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ure as Harmony： The Foundation of Chinese Poetry

This paper argues for the very foundation of Chinese poetry, that is, nature itself. To this end, I have chosen three well-known poets, Wang Wei （706-761） in Tang Dynasty （618-907）, Su Shi （1037-1101） and Zhou Dunyi （1017-1073）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960-1127）. All three poets were also high ranking governmental officials. They were leaders of high personal integrity.

黄庭坚对陶渊明的阐释与接受——从唐宋陶诗接受的整体出发

陶渊明在思想与艺术两方面都对后来文学史产生巨大影响,其思想与儒及释道相涉,而又构成一种独立影响历史。陶诗在唐代尚属局部的经典,至宋代则上升为全面的经典,苏轼、黄庭坚在这一接受史过程中是起决定作用的。苏轼运用辩证的艺术思想来论陶,突破了仅以平淡论陶的传统阐释方式,黄庭坚也从自然与法度的辩证结合来认识陶诗的高度。苏黄的观点为南宋以后诸家广泛接受,开启了陶诗接受新的历史。黄庭坚对陶渊明独立的个性、忠义的行为有较强的呼应,其对陶渊明的阐释,往往与庄、禅结合。黄庭坚突破模拟式的学陶法,以一种学而不为、自成一家的再创造的学古方法来学陶。

从引《诗》看唐宋《诗》学的转型——以两《唐书》与《宋史》为例

作为唐宋儒学转型的重要一环,唐宋《诗》学转型之内在理路与真实面貌可由正史引《诗》得以彰显。在文本层面上,两《唐书》与《宋史》引《诗》对汉代以来的引《诗》规范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打破与理论批判,彰显了经学式微背景下经典权威性的动摇。在取义层面上,两《唐书》引《诗》与新《春秋》学相结合,在日常运用与学术研究两个向度上体现了唐代《诗》学对春秋《诗》学的复归,并与“诗史”观念的产生相联系,显示了唐代《诗》学从注重礼乐教化的外学逐步转向探索儒家精义的内学。在此基础上,宋人进一步从理论上提取“圣人之意”作为统贯群经之本源,并在具体的《诗》学方法层面将春秋用《诗》之法与孔、孟《诗》学相结合,昭示了宋代《诗》学子学化承传与确立的轨迹。

“意觉”通感:“自我”的隐显与唐宋词的演进

“六根互用”理论体现出通感从“五官”到“六根”的转化。“意觉”,是指人或动物受到外界刺激而在情感、心理、精神上产生的感觉,对生理、心理、文学创作意义重大。于词而言,温庭筠词中的意觉通感呈现出女性化、代言体的抒情特色,其自我意识处于隐没状态;李煜词中意觉运用得以丰富,其对自我意识的书写推动词体转型,但这种“萌发”大致属于无意识地运用与表露;苏轼词中意觉运用具有抒情自我化、书写哲理思辨等特质,其意觉运用中表现出强烈的自我认知和表达欲望,同时也为词体的功能、格调、地位都带来极大的拓展和提升。温、李、苏三位词人的创作反映出唐宋词从伶工之词向士大夫之词发展历程,而“自我”意觉的觉醒是其间重要关节点。

江南抗倭时期“唐宋派”的经世活动与海洋书写

“唐宋派”作为明嘉靖年间著名的文学流派,他们取法唐宋以溯秦汉,反对佶屈聱牙、摹拟剽窃的复古文风,其文论思想注重“文”与“道”的并重,有着强烈的经世济民情怀。嘉靖年间的江南沿海地区,海疆不靖,倭寇侵扰频繁,沿海民众深受其害。面对这“不靖的海”,“唐宋派”成员在抗倭的时代背景下,其文学创作、经世实践等都发生了明显的“海洋转向”,抗倭、海洋诗文书写成为他们生命历程与文学创作中十分耀眼的篇章。这种“海洋转向”为“唐宋派”文学地位的形成与影响的扩大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带动江南文人海洋诗文创作一代风气的形成。

破与立:王若虚的唐宋诗观

金代为唐宋诗概念形成期,王若虚则是金代诗学由宗宋向宗唐转变的关键人物之一。“国朝文派”谋求金诗的自立,贞祐南渡后又进一步破除了诗坛的不良习气。王若虚立足于金代诗坛百年“破”“立”场中,肯定宋人之立,激烈批评江西诗派,以求破除金南渡后浮靡尖新的诗风。同时他超越北宋诗学传统,宗尚唐代,剥离黄庭坚与杜甫的师承关系,对宋人多有贬抑的白诗表露出强烈偏爱。无论是对宋诗贬中有褒的态度,还是开始有意识地宗唐抑宋,都表现出王若虚对金代诗风急需破弊除陋的超越意识。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袭旧诗词的特征及成因

明末清初的9部代表性拟话本小说掺入了大量的古代诗词,其中诗歌275首、词作82首。拟话本小说中的袭旧诗词,以唐诗、宋词为主,是唐诗、宋词经典化的一种表现;以小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名家名作;以通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典雅含蓄的诗词;大部分诗词带有劝诫意义,承载着作者的教化意图。这些特点的形成,缘于明末清初“轶宋窥唐”的文学主张、通俗诗词受明人追捧及书商青睐、小说对道德劝诫的重视、儒家的“诗教”传统等。

清代唐宋诗之争的主要理论问题及其逻辑关系

清代唐宋诗之争是关乎诗歌本质、诗歌与作家、诗歌功用、诗歌流变、诗歌批评等一系列主要理论问题的讨论,这些主要理论问题首先集中体现于杜诗、严羽《沧浪诗话》、宋诗和竟陵派。清代唐宋诗之争绝不是简单的师法策略问题,而是对诗言志、性情之正、辨体、温柔敦厚、正与变、学问、赋比兴、穷而后工等传统诗学概念的价值定位,这些概念又可以以文学史观和诗人主体为出发点建构逻辑关系。诗学核心概念温柔敦厚所面临的困境及阐释途径,便极具代表性。

口传艺术“楚调唐音”歌吟词的音声意韵研究

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楚调唐音”歌吟是我国传统吟诵流派中的一个重要分支。“诗歌同体”“诗以歌传”是中国文学一个独特而又漫长的文化景观。歌吟的古雅音韵在世代传薪中建构了其特有的声音景观和审美意趣,通过以词为载体的歌吟音乐形态的分析,探寻歌吟中词的吟唱规律及其音声意韵的艺术观念,以丰富传统吟诵音乐形态的地域研究。

基于古诗词文本挖掘的唐宋三峡人文景观特征及审美认知研究

三峡作为长江标志性风景带与文化带,是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立先行示范区的重要选址地段。研究三峡人文景观特征,有利于彰显三峡作为中华代表性符号的特性,促进其标志性文化资源的识别保护与价值诠释。唐宋时期是三峡相关诗词数量激增、代表性最高、影响力最广的关键时期。文章梳理440首唐宋三峡诗词中的景观地理信息,利用文本挖掘技术,结合ArcGIS空间分析法,实现三峡人文景观空间分布可视化和审美认知分析。结果表明:1)唐宋时期三峡人文景观在景物类型上主要由城镇景观、遗址胜迹、寺观宗祠和名人故居组成;2)在空间特征上呈沿江线性串珠式分布,并围绕奉节、巫山形成核心景观集群;3)在语义网络上形成了峡江大观、白帝古都、西陵胜景、巫山云雨等6类景观主题。文章对各主题的审美思想进行剖析,从而提出以诗词引导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三峡段空间布局和诗意场景营造的建设建议。

基于诗词文本分析的唐宋长沙城景观形象挖掘

为再现唐宋时期长沙城的景观风貌,文章选择唐宋时期咏颂长沙城的诗词为研究对象,借助文本挖掘、社会网络分析等数字技术量化分析方法,从274篇诗词文本中总结唐宋长沙城的景观形象。结果表明:1)山峰、船只、黄鸟是唐宋长沙城的核心景观;湘江、岳麓、湘西寺是唐宋长沙城的核心景点;唐宋长沙城具有寺阁胜景、江洲夜景、麓林暮色、江岸翠景4类景观意象。2)长沙城中清雅秀绝的山水自然景观风貌在唐宋时期已形成;唐宋长沙城具有佛儒文化气息的人文景观风貌特点。

唐宋诗词中古代城市意象特征及营建思想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文章以唐宋诗词为媒介,借助文本量化分析、诗词意境分析,梳理古代的城市意象特征。研究发现,诗词文本中古代城市意象主要包括自然山水、人文建筑、城市区域三类要素。其中,自然山水和人文建筑是关联域最广、关联度最强的核心要素。这种以山水人文空间为主要意象的中国特色,来自传统文化中结合自然的方位布局规划思想和以文化人的空间营建思想。文章验证了文本分析法研究古代城市意象的可行性,有助于深入挖掘传统营建智慧,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规划理论体系。

诗意续城境——基于数据分析的襄阳古城意境研究

古诗注重城市风景的意境创作,且赋予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意境。筛选出118首含有描写襄阳古城风景的古诗,利用共现网络、词频分析等数据分析方法,分析了包括古城、岘山等群山和汉江为主的古城风景物象的位置关系,提出了从风景物象、“观象”方式和意象组成三个层面整体理解古城意境形成。文章提出了“观象”方式是在诗人驻点和观看视角等行征方式下的视觉重组,意象组成是诗人对视觉重组后场景的情感赋予。研究结果对寻求中国文化和思维模式下的古城可持续规划具有积极意义,为城市规划“留住乡愁”的时代要求提供有益借鉴。

朝鲜朝初期文人群体的唐宋诗观研究

唐诗与宋诗的分别传入,使朝鲜诗坛掀起了对唐宋诗审美特征、取法侧重的讨论。总体而言,朝鲜文人群体对唐宋诗的认识与取舍并非绝对地“宗唐”或“崇宋”,往往具有唐宋兼学和交融的特质。即,唐宋诗同为最高典范,文人学诗需在唐宋之域内。但经过长时间的学习,他们对唐风宋韵的理解不断深化,遂提出以“气”来分唐界宋,且其诗文作品亦呈现出不同的创作倾向。之后,随着海东江西诗派等学宋派以及南孝温、金时习、金净、李胄等学唐先驱的出现,朝鲜朝文人对唐宋诗态度的转变在15世纪末逐渐凸显出来,其围绕应当“学唐”还是“学宋”见解各异,争执不休,为朝鲜朝中期“唐宋诗之争”的正式形成奠定基础。

故乡与故国:唐宋诗词中的瓜洲书写

瓜洲在唐宋两代有着重要的交通运输价值,被誉为“南北襟喉之处”,文人对其多有吟咏。唐宋的行旅泊舟诗词突出表现了瓜洲江面颠风恶浪这一地理特征,风格凄婉空灵,饱含萧瑟悲凉的怀乡之思。宋室南渡后,瓜洲由南北之中变成王朝版图的边境地带,与镇江多景楼一同构成南宋登临咏怀诗词的特殊意象组合,被视为故国之殇的地理象征。绍兴年间,南宋朝廷获得了采石之战的胜利,而瓜洲作为战场则得到了鲜明浓厚的诗史书写,最终成为蕴含着古人“故乡—故国”双重情结的独特名胜之地。

《全宋诗》误收唐诗三首——白元鉴及其诗考

《全宋诗》与《全唐诗补编》均依据《咸淳临安志》收录白元鉴诗《大涤山》和《大涤洞》。经考察,白元鉴是唐代道士,《全宋诗》中的《大涤山》《大涤洞》为误收。白元鉴存世诗歌共10首,以《洞霄诗集》所集最为完整。《咸淳临安志》和《诗渊》所收录的白元鉴诗,内容与《洞霄诗集》本有较大差异,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文学潜流与风气之先——宋代理学诗人范浚的宗唐心态

以往对宋代南渡时期诗坛的研究多集中于历经南渡的文人群体,众多生逢其时而诗名不彰的江南本土作家及其作品则成为文学史的潜流现象。作为身处其中的理学诗人,范浚关心国事却隐逸避世,不取元祐体与江西诗派而远绍唐代名家,诗学宗尚李杜却情近中晚唐诗人,雅好幽独之境却不内敛逼仄。此种诗学理念与创作个性之间的偏差错位,既与其取法乎上的创作理想有关,又是其历经两宋之变的人生经验暗合唐代“安史之乱”后的诗人心态所致,还反映出南渡时期诗坛不乏反拨宋调而力挺唐音的独特倾向。其中不仅存在诸多值得解读的诗学意味,而且为进一步发掘文学潜流的价值意义提供了重要范本。

唐诗木叶意象发微

屈原《九歌》木叶意象为后世所继承,逮至李唐,诗人在反复吟咏中对木叶的悲愁内涵予以固化。木叶在中晚唐频繁出现,是时人悲凉苍老心境的文本反映,政治理想破灭的诗人沉沦于社会底层,动荡乱世所带来的危机与生活困顿共同加剧了诗人对离别与生命的体悟,悲愁成为诗人生活体验的主调,昔日不曾被诗人重视的木叶成为其悲愁思想情感的寄托。唐人对木叶的悲愁内涵进行丰富真切地阐释,其诗中常见的“木叶+动词”及“木叶+形容词”意象组合模式为后世木叶意象使用提供借鉴,木叶悲秋的传统也在其吟咏中得以发扬。

先唐西域音乐东渐与歌诗之演变

从音乐文化交流史的视角考察先唐西域音乐东传所带来的音乐文化的革新及其与文学演变的关系。西乐东传的过程也是其与汉地音乐广泛融合并同化为新“华乐”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南方音乐文化优势得以凸显,奠定了以南方音乐为主导的艺术格局。汉魏西乐东渐对乐府歌诗影响深远。六朝胡戎乐东传不仅推动了南北歌诗的融合,也为音乐文学的繁荣发展提供了艺术土壤。先唐西乐东传与民族融合、乐制更迭、佛教东传等密切相关。先唐西乐东渐丰富了中国音乐的艺术内涵,催生了新的音乐文化和文学,也为音乐和文学的唐宋因革奠定了艺术基础。

敦煌写卷《渔父歌沧浪赋》探析

敦煌遗书主要是唐五代时期的写本和刻书,其中伯二四八八、伯二六二一、伯二七一二收录《渔父歌沧浪赋》(三卷)。同时,敦煌旧钞亦见存《楚辞音》残卷,敦煌遗书与残卷的发现,见证隋唐《楚辞》的流传。本文就敦煌遗书中的《渔父歌沧浪赋》写卷分析,从楚辞到唐赋,观察辞赋同源流变的轨迹,思考敦煌《楚辞》研究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