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初唐诗歌革新理论的再认识

初唐时期在诗歌理论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但是 ,前人对初唐诗歌革新理论的认识还存在着某些误解和偏差。本文认为 :高宗、武后时期已基本肃清了浮靡轻艳的齐、梁诗风的影响 ,杨炯、卢藏用、王勃的有关文章与陈子昂的《修竹篇序》一样 ,都是讨伐齐、梁诗风的檄文。初唐诗风的转变 ,主要是诗歌内部矛盾斗争的必然 ,也是许多有识之士共同努力的结果 ;追求浓烈的情思和高昂的基调 ,倡导“风骨”、“兴寄”、“风雅”,正是矫正南朝诗风的正确途径。其实质就是主张诗歌创作应该密切联系社会实际 ,干预生活 ,干预政治。初唐时期的诗人在创作实践中不断完善了律诗这一形式 ,律诗在比“沈宋”略早的“四友”,特别是杜审言的手中已经成熟。

唐太宗与齐梁诗风之关系

学界在评价唐初贞观诗坛创作成就时,往往对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中融合南北文风的观点赞不绝口,但是我们在对南北朝文学创作成就进行分析后,发现北朝并没有产生能够与南方分庭抗礼的文学成就,魏徵之论乃出于崇重北朝文化之目的,与史实并不相符。在此历史条件下,唐太宗要想进行诗歌创作,客观上就只能多从齐梁诗歌或受齐梁诗风影响的齐周、陈隋诗歌中汲取艺术养料了。另一方面,唐太宗主观上也对齐梁以来的南方文化艺术颇为推崇,他不仅重用江左文人,而且能以较公正、平和的态度对待齐梁诗风,创作中更是多有学南之举。唐太宗对齐梁诗风的这种态度及其艺术实践,为唐初诗人如何合理地改造齐梁诗、形成唐诗新品格,进行了一次很有价值的艺术尝试,具有深远的诗史意义。

论严羽《沧浪诗话》的诗史观

严羽在前人的基础上,从断代的角度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诗史观。他以"悟""气象"和"词、理、意兴"等审美范畴作为不同朝代诗歌的品评标准,以汉魏晋盛唐诗歌为典范。严羽要求"辨体制",阐述了诗体的起源与流变规律。他重视以楚辞为本的"起",辨析楚辞汉魏晋的诗体源流,又强调体制的"变",阐明了汉魏晋诗歌在开创诗体中的重要作用,目的在于正本清源。他的"五唐分期"说、"以盛唐为法"和"扬唐抑宋"的宗唐观,对明清产生了重要影响。严羽在诗歌正变观的基础上,还体现了辨证意识,他以朝代评诗只是大体而言的。对于宋代王安石的《胡笳十八拍》等,他也能给予肯定。中唐的柳宗元也因他的肯定而确立了诗史地位。

论《唐诗三百首》的经典观

《唐诗三百首》是以《唐诗别裁集》初刻本为蓝本编选而成,主要表现为编选体例和选诗宗旨相近,所选篇目相合率较高。《唐诗三百首》选诗既重"诗教",又重诗歌的艺术感染力。它在沿袭《唐诗别裁集》初刻本推尊盛唐观念的同时,降低了初唐诗的比重,突出了中晚唐诗歌,并把李商隐归举为唐诗大家。《唐诗三百首》的经典观反映了清代中期诗学思潮对唐诗经典体系的重新建构。

自成一家之体,卓为百代之宗——浅析韦应物诗歌风格的成因

从社会背景、个人因素以及对前人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三个方面,阐述了韦诗风格的形成原因,并分析了韦诗在创作过程中各个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与渊源。

贞元的价值及意义——兼及对古代文学史分期的思考

文学史上,唐德宗贞元时期是一个处于文化"夹缝"间,少被研究者重视,但又有着丰富文化蕴含的时期。它新旧杂陈,既有浓重的大历气息,又有元和文学的很多质素。文化史上,贞元文学是"唐宋变革"的一个关节点;文学史上,它奠定了宋代文学的一个发展方向。通过对贞元时期的审视,认为古代文学史应该打破王朝分期界限;古代文学史家应当以更通达的眼光和多元的思路、方法来构建文学史框架,以期对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有一个更接近于历史真实的描述。

“诗的孟浩然”与“孟浩然的诗”——简论盛唐人对孟浩然的认知及其意义

闻一多先生在讨论孟浩然诗歌之时提出"诗的孟浩然"与"孟浩然的诗",强调了孟浩然其人其诗的统一性。关于孟浩然,盛唐人多拈出"清"一语对其进行评价。"清"大致包含了人格的独立高洁与诗歌的清新自然两方面内涵,这与闻一多的评价呈现出一致之处。孟浩然其人其诗,突出地体现了盛唐人的精神风貌与艺术追求,盛唐气象的内涵也由此得到体现。

狂歌悲音祭大唐——另类表现的晚唐文学一瞥

晚唐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仍,儒家思想面临着巨大挑战。许多文人淡出儒家礼教,社会关怀渐次弱化,生命关怀得到注视,"温李新声"和"晚唐体"诗风的风行,就是人们关注视野变化的表现。因为文人终难完全忘怀世事,又因社会积弊难返,时人亦无治世良方,文人或者激于世乱而发抨击时弊的忧患之音,或者出言狂放而吐叛逆之辞,由此形成晚唐文学另一种不同于前此的创作倾向。具体表现在:一是追随禅、道思想,不屑儒家礼教,对乱世种种怪现状极尽嘲笑之能事;二是以悲愤之情抨击时弊,表现出诗人对末世的无穷忧患。

先唐时代之宣城:江南奥壤,山水诗都

唐代以前的宣城,走过了由县邑到郡治、由江南西部的行政中心到江南地区的政治腹地与经济沃壤的历程。其间几个关键节点是:楚国置爰陵邑,西汉置丹杨郡,孙吴丹杨郡迁治建业,西晋分置宣城郡,六朝时代之宣城既为近畿要地、又逐渐成长为文化名邦。以南齐谢朓为标志人物的山水诗的创作与影响,既反映了南朝时代宣城的文化特色,也使得宣城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名副其实的"山水诗都"。

诗句无人识,应须把剑看——论姚合反映幕府戎旅题材的作品

姚合是中晚唐之交颇具影响力的诗人,以“武功体”闻名。目前学者多注意其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及闲适类作品的成就,对姚其他类型的作品则缺乏深入的探讨。姚合的反映幕府戎旅生活的作品,在姚合的诗歌中独具特色,此类作品多为胸襟抱负的直接抒写,感情浓郁而强烈,反映出姚合的爱国之情、忧国之思与济世之怀。研究姚合这类作品,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姚合诗歌风格发展演变的轨迹以及全面地把握姚诗的总体风貌。

初盛唐牡丹诗词的文化观照

牡丹在唐代大规模进入人们的审美玩赏视野,是一件富有传奇色彩的宫廷文化事件。初盛唐时期,由于武则天、唐玄宗、杨贵妃等人的特殊审美兴趣,宫廷中形成了玩赏牡丹的风气,并体现出求新求奇、追求巨丽之美的审美趣味。在为数不多的初盛唐时期牡丹诗词中,因审美观赏及具体创作情境的不同,以及作者个体情怀的差异,已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向。上官婉儿、李白应制创作的牡丹诗词,一方面体现这种审美趣味,另一方面又与宫廷政治有密切关联。与此同时,王维、天宝名公等创作的牡丹诗,则给牡丹审美文化注入了最早的一缕文人化气息。

简评皎然的唐诗观

中唐诗论家、诗评家皎然在《诗式》等著作中对大历诗坛有独特的评价 ,对初唐诗人陈子昂、沈拴期、宋之问有鲜明的褒贬。其明显的局限是有过重的南朝情结 ,对唐诗的特质缺乏认识 ,而摘句评诗也存在失误。

统一新罗时期汉诗的晚唐风韵

统一新罗前、中期留存的汉诗作品寥寥无几,直到统一新罗后期汉诗创作的主体——新罗宾贡诗人的汉诗才大量出现。在题材内容上,宾贡诗人的汉诗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晚唐诗人的影响,具有浓郁的儒释道化的感伤底蕴,这种感伤底蕴以壮志未酬而忧郁难伸的儒家济世情怀为主要基调,又兼有离宦退隐而无奈伤感的释道情怀;在艺术风格技巧上,宾贡诗人的汉诗以淡雅明畅为主导,也不乏清健俊丽、雄劲壮阔之作,并且借鉴了晚唐主流诗派——温李诗派的对仗、声律及用典技巧,使其汉诗在平易通畅中见精工典雅。

中晚唐时期边塞诗中长城的美学意境

边塞诗是中国诗歌史上一种重要的诗歌题材,在唐朝达到数量与艺术成就的巅峰。盛唐的边塞诗激昂奔放,中晚唐边塞诗沉郁悲凉。长城是中晚唐边塞诗中常见的意象,或指代苦寒的边塞战场,展现雄浑悲凉的壮美;或借指古代的英勇战将,展现感慨万千的家国情怀;还能寄托小儿女情怀,展现含蓄的思念或无尽的同情。文章通过中晚唐历史背景介绍、边塞诗歌特点概括以及唐诗意象与意境的美学阐释,分析出长城在中晚唐边塞诗中展现的雄浑、悲壮与含蓄的美学意境。

从王梵志诗看初盛唐时期民间的地狱观

敦煌写本通俗白话诗王梵志诗较为真实、全面地反映了初盛唐时期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狱观。其主要内容有:阎罗王取代了太山府君,成为地狱的主宰;"冥判"是地狱的中心环节;"奈河"已在冥界出现。这种观念世俗化为"七七斋"在民间流行。王梵志诗还反映了初盛唐时期佛教地狱观念与儒家孝道文化在民间的初步融合,表明佛教地狱思想已开始中土化、世俗化。

唐后期唐诗选本与唐诗观念的流变

选本是中国古代诗学的重要批评形态。它可以反映出一个批评家的文学批评观念，也可以反映出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想的变化轨迹。研究唐后期唐诗选本可以明了唐后期唐诗观念流变的路向和诗歌审美倾向的变化。

刘言史诗歌的艺术成就及诗史定位

中唐是唐代社会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文学在此期间也发生了重要转型,诗歌作为唐代文学的代表尤其彰显出这一特点。刘言史作为中唐时期声名并不显赫的诗人,前期诗风美丽恢赡,后期渐入淡泊超诣,前后不同的风格变化体现出诗人心境的改变,同时也反映出社会环境的改变。刘言史的诗歌艺术成就多元,一方面继承了盛唐风韵,诗中有画;另一方面组合新意,被认为是"昌谷之流"。诗人一生经历玄、肃、代、德、顺、宪宗时期,时代跨度较大,考察他前后诗风的变化、归纳其艺术成就,对揭示转型期中小诗人创作特色的形成,具有启示意义。

明前期唐诗分期与宗尚

明前期关于唐诗分期的论述,主要以高棅与台阁文人为代表。洪武间高棅编选《唐诗品汇》,形成"四唐九品"之分期,在"世变论"与"体裁论"结合下注重唐诗之文学考察;永乐末高棅在《唐诗品汇》基础上删减成《唐诗正声》一书,已多以"性情之正"为标准选诗,其诗学思想与台阁文人渐趋一致。永乐至成化间台阁文人之唐诗分期多曲解杨士弘《唐音》之三分法,分期更多是依据"世变论"。高棅与台阁文人虽同尊盛唐,但又有区别,前者多推崇盛唐之古诗,而后者更尊尚盛唐之律诗。台阁诗学思想下的唐诗分期与宗尚存在诸多矛盾,在为何尊唐、为何尊杜等问题上难以自圆其说,显示出其理论的局限性。

乔亿《大历诗略》与格调诗学的深化

宝应才子乔亿深为沈德潜所赏,是乾隆间格调诗学最重要的传人。其诗歌观念以性情为体,但主张"所谓性情者,不必义关乎伦常,意深于美刺,但触物起兴有真趣存焉耳",则异于沈德潜之说。其论诗之用,主张根于经史,积学知道,着眼于大处,对沈德潜诗学之精深博厚固能大体仿佛,而于沈之迂腐肤廓也未能或免。其《大历诗略》是古代唯一一部大历诗评选,也是格调派诗歌评点中很有代表性的一种,集中展示了格调派评点的批评风格和批评话语。乔亿诗学总体上显示出格调诗学在乾隆年间的深化。

《唐诗品汇》与四唐分期说的确立

明初诗学批评家高棅编选的《唐诗品汇》是明代最有影响的唐诗选本,也是以评选结合方式来体现自己诗学批评思想的重要的诗论著作。尤其是其唐诗分期理论,在广泛吸收唐末以来唐诗分期学说的基础上,正式确定了四唐分期说,显示了唐诗分期的批评史意义,对明代唐诗学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