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化经营与盈余持续性的关系研究

基于2008-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多元化与公司盈余持续性的关系,考察了多元化对盈余不同组成部分持续性的影响,以及在多元化溢价和折价公司中多元化程度对盈余持续性影响的不同。研究结果表明:多元化公司比专业化的公司盈余持续性更强;与相关多元化相比,非相关多元化的盈余持续性更强;相关多元化和非相关多元化对现金流盈余和应计盈余持续性影响不同,与应计盈余相比,相关多元化程度和非相关多元化程度增强了现金流盈余的持续性;相关多元化和非相关多元化对盈余持续性的影响在发生多元化溢价的公司中更为显著。

多元化战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基于内生性和自选择模型的角度

基于公司多元化战略角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提供新解释,利用2008—2013年间沪市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考虑模型内生性和样本自选择问题,加入包括公司治理特征在内的公司特质为控制变量,实证检验了多元化战略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无论是赫芬达尔指数还是多元化虚拟变量,其系数都变得更小,说明多元化战略对企业绩效的负面影响较大;在通过工具变量法和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控制了内生性和样本自选择问题后,多元化战略对企业绩效的负面影响更为严重.稳健性检验显示结果是可靠的.该结论丰富了企业多元化战略理论,为企业有效实施多元化战略选择提供了科学依据.

我国男性的婚姻溢酬——基于内生选择性模型的分析

本文利用2008年的RUMiC(中印农民工调查数据)构造内生选择模型分析我国男性的婚姻溢酬。OLS结果显示,控制个人特征和单位特征后,已婚男性的工资大于未婚男性的工资,婚姻溢酬为0.360。控制了婚姻选择性和妻子工作时间内生性后,使用Hekman两步法对此分析后发现婚姻溢酬更大一些,达到了0.523;这表明我国男性的婚姻溢酬不能简单归因于选择性假说,即已婚男性比未婚男性拥有更高的不可观测的生产力。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我国男性的婚姻溢酬可以用生产力假说中的家庭内部分工理论来解释,OLS和Heckman两步法的回归结果均表明,我国男性的婚姻溢酬随妻子的工作时间上升而下降。

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贫困治理转型:内源性扶贫——以滇西北波多罗村为例

受自然、历史、地理等综合影响,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自然条件差、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落后,致贫因素复杂。贫困社区和贫困人口处于物质、人力、社会资本贫困叠加、负向影响的困境之中,缺乏自我发展能力。对扶贫对象进行贫困干预既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更需要以精细化的社区能力建设来不断增强扶贫对象与外部交流的意识和能力。这就需要农村贫困治理从线性、植入式的外源扶贫模式向内生能力培育为重点、多元参与治理的内源性扶贫转型。对波多罗村内源减贫研究表明,政府、社会组织、市场协同推进下,贫困农民生计资本提升,参与外部经济和市场竞争能力增强,生计结构向高价值优化,实现了增收和社区减贫。

“多元化折价”还是“多元化溢价”——研究方法与现有结论

在国外有关企业多元化的研究中,验证多元化对企业经营绩效影响的文献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文章建立了一种更为开阔的视野,旨在对这部分文献进行全面系统的回顾和评述,以期对中国企业经营战略选择以及国内有关企业多元化的研究提供借鉴。首先总结了多元化和企业经营绩效的主要度量方法,然后按照时间顺序将有关多元化对企业经营绩效影响的文献分为三个阶段,并分别对每个阶段的基本研究方法和主要结论进行了分析和评论。

中国工会是否存在工资溢价效应——基于2013年CGSS数据的分析

利用2013年的CGSS调查数据,通过内生转化模型纠正样本选择性偏误,并利用Blinder-Oaxaca分解方法,分析了工会对工人工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工人的入会倾向与劳动者的禀赋特征密切相关,纠正样本选择偏误得出工会会员与非工会会员的小时工资对数差异为8.1%,禀赋效应及系数效应均对员工工资的差异做出了显著的贡献,其中,系数效应产生的工资溢价约为9.3%,这表明我国工会确实存在明显的工资溢价效应。

内生动力提升导向下的多元化扶贫模式研究——基于邢台市的实践经验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是我国当前工作的重点。有效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是实现可持续脱贫的重要基础。对我国脱贫工作经历中救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和参与式扶贫3个扶贫阶段的主要任务和特点进行了梳理。基于对邢台市贫困县扶贫工作的实地调研,总结出该市扶贫工作的4种成功扶贫模式:脱贫小院,就地就业;农村电商,居家创业;安贫可耻,扶志扶智;龙头企业嫁接金融资本。对扶贫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对策与建议,旨为贫困地区脱贫工作的顺利实施提供参考。

社会资本、收入多样化与农户贫困脆弱性

运用陕西省秦巴山区的实地调研数据,基于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和内生转换回归模型,解决了样本选择偏差以及异质性等问题,对农户的社会资本、收入多样化和农户贫困脆弱性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并在反事实假设的基础上估计了收入多样化和收入专业化对贫困脆弱性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收入多样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贫困脆弱性有显著负向影响,社会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贫困脆弱性下降7. 95%。相较于收入多样化,收入专业化有助于降低未来发生贫困的可能性。其中,当收入多样化农户选择采用收入专业化时,贫困脆弱性将下降0. 135 9,当专业化农户选择收入多样化时,贫困脆弱性将上升0. 114 8。根据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社会资本能够有效降低贫困脆弱性,因此在对贫困地区农户进行精准扶贫时,应注重农户社会资本培育,加强农村文化建设,丰富农民日常生活娱乐,充分重视非正规风险承担网络有效降低贫困脆弱性的作用。(2)正规风险制度的不完善会促使农民选取收入多样化来抵御风险,但就长期来讲收入多样化并不能帮助农民有效脱贫。因此,政府应加强正规风险制度的培育和建设,注重提升农户抵御风险的能力,降低收入多样化在贫困地区的保险功能。(3)相较于收入多样化,收入专业化有助于降低未来发生贫困的可能性。政府应针对当地资源经济特征,落实和推进"一乡一业、一村一品"战略,逐步形成专业化生产格局,建立起产业扶贫的长效机制。通过加强农户技术培训,提升农户技能型人力资本,使其持久性地融入产业化扶贫项目中,提高内生性生计能力,实现永久性脱贫目标。本文的研究对于帮助农户有效脱贫,实现乡村振兴有着重要意义。

寡头垄断的保险市场及其监管

借鉴经济学中关于寡头垄断竞争的分析,可判断中国目前的保险市场已经进入寡头垄断阶段判断。在寡头垄断的格局下保险监管面临着必须破解的难题。解决此问题的方法是,在向偿付能力监管的过渡过程中,利用费率底线监管,在鼓励保险市场竞争的同时,限制保险市场的恶意竞争,促使中小保险公司走险种差异化的道路,使整个保险市场形成垄断主导、中小保险公司以差异求生存的市场格局。

全球LNG市场贸易发展现状及趋势

近年全球LNG贸易量持续快速增长,截至2013年,全球共有19个LNG出口国,98条生产线,总液化能力超过2.9×108t/a;同时LNG进口国达到28个,总接收能力超过6.4×108t。全球LNG需求呈现区域性特征,LNG进口主要集中在亚太、欧洲和美洲地区,亚洲一直是重点需求地区,南美成为新兴增长区。目前全球重要的LNG出口国主要集中于中东、非洲、中南美及亚太地区,前五大供应国为卡塔尔、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和尼日利亚。2013年全球LNG贸易量较2012年增量有限,仅增长90×104t,全年总贸易量2334×108t。需求和供应的区域性变化,导致全球贸易移向也有微小变化,亚太地区强劲的天然气需求,加之亚洲溢价下的高利润,促使多数供应国的出口战略东移,再加上供应量的增多和其他能源的竞争,全球LNG市场价格将会趋同发展。针对全球LNG市场的发展特点及中国的LNG应用市场,建议我国应提早做出合理规划,实现进口资源多元化,在考虑地缘政治关系的基础上增加LNG供应方,引领亚太地区形成合理的LNG价格机制。同时应加快LNG接收站建设,理性适时加大进口。

多元化折价与多元化溢价的稳健性:一个文献述评

自从Lang and Stulz(1994)提出多元化折价以来,多元化折价与溢价的争论成为公司财务领域的焦点问题之一。但是,文献研究表明,多元化本身可能是中性的,多元化可能并不是产生折价的原因。本文对多元化折价与溢价的文献进行了归纳,认为多元化折价与溢价的稳健性取决于多元化赖以存在的条件,以及实证研究是否解决了内生性问题。今后的研究需要提高数据的可靠性、消除内生性、引入新的方法、嵌入制度和政治关联等因素。

金融素养影响农户金融资产组合分散化吗?——以陕西省682个农户为例

论文基于陕西省农户实地调研数据,测算了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水平及金融资产组合分散化程度,实证检验了金融素养对金融资产组合分散化的影响。结果表明:整体上,农村居民金融素养较低,且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男性显著高于女性;金融素养与居民收入及受教育程度正相关;农村居民金融资产组合分散化水平总体上较低,均值仅为0.820;金融素养对居民的金融资产组合分散化有显著的提升作用;细分样本回归中,金融素养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更为显著,对教育水平更高的家庭影响更大;对非购房家庭的影响显著高于购房家庭,购房对金融资产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建议通过多种方式有效改善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提高金融资产配置能力,进而增加其财产性收入,改善其金融福利水平。

工会工资溢价效应研究

在工会的工资溢价能力充满争议的背景下,文章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使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研究工会工资溢价平均效应。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考虑了劳动者个人因素、企业因素及地区因素差异的情况下,工会对劳动者收入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平均工会工资溢价效应约为15%。使用倾向值匹配方法控制内生性后,以上结论仍具有稳健性,可信度较高。

生产要素配置视角下拉丁美洲的结构性发展困境——兼论中拉产能合作的对策建议

从生产层面上讲,拉丁美洲地区的长期发展悖论实质上是一种要素与结构的配置失衡问题,这集中反映在低效的生产能力、低密集度的技能水平,以及单一的经贸结构三个维度。追根溯源,这些特质可从五个维度进行阐释:结构性调整失当产生的"去工业化"问题;资源丰裕型经济对制造业的"挤出";研发与创新能力基础薄弱;劳动要素部门间的有序转移受阻;基础设施要素的系统性缺失。鉴于此,拉美国家亟待构建内生发展动力,并制定高效合理的产业政策,在这一背景下,我国近年来逐步深化的中拉产能合作机制正在成为拉美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外部助力,而基础设施领域便是其中的核心着眼点。

人工智能发展、干中学效应与技能溢价——基于内生技术进步模型的分析

人工智能技术正引领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拥抱这些发展成果的同时,社会各界一直担忧人工智能发展会提升技能溢价,即扩大低技能劳动力与高技能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并进一步扩大整个社会的收入差距。本文建立了一个内生技术进步模型,通过引入劳动力的技能异质性,划分出新任务的创造和旧任务的自动化改造两种技术进步形式,并强调低技能劳动力的干中学效应,全面考察人工智能发展对技能溢价的影响。研究发现:考虑低技能劳动力的干中学效应后,新任务的创造在提升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同时会更大幅度地提升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长期看会降低技能溢价;旧任务的自动化则会降低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提升技能溢价。在此基础上,本文使用数值模拟方法,进一步量化分析了低技能劳动力的学习能力、新任务的创造效率以及高技能劳动力的供给等因素对技能溢价的影响。本文有助于理解人工智能发展对技能溢价的影响机制,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启示。

中国上市公司多元化与企业绩效分析——基于内生性的考察

本文利用1999～2003年间数据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多元化的内生性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多元化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企业特征(规模、年龄、成长性、控股股东类型等)、行业特性会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多元化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而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并不显著。多元化会损害企业绩效,在控制了内生性问题之后,这种损害会更加严重。

多元化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研究

迄今为止,人们对多元化经营的认识还没有完全统一,多元化到底是在创造价值还是毁灭价值还没有定论。较早的研究认为多元化企业通常存在折价交易,也有大量文献度量了多元化的折价程度,并通常把多元化折价归因于多元化本身。近期的研究也有支持多元化折价的,但认为多元化折价不是多元化本身所致,而是并购前交易的结果。更新的研究则侧重于对多元化折价的置疑,认为以前的研究方法或数据存在问题,并用新的方法或数据验证其置疑的合理性。新的研究成果是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的,部分地克服了以前研究的不足,有其更合理的一面。本文认为多元化本身是中性的,多元化折价或多元化溢价的产生取决于公司特性。

出口内生型市场邻近、空间外部性与城镇工薪差距

本文利用投入产出、地理距离和贸易数据,构造了城市出口内生型市场邻近指标(MA),并在匹配微观个体和城市变量的基础上,从空间外部性视角经验分析了其对城镇工薪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出口内生型市场邻近总体上对技能溢价呈倒U型的作用机制,即在临界点之前,呈现扩大作用,临界点之后,呈现缩小作用;东部地区对技能溢价的扩大作用不仅高于中西部地区且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利用回归方法测算的城市技能工资差距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出口内生型市场邻近的提升有助于缩小技能工资差距,且对中西部地区和低集聚程度地区的影响更为明显。

劳动力就业城市选择对城市工资溢价的影响

中国逐步从定居社会转变为流迁社会,劳动力大范围流动体现在就业城市的自主选择上,该行为对城市工资溢价产生持续影响,同时城市工资溢价又影响劳动力的就业城市选择。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构建包含个体选择的处置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发现,中国存在城市工资溢价现象,劳动力的异质性特征和城市差异性特征显著影响就业城市选择行为;纠正劳动力城市选择的内生二元选择偏差后,发现中国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工资溢价变大,而大城市的工资溢价消失,中小城市工资比大城市更有竞争力。中国城市体系中的首尾优势是劳动力理性选择就业城市的结果,这为中国实施差异化的城市发展政策来实现城市体系的整体优化和内部协调提供了新思路。

反倾销保护对进口多元化的影响——基于中国微观企业的经验研究

以往关于反倾销贸易效应的研究忽略了进口增长的扩展边际,本研究首次估计了中国对外采取反倾销措施如何影响企业进口多元化。基于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全球反倾销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本文结合最邻近匹配技术和倍差法克服反倾销保护的内生选择问题。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对外反倾销措施显著降低了受保护企业的进口多元化水平,这一负面影响全部来源于企业从指控国进口多元化的萎缩且具有长期性;不同于进口流量,进口多元化不存在反倾销的贸易转移效应。民营企业和出口企业的进口多元化受反倾销影响更大;反倾销降低的主要是中间品进口多元化水平。本文的结论在改变函数形式、增加控制变量、替换反倾销度量指标和剔除加工贸易企业的情况下保持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