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民深度融合发展的经济学解释

军民融合发展已经上升为我国的国家战略。军工产业关系国家战略安全,因此对价格不敏感,能够在前沿和重大关键技术的开发、产业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军工产品需求规模小、军工企业数量少的特点又会造成封闭的军工体系效率低、成本高。民用产业规模大、需求多元、企业数量多、产业分工细化,因此技术创新活跃,生产效率高,具有成本优势。通过军民深度融合,不仅有利于带动民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而且有利于提高军工产业的效率,增强国防安全保障。军民融合具有不同的层次,其深入推进需要相关体制、机制和政策调整,也需要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

魏晋南北朝文武分途的基础性研究——几个概念的辨析

从文武官职的角度看,"军将"、"武臣"、"武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用来泛指军事行动中的各级统帅,多与地方行政官职构成文武之别,但"军将"一词北魏后内涵有所扩展,亦指中央与地方军队的统帅。"文官"与"武官"之称从东汉开始普及,主要用以区分中央官职。两汉存在"文吏"与"武吏"的对举,所指侧重地方的基层吏员集团。从文武群体的角度来看,汉代以后,从军队出身、以武功扬名者渐渐被视为一个群体,该群体常被称作"武士"、"武夫"、"武人"、"武将",他们多具有善战强悍、学识浅薄、不闲吏职等比较固定的特征。文人群体常被称为"文吏"、"儒生"、"文士"、"文人"、"学士",尽管诸词所指人群掌握的知识不尽相同,但它们都和武人群体相区别,强调其不长武事的特征。

从官匠到民匠——古代工匠身份的变化对中国古代建筑发展的影响分析

中国古代工匠有着从官匠到民匠人身束缚获得解放的过程,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正向趋势,但似乎与中国古代建筑发展规律有些相悖。通过分析工匠与营造过程的关系,发现分工协作设计引起了工匠群体内部的阶层分化,产生了稳定的基层工匠管理模式。大多数工匠在营造过程中的位置如模块构件一般可替换,其创造性受到自觉的约束;总领工匠被官方收编变成匠官,代表了官方意志而具有保守性。或许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走向停滞与这两个层面的局限有关。

论北宋三衙职能转变及其与禁军的关系

北宋两司三衙为最高军政机构,处于三大军政体系的核心,以禁兵、厢兵等为行施军政的对象。北宋军队体系以禁军为主干,禁军各级将校统辖对象为有组织的军队。禁兵与三衙的隶属关系,不同于将校与禁军的统辖关系。五代宋初至北宋中后期,禁军编制方式由作战编制向蓄兵单位转变,禁军组织体系围绕军政体系而转变。军政体系与军队组织体系分两线并行发展,管军和三衙主官分居两大体系的顶端。中低级将校与三衙官吏分属不同的组织体系,然在三衙军政体系下,三衙机构和各级将校在军政实施的诸多环节中紧密衔接起来。

论西汉官职乱象

西汉官职系统虽继承秦制,但在不断的摸索中呈现出三大乱象:一是文职、武职官员区分不清,二是官职分工混乱,三是新官职设立随意。这些现象说明西汉官职系统还不成熟,仍然在探索过程中。

图像学视角下的清代文武官服补子纹样研究

通过图像学视角,以历史资料为依托,分析清代文武官服补子纹样的艺术特征及文化内涵,通过补子纹样分辨身份地位,体现服饰制度特征,窥探古人以图叙事,以图传意的政治情怀,表达忠诚、勇敢、睿智等思想的同时又增添了几分神话的色彩。

明代嘉靖倭乱之后浙江总兵考略--《明代职官年表》《浙江军事志》补正

在中外交通史、海防史、倭寇史、海禁史、战争史、海盗史、开放史等相关研究中,浙江总兵是非常重要的海防人物。张德信《明代职官年表》为从事明史相关研究提供了很大便利,但其镇守总兵年表却存在诸多错误疏漏之处。本文主要就该表之浙江总兵部分予以辨误校勘及补遗,并提供相对完整的明代历任浙江总兵年表以供研究者借鉴,并补《浙江军事志》之不足。

张浚与岳飞关系再论——兼谈南宋初年的文武矛盾

绍兴五年至绍兴七年,张浚与岳飞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合作到分离的过程。造成这种关系变化的导火索是张浚与岳飞对北伐和淮西兵权归属问题的分歧。岳飞愤然离职的行为使将相不和的矛盾公开化,突显了当时武将权势地位的膨胀。张浚、岳飞的矛盾逐渐演变为朝廷与武将、宋高宗与岳飞的矛盾。宋代长期文武殊途导致的文武思维差异与崇文抑武的政治传统无法提供一个良好的文武互信环境,是导致岳飞、张浚关系走向分裂的根本原因。

《后汉书》所记载文臣武将对《孙子兵法》的运用

《后汉书》对东汉文臣武将运用《孙子兵法》的重要信息有所披露。研习《孙子兵法》者有文臣冯衍,武将有马武、冯异、皇甫规。《孙子兵法》理论运用者,文臣有申屠刚、刘陶、朱勃、高彪、班固、沮授、郭图和审配。《孙子兵法》战术实践者,文臣有田丰、荀彧,武将有冯异、董卓、皇甫嵩。总体而言,东汉文臣武将运用《孙子兵法》的场合多种多样,既有政治斗争中的使用,也有各种战争中的使用,还有文学创作中的使用。东汉文赋、箴言、碑铭的创作中显现出《孙子兵法》元素。

对先秦“文武分职”问题的再考察

通常认为,文武分职、将相殊途是战国时期职官制度建设上的重大进展与显著特色。本文则认为,就军政系统而言,文武分职现象早在殷商、西周时期就存在,并不始于战国;就军令系统而言,即使是在战国时期,文武相糅、职事兼摄的现象也在所多有,导致这一局面的深层次原因则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人治性质。

明代设置的军民指挥使司考论

军民指挥使司是明代设置于西部边疆和民族地区的一种特殊行政建置,其创制并大规模实施于洪武年间。"军卫牧民"是制度设计的初衷,而民户数量是设置与否的根本指标,少数民族地区仅是外在表现形式。军民指挥使司管理体制有利于减轻百姓负担、安抚和教化地方、沟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但因明中后期世袭武官体制的腐化、人口的增殖等因素,军民指挥使司亦逐步失去了管理地方的活力,在明中后期、清前期渐次由流官充任的府(州、县、厅)等建置所取代。

明代军民指挥使司建置标准考论

军民指挥使司是明代创制的兼管军民的特殊行政建置,而其建置标准学界认知多有不同。本文认为民户是军民指挥使司建立的关键要素,并利用大量的明代文献材料,证实了军民指挥使司直接或间接的辖有相当数量的编户齐民。而集中分布在北边一线的实土卫所并未建立起军民共管的军民卫所体制,进一步印证了民户对军民指挥使司建立的重要意义。这决定了军民指挥使司具有"军"与"民"的两面性特征,游走于都司与布政司两套管理系统之间。

北宋卢震墓志及相关问题研究

北宋卢震墓志出土于河南省洛阳市。卢震其人史书无载,该志文关于卢震本人仕宦交游情况及其政治作为的详细记载,弥补了史料记载的不足。志文反映了志主卢震的家族世系、仕宦经历、婚姻子嗣等相关内容。而志文中有关卢震仕宦经历的记载,反映了宋代社会文武官阶调换的社会现象。志文中反映的宋代法律"慎刑"思想的实施过程值得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