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金股利是“掏空”的工具还是掩饰“掏空”的面具?——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我国2004～2008年上市公司平衡面板数据检验终极控制股东与现金股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现金流量权与现金股利支付水平显著负相关;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分离度与现金股利支付水平显著正相关。这表明终极控制股东并不是把现金股利作为"掏空"的工具,而是把现金股利作为掩饰"掏空"的面具。

市场化进程、终极股东控制与公司资本投资价值

文章以2004年至2009年期间的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对我国市场化进程、终极股东控制与公司资本投资价值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发现,终极控制股东的两权分离程度与公司的政府控制性质降低了公司资本投资的价值,两权分离的这种负面作用在低成长与高自由现金流的公司中更严重;市场化进程有利于提升公司资本投资的价值,并能抑制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分离程度对公司资本投资价值的负面影响,但市场化进程的这种积极作用在政府控制的公司较弱。

两权分离、金融发展与公司债券限制性条款——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8～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发行的公司债为研究样本,采用Poisson模型实证检验了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的分离度、金融发展与公司债券限制性条款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终极控制股东的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分离度越高,公司债券限制性条款越多。(2)金融发展越好,公司债券限制性条款越少。(3)良好的金融发展会削弱终极控制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的分离度与公司债券限制性条款之间的正相关关系。(4)在两权分离度较高的公司中,管理者不倾向使用约束自身经营决策的限制性条款,而更愿意使用对管理人员经营决策不产生影响,但会减少债券投资者实质损失的限制性条款。

终极控制股东与会计稳健性关系研究

本文结合中国制度背景，从代理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的视角理论推演终极控制股东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关系。采用2004～2012年间在沪、深上市的1324家非金融公司组成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总共8043个观察值），运用修正后的Basu（1997）模型实证检验终极控制股东如何影响会计稳健性。研究结果表明：（1）终极控制股东的现金流量权与会计稳健性正相关；（2）终极控制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的分离度与会计稳健性负相关；（3）与终极控制股东为非国有的公司相比，终极控制股东为国有的公司会计稳健性更强。

公司治理与财务危机预警——基于终极控制权视角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现金流财务指标进行统计处理的基础上,运用Logistic回归方法构造并实证检验了两大模型,即仅包含财务信息和引入终极控制人特征等公司治理因素的回归预测模型,实证结果表明,基于终极控制人特征的公司治理信息有利于预测上市公司是否可能发生财务困境。

终极控股股东视角下的可转债融资选择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资本市场改革持续稳步推进的背景下,2017年2月17日,证监会发布再融资新政引导上市公司再融资,而可转换债券由于不受新政约束,成为企业融资的重要手段之一,再融资市场的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基于终极控股股东视角,以2014—2019年发行可转债和进行定向增发、配股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Probit模型研究了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度对可转债融资选择的影响,以及内部控制质量、外部治理环境、企业生命周期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终极控股股东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越大,公司越倾向于发行可转债,以实现公司资本结构的优化。两权分离度与内部控制质量对可转债融资选择的影响具有交互作用,具体表现为,随着内部控制质量提高,两权分离导致的控股股东对可转债融资的正向支撑效应减弱;所在地市场化程度越高,两权分离度与可转债融资选择的正向关系越强。此外,区分企业所处生命周期,两权分离度与可转债融资选择均呈正相关关系,但主要体现在成熟期和衰退期,在成长期不存在显著影响,且影响强度从成长期到衰退期呈“递增型”。进一步研究表明,区分再融资新政颁布前后,这一正向支撑效应主要体现于新政颁布后,在新政颁布前不存在显著影响。从控股股东实施支撑行为的角度解释上市公司可转债融资行为,为上市公司进行终极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安排和可转债融资决策提供重要的经验借鉴,也为监管制度和政策的改进提供参考。

现金股利、控制权结构与股价崩溃风险

本文研究了上市公司在具有不同实际控股股东控制权结构下,现金股利与股价崩溃风险的关系。结果表明,过度支付现金股利会显著增加上市公司的股价崩溃风险;实际控制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会加剧现金股利与股价崩溃风险之间的正向关系。我们认为这一现象是现金股利中所蕴含的股东治理效应在资本市场上的体现。其现实意义在于,政策监管要着力于治"本",通过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以使股利分配真正立足于保护全体股东的利益。

终极控股股东类型、两权分离度与公司债券融资成本

以沪深两市同时发行股票和公司债券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终极控股股东类型和公司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对公司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越高,公司债券融资成本越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对于地方政府和非国有控股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投资者要求的风险溢价更高,特别是公司两权分离程度越高,公司债券融资成本越高。本文的研究为公司股权结构对债券市场投资者行为的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

终极所有权结构差异、两权分离程度与自主创新

本文以终极控制人的所有权结构差异为切入点,考察了终极控制人的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的配置结构与分离程度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终极控制人的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配置结构在一定范围内会激励企业的自主创新,超出这一范围则会对自主创新产生抑制效应;(2)两权分离程度对企业自主创新有显著的侵占效应,这种侵占效应会明显扭曲创新效率,当两权分离超过一定程度时,侵占效应导致自主创新呈现负效率;(3)采用Cobb Douglas生产函数推估的专利权价值作为自主创新的变量,检验结果仍然稳健。

家族控制、两权分离与债务期限结构选择——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我国2002-2008年家族控制上市公司数据,在控制相关变量下,从债务代理成本视角经验检查在中国债权人法律保护较弱的背景中,终极控制股东(家族)是否影响公司债务期限结构。本文提供的经验证据表明,终极控制股东显著影响公司债务期限结构。具体而言:(1)终极控制股东的控制权越大,公司具有显著低的长期债务水平;(2)终极控制股东的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分离度与公司债务期限显著负相关;(3)终极控制股东在上市公司中指派高管与公司债务期限显著负相关。

控股股东两权分离度与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的关系研究

采用2010—2014年可获得信息的2 363家沪深两市A股上市的非金融公司,共计9 751个观测值组成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从委托代理视角推演控股股东两权分离度与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的关系,并运用最小二乘法(OLS)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控股股东两权分离度与公司债务期限结构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由此,本文认为控股股东的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分离程度越大,选择长期债务规避债权人监督的可能性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