业是送旧局、处变局、迎新局的压舱石,农业经济国内国际“双循环”是促进农业高质高效发展的新话题、新课题。通过厘清农业历史逻辑、现实逻辑、理论逻辑发现,在历史阶段,农业曾扮演了工商业资本积累的来源、国民经济的蓄水池、战略市场后备资源的角色;“双循环”作为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需要把握工业与农业、城镇与农村、农民与市民、中国农业与世界农业四对关系,明确农业与工业服务业融合、农产品有效供给、农民收入分配、农业国际化四大战略任务;通过对农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的分析,从理论上梳理出农业、工业、服务业之间的产业链循环,农户、农业企业等经营主体之间的价值链提升,国内国际农产品的供应链稳定,农村市场挖掘与城镇农产品消费之间的关系。在路径选择上,要秉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建立健全围绕中国并连接世界的农业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衔接供需两侧,融合城乡发展,形成农业新发展格局。

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来源及其消除分析

人民币升值压力源于中国内外经济失衡、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工资不能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而上升,人民币大幅升值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都是不利的,分析认为,只有通过建立竞争性要素市场、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使人民币汇率更灵活和更加适应市场供求变化,才能消除人民币升值压力。

大国经济内需驱动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是驱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两个重要轮子。我国明显的大国经济特征决定了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应该主要以国内需求作为驱动力。大国经济内需驱动型发展模式,既有经典经济学著作进行论述,也有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等经济发达国家和巴西、俄罗斯、印度等新兴经济大国的经验为佐证。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高度依赖国外需求的经济发展遇到了严峻挑战。作为一个内部市场容量巨大且日益发展的经济大国,为提高抵御外部不利冲击的能力,增强国民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我国在重视发展对外贸易的同时,必须注重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通过调整内需和外需的比例关系以及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来促进经济增长由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辽宁省冰雪经济发展分析——基于国内外冰雪经济发展的经验借鉴

分析了瑞士、法国和韩国等国冰雪经济发展的经验及国内冰雪经济发展的现状与趋势,重点介绍了黑龙江和吉林两省发展冰雪经济的经验。认为辽宁省具有发展冰雪经济的基础和优势,并归结为开展冰雪主题家庭游、树立品牌形象、小镇旅游和冰雪旅游相结合的3大发展方向。提出了以经营权转让等方式引进国有资本或社会资本发展冰雪经济的5点对策建议。

2008年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及2009年展望

经济危机全面爆发和危机向实体经济扩散已导致全球经济加速下滑,2008年成为我国整体经济增长由升转降的趋势转折年,结束了连续五年保持两位数的强劲增长态势。随着危机的深化,2009年我国经济形势将更为严峻,经济回落态势在短期内难以调头,预计政府将会继续执行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本文对我国2009年整体宏观经济形势进行初步展望,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经济内外部失衡的原因与治理对策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个特征是内外部经济失衡,宏观经济调控出现了实现内部均衡目标和外部均衡目标的政策冲突。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制度性的或体制性的内在根源,又有宏观调控体系不完善的因素。解决中国经济的内外失衡,一方面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另一方面要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金融危机冲击下云南经济可持续增长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实体经济产生了较大冲击。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云南省的经济结构具有明显的地域和禀赋特征。从扩大需求保增长角度,分析金融危机对云南省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以及省外需求的影响、中央和云南省已出台的扩大内需政策效应、进一步扩大内需还需要增加的投资规模。通过分析发现云南省实体经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重点领域,并据此提出应对思路和政策建议。

中国木材资源获取方式国内研究综述

木材是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兼具生态、经济、社会等多项功能。木材资源是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不可缺少又难以替代的重要资源,是木材产业发展的起始点,是木材产业发展的基础,是制约木材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因素。基于这样的背景,对国内木材资源获取方式研究进行了综述,为更进一步的研究打下基础。

20世纪80年代后期台湾泡沫经济的起灭及其对当前大陆经济政策的启示

本文回顾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台湾泡沫经济的形成机制及其膨胀和破灭的原因。当前大陆经济也出现了与台湾泡沫经济时期极为相似的经济特征,而且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也出现了资产价格飞涨的现象。对当前大陆经济运行的分析表明中国大陆经济已经具备了类似当年台湾泡沫经济的形成机制。针对中国大陆当前的资产价格泡沫,文章提出了实现经济内外均衡、拓展投资渠道、完善汇率制度以及加强资金流向监管等调控建议。

我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内在动因

造成我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原因很多,其中内在动因在于我国区域经济存在发展循环阶段的差异,要素和要素禀赋的差异,要素聚集能力和要素聚集约束差异。对于我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问题,应正确认识其存在的必然性,充分肯定其积极效应,高度重视所带来的问题,并积极推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基于华为引领的国际顶级科产学经产业链构建策略—以苏州市为例

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均处于中低端水平,部分基础产品和技术严重依赖进口,关键环节存在“卡脖子”风险,高端制造产业链缺乏龙头企业,无法起到引领和把控作用。华为落户苏州,为苏州芯片和软件产业实现强势突破带来了机遇。通过对微软、谷歌、高通等跨国企业龙头作用及产业链研究,对比华为等国内相关企业产业链及华为龙头作用的分析,从企业产品研发、产业链配套、市场开拓、人才培养、数字化转型及惠企政策落实等方面提出建议和对策。基于华为引领,苏州先行先试,打造苏州创新集群,构建苏州国际顶级科产学经产业链,不仅为苏州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且带来全新的社会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