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官看性别观念对《周礼》的影响

性别观念广泛渗透于《周礼》之中。《周礼》一书共记录了20余种女官，散见于天官宰冢、地官司徒和春官宗伯之中。这些女官可以分为妇官和女奴两大系列。《周礼》中的女官不仅数量少、地位低下，而且体现出重性别分工、重女性教化、以“性”为君主服务等特征。《周礼》女官体系，是女性社会地位的缩影，是女性功能的凸显，也是男权帝国体制的翻板。

国外工作-家庭冲突性别差异研究综述

该文从工作-家庭冲突的程度、前因变量和后果变量三个方面总结了近年来国外关于工作-家庭冲突性别差异的研究。在分析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社会因素、家庭责任分配是造成工作-家庭冲突性别差异的主要原因。最后,就此领域的研究,特别是中国研究的未来方向进行了展望。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工作、家庭关系及其对负面情绪影响的性别差异

本文旨在探讨两性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时害怕、焦虑、担忧这些典型负面情绪的变化,以及疫情期间工作、家庭关系的变化对负面情绪影响的性别差异。借助2020年1月至3月在国内疫情上升期和下降期对同一批受访者的网络追踪调查,本文发现,虽然在疫情初期女性比男性表现出更多的负面情绪,但随着国内疫情趋于好转,女性负面情绪已降至与男性同一水平。疫情给女性工作带来的消极影响比男性大,这不利于女性负面情绪的改善;较之男性,女性负面情绪的改善更多受到家庭关系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工作出现消极变化的女性,家庭关系的改善能够缓和工作损失对她们情绪的不利影响。

摩登时代的女红传统——国货毛衣赛美大会背后的新闺范

不同于与小农经济结合的传统女红,毛线编织与现代化机器大生产的毛绒线产业和消费市场发展密不可分。本文从1934年"妇女国货年"天津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举办的抵羊牌"毛衣赛美大会"入手,讨论在毛纺企业、妇女杂志、女性团体及学校的联合推动下,时代的经济结构和政治、文化风潮如何共同制造摩登时代的女红传统。在不挑战妇女家庭定位和社会秩序的基础上,以国货毛线进行家庭手工编织作为适应新的生产方式、体现时代风尚、有助于家庭经济与支持民族国家经济发展的摩登时代妇女生活和消费方式被大力推广,成为摩登时代的新闺范。传统女红规范借助现代技术得以延续,演变成为糅合现代性与本土性的"新闺范"。作为一种女性工作,从私领域来看,毛线编织继承了传统女红的"女性工作"中的情感和伦理内涵,逐渐替代刺绣、纺织成为女性情感和家庭责任的标准化表达;在公领域层面,毛线编织以其与现代技术和本土毛纺产业发展的关联而具有了体现女国民世界意识和国家意识、有补于现代民族国家经济发展的道德合法性。与此同时,随着价格低廉的国货毛线的普及,手工毛线织物的消费市场日渐发展,毛线编织开始出现从女性工作向妇女劳作的转向,妇女亦由此得以开辟新的职业空间和物质文化。文章最后进一步对以毛线编织为代表的女红传统发展之于妇女解放的可能与局限进行了讨论。

人民公社时期大田农作的女性化现象——基于对西部两个村落的研究

当下愈演愈烈的"农业女性化"趋势,实际上是人民公社体制下的一个历史遗产,并与那个时代的农作实践在很多方面一脉相承。文章主要依据对内蒙和陕西两个村落研究的第一手数据,旨在较系统地剖析农田劳作女性化的微观经历并探究其背后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揭示,在人民公社时期,担任大小队干部、占据技术性岗位及从事社队企业等非农劳动的基本上是清一色的男性。从事大田作业的农村妇女人数及其所承担的劳动份额时常超过男性,因而成为一个不争的常态化事实。然而,妇女的农业贡献与其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劣势形成了鲜明的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