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补贴会提升返乡农民工创业绩效吗——基于西部地区脱贫县的调查

借助892份西部地区脱贫县的调研数据,运用Logit模型实证研究政府补贴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补贴显著提升返乡农民工的创业绩效,结果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有效。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涉农创业、新生代及家庭位于山区的农民工创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获得政府补贴的返乡农民工通过扩大创业规模来提高创业绩效。因此,应有效利用政府补贴,促进返乡农民工创业规模扩张;鼓励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为涉农创业者群体提供多元指导,优化山区农民工家庭的创业保障体系,拓宽贫困山区农民创业路径。

对口支援:一种中国特色的规模治理制度

对口支援是当代中国本土实践的产物,也是国家规模治理中重要的制度创新;通过结对支援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当代中国在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规模治理负荷与非均衡性双重难题。对口支援的生成演变经历了孕育和初创、确立和拓展、巩固和完善三个阶段,“大一统”的政治观念和“天下一家”等传统文化为其奠定思想基础,单一制体制下的国家统筹和党组织对社会力量的有序引领是对口支援构建党政同责同心圆治理格局的关键支撑,“行政发包制”以及项目制是对口支援实现特定领域下规模治理负荷转移与分化的内在逻辑。面向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目标,有关对口支援的创新实践研究需要进一步学理化提炼,完成实践话语向学术话语的转变,把中国之治的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

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的突发环境事件协同治理——英国的实践演进及其鉴戒

突发环境事件的特征决定了其协同治理必须坚持大安全大应急框架。英国在长期的突发环境事件协同治理实践演进过程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英国实践的特点在于,通过不断夯实突发环境事件协同治理的法治基础、思想基础、主体基础、利益基础和组织基础,促进突发环境事件治理从“自由放任”向“政府干预”、从“末端应急”向“风险治理”、从“高知精英”向“大众参与”以及从“分散治理”到“整体治理”等四个方面的转变,从而使突发环境事件协同治理的能力得到提升。同时,英国突发环境事件协同治理也存在立法缓慢而碎片化、部门利益竞争以及群体观念冲突等问题。英国实践的鉴戒主要在于:要注重统筹各方利益,增强突发环境事件治理制度的协同性;要加强新污染物治理,增强突发环境事件治理政策的前瞻性;要健全社会参与渠道,增强突发环境事件治理力量的多元性;要注重夯实属地管理,优化突发环境事件治理的权责利机制。

政府环境规制与制造业企业用工需求——来自网络招聘数据的微观证据

为实现“双碳”目标,处理好环境保护和就业的关系尤为关键。本文基于2014—2018年智联招聘数据库、全量企业注册数据库以及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匹配数据,采用多维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政府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企业用工需求的影响效应,并基于理论分析框架验证环境规制影响企业用工需求的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加强政府环境规制能够促进制造业企业用工需求增加,该结论在经过样本抽样偏差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环境规制的用工需求创造效应主要体现在高技能、科研岗位以及有工作经验的劳动力群体。从行业和区域异质性分析结果看,在轻污染行业中,环境规制对企业用工需求的正效应更显著;在重污染行业中,环境规制仅对企业高技能的用工需求显著为正;在大城市、资源型城市和低碳试点城市中,环境规制对企业用工需求的影响更显著。从影响机制看,环境规制通过减少环境要素投入、提升技术创新水平促进制造业企业用工需求的增加。虽然环境规制能提升制造业企业的机器化水平,但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不高。

中小型矸石堆场免覆土生态治理技术研究

以攀枝花市某煤矿中小型矸石堆场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一种集坡面生态防护、集水装置、土壤改良和植被配置为一体的适用于中小型矸石堆场边坡植被的免覆土快速恢复技术.通过坡面治理技术、土壤改良技术和植物修复技术,制定修复方案,以改善边坡的立地条件,降低矸石堆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研究表明,该方法实施150 d后,研究区植被覆盖度达95%以上,植物存活率达到95%以上,水土流失率减少了85%以上,显著提高了矸石堆场边坡植被的恢复效果,降低了矸石堆场对周边生态环境的影响.该研究为中小型煤矸石堆场免覆土生态修复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技术手段,有望推动矸石堆场的生态重建及矿区环境的良性发展.

地方债务显性化治理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以2015年《预算法》实施后的地方债务管理体制改革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强度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了地方债务显性化治理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方债务显性化治理政策冲击能显著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其中,地方债务显性化治理的规模效应有利于改善企业创新环境,通过增加企业创新要素投入机制来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而地方债务显性化治理的结构效应则有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通过优化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机制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此外,地方债务显性化治理对企业发展质量提升效果受到企业产权性质和地区隐性负债率影响而存在异质性。进一步拓展分析发现,地方债务显性化治理也能显著提升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研究结论从地方债务显性化治理的微观效应视角,为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地方债务管理机制,实现“促发展”与“防风险”的地方债务治理双重目标提供了政策参考。

政府审计、管理层特征与国有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

以2010—2018年国有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政府审计监管下,国有企业高管政企合作特征和晋升特征与企业影子银行业务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国有非金融企业高管政企合作特征与企业影子银行业务规模显著负相关,高管晋升特征与企业影子银行业务规模显著正相关;政府审计对上述关系起到不同程度的监管和威慑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显性金融资产受缚会使影子银行业务增加。这对于防止国有企业实体经济“脱实向虚”和研究政府审计影响国企高管决策的路径提供了理论支持。未来应进一步加强党组织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国家审计机关应对存在晋升预期的高管所在国企,增加审计力度和审计资源供给;同时,国有企业方面应当合理配置金融资产,降低金融资产错配率。

数字化赋能农业绿色发展——基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考察

数字化发展为各国深化智慧型农业合作、推进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提高国家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新的机遇。本文基于2010-2021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化发展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数字化发展显著提升了其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渠道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发展主要通过扩大规模化生产及提高劳动力素质来提高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与中国双边贸易密切程度高的国家,其数字化发展对农业的数字赋能效应更显著。调节效应分析表明,政府治理能力提高有助于强化数字化发展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赋能效果。

“跨界合作园区热”:尺度重组与空间转型——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21世纪初以来,中国城市的增长经历了从竞争到合作的转变,“跨界合作园区热”接替“开发区热”成为转型期城市空间重构过程的集中展示。(1)研究立足长三角跨界合作园区的转型发展历程,探讨跨界合作园区历经的转移工业园、跨界新城到合作创新区的政策发展历程,及其空间转型的基本趋势;(2)基于空间转型与合作主体尺度重组活动的紧密联系,进一步探讨空间转型背后尺度重组的动力机制,并提出尺度上推、尺度融合与尺度多元化3个重组阶段及其所形成的托管、合署与企业式3种治理模式;(3)研究建构了跨界合作园区尺度权力重组与空间转型的逻辑框架,并从动态引导的政策支撑体系、劳酬对等的利益协调机制、省-地监管的分层管控机制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基于地方债置换视角的城投债风险化解研究

从地方债认购倍数、各省地方债与城投债发行利差、境外资金对城投债与地方债的持有量变化等角度,分析境内外资金对券种的投资偏好差异,初步测算各省可行性地方债置换规模并提出城投化债方案。研究发现:(1)本轮化债之前,各省地方债发行利率均低于该省AAA级城投债发行利率,并且发生过城投风险事件省份的利差更大;化债之后,利差有收窄趋势;(2)投资者对某省地方债的偏好高于该省城投债,并且境内资金对发生城投风险事件省份地方债的偏好更加明显;(3)按照2022年财政收入和地方债余额测算,除吉林和云南外,其余省份地方债发行规模尚未触及阈值,存在地方债置换空间。基于上述实证结论,提出城投债化解的政策建议。

政府数据开放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研究——基于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的双重视角

政府数据开放是数字时代政府治理的重要制度工具,评估其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是科学施政的前提。文章以我国地方政府推动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上线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重差分模型,从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双重视角,实证检验政府数据开放对企业就业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政府数据开放可以刺激企业就业规模增长,并改善企业职能就业结构和技能就业结构,该影响通过刺激企业产出增长、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助推企业技术进步的作用机制予以实现,并因企业要素密集程度异质性而存在差异;拓展分析发现,开放质量同样是影响企业就业规模、就业结构的关键因素。研究结论为政府在数字时代更好发挥治理效能提供理论参考和经验证据。

生猪养殖业绿色生产行为评价与耦合度分析

【目的】将政府主导、自律共治、多元主体和绿色发展的理念付诸生猪养殖业发展中,有效整合产业中存在的问题和疑难,并利用嵌入结构的重构有效地摆脱不可持续的困境,从而实现生猪养殖业高质量发展。【方法】基于嵌入性治理理论,构建双重嵌入性治理模式,利用课题调研数据,运用模糊评价法对双重嵌入性治理下养殖(场)户绿色生产行为进行评价,运用耦合度分析法评估3种要素嵌入状况。【结果】规模化生猪养殖(场)户绿色生产行为所呈现的突出问题是因为双重嵌入性治理效能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3种要素嵌入的耦合协同治理效果较好,没有出现失衡现象。【结论】适当引入竞争机制,强化中间性组织内部自律意识,注重中间性组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

尺度政治视角下传统村落祠堂功能演变与动力机制——以江西唐江卢氏宗祠为例

伴随中国城镇化的推进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作为乡村文化重要载体与公共空间的祠堂,其功能发生了剧烈重构,然而学界对其功能及空间演变特征与动力机制关注还相对不足。基于尺度政治理论,以江西唐江卢氏宗祠为例,运用文献分析、田野调查、深度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传统村落祠堂功能及空间演变与动力机制。研究发现:祠堂功能演变经历了传统祭祀与乡村教学向工业生产的功能演变(1978-2000年)、工业生产功能褪去与传统祭祀有序复兴(2000-2012年)、传统祭祀向红色旅游功能提档升级(2012年至今)3个阶段;祠堂的建筑形式与功能的关系经历了脱节-错位-对应,并带动祠堂周边传统建筑与空间的成片开发、多样功能植入与活化利用;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弱势方利用垂直尺度、水平尺度、表达尺度重构卢氏宗祠所处的尺度,转变了强弱势双方的权力关系,推动祠堂功能演变与乡村振兴。进一步丰富了多元主体下的乡村治理理论,也为传统村落文化空间保护与利用提供一定启示。

保障性大型社区发展类型与差异——基于人口密度和POI实时数据

研究通过城市多源数据手段获取全国范围内五大城市保障性大型社区的人口密度与POI密度数据,探讨当前社区发展之间类型特征和差异,探寻利用大数据方法监测保障性大型社区发展状况的可行途径。数据结果显示:保障性大型社区的人口增长与人口结构变化之间遵循着一定的规律;人口增长整体在放缓,负增长社区在增多;社区发展目前可以划分为三类,类型与城市归属之间有一定关联,各类型社区建成环境之间存在着差异。

林区规模性返贫的潜在风险与韧性治理策略

从社会经济、突发环境和主体脆弱3个层面分析林区规模性返贫所面临的潜在风险。基于规模性返贫韧性治理的内涵,从抵御与恢复力、适应与转型力、学习与再造力3个特征维度构建规模性返贫韧性治理“全资本韧性耦合—全要素韧性互动—全过程韧性循环”的机制框架。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韧性治理共同体,提升多元主体韧性;建立长效保障机制,提升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韧性等规模性返贫韧性治理建议。

柔性尺度重构:城市创新区发展的行政逻辑——基于A国家级创新功能区发展的分析

城市创新区作为创新要素聚集的区域,超越传统开发区,从生产要素驱动模式转向创新驱动,在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促进产业创新转型、政府制度创新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尺度重构理论具有“结构—过程”多重属性,为揭示政府何以推动城市创新区发展提供了理论视角。以A国家级创新功能区为例,对其自设立至升级为国家级创新功能区的政府运作过程进行追踪,发现A区的发展是在不改变原有空间权力结构的基础上,以政府再尺度化战略来实现空间治理的策略,呈现柔性尺度重构的特征,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具体来说,城市创新区尺度重构的“柔性”体现为城市空间等级、权力结构、社会网络等以灵活的方式被组织;尺度重构过程则充满了不确定性与机动性,不同层级政府在重构事项协商过程中具有较大的协商议价空间。城市创新区发展最终呈现出“国家—区域—地方”等不同尺度共同参与的多尺度共治的治理图景。

我国人工智能安全检测能力现状及治理建议

人工智能大模型现象级的火爆,促使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加速融合与应用。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攸关全人类命运,通过测试评估防范安全风险,推进人工智能发展与提升人工智能安全治理能力已成为全人类的共识。针对人工智能安全威胁由局部攻击向系统化协同攻击演化,导致单一的检测与防护技术无法应对复合攻击的问题,因此加速提升人工智能安全检测能力,保障人工智能安全刻不容缓。通过梳理人工智能安全检测政策背景、安全风险、能力现状,提出了治理建议,对人工智能产业安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信息、规模与有效治理——比较视野下的中国经验

信息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从信息政治的比较研究视角出发,梳理了中国国家治理的经验,分析了中国对超大人口规模社会实现有效治理的信息基础。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通过制度内外多种渠道获取关于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相关信息,既有自上而下的信息传导和收集,也有自下而上的主动的信息流动;治理体系中的不同主体既是收集和处理信息的主体,也是信息收集的对象。这种多元的信息体系支撑了中国同时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变化,进一步型塑了信息的流动机制,给国家治理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规模之累与尺度重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何以可能

基层社会治理作为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有机联结的“接点”界面,其能力与水平能够直观地映射出大国治理稳定性与有效性的具体样态。型塑简约高效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兼顾大国治理秩序与活力,通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为此,基于街镇治理单元“共同在场”的地域联结,型构一个秩序稳定、情感相依、价值共创的党领共治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重要价值。国家和社会通过“动力流—过程流—结果流”等多层次机制谱系的构建层层推进、循环往复助推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高效运转,创造性地推动基层社会高效能治理和高质量发展,共同绘制基层美好生活新画卷。

边界重构与尺度嵌入:互联网型运动式治理的逻辑进路

风险社会背景下,互联网型运动式治理在适应风险情景与应对高频风险方面非常适配,成为有限治理资源约束下政府进行网络内容风险治理的理性选择。综合工具属性和治理目标的双重考量,互联网型运动式治理适用于定期主题类、精准锚定类、网络平台类等风险治理场景,但在应用过程中显现出治理效果间歇反复、治理价值难以评判的局限性。基于W市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建设的案例分析,实现网络内容风险整体性治理需要消除互联网型运动式治理的弊端。通过跨尺度视角推动互联网型运动式治理调适转型,协调其与常规化治理的关系;优化中观尺度“风险链”形塑治理向度;引入微观尺度“网络信息生态链”转换治理空间,推动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有效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