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因果关系的归责功能

“归因—归责”的阶层性判断框架对因果关系从事实到规范、从客观到主观的判断模式是法学界的共识,但对事实因果关系的判断是否只是单纯地适用条件公式值得研究。行为危险现实化说在特殊体质和介入型案件中采用比较事实原因力的方法降低规范判断承载的压力,把对危险实现的规范判断建立在事实因果关系判断的基础之上,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事实因果关系的重要性。无论是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从日常生活经验来看,事实因果关系都不是用形式化的“若无则不”公式判断的诸多等值条件关系。事实因果关系对法律因果关系具有判断和认知两种功能。危险创设阶段的事实因果关系主要是对心理类案件和不作为案件中的因果关系提供认知功能。危险实现阶段的事实因果关系可以为特殊体质案件和介入型案件提供基于事实原因力比较的判断功能;在因果关系存在科学不确定性的案件中,危险是如何具体实现的需要通过流行病学或其他学科的合法则的事实因果关系进行判断。并非所有案件都需要事实因果关系对归责的辅助性判断功能,在非疑难案件中,事实因果关系没有必要受到特别重视;在有些疑难案件中,疑难的确只存在于规范判断上,对于这些案件,事实因果关系只需要根据条件说即可验证。

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横断切面与危险的现实说之确立

刑法因果关系理论是刑法理论体系这棵大树基干上的部分树桩,将因果关系理论这个树桩单独抽出来,垂直于它的正中心进行横断切面解剖和分析,可以看出中外刑法因果关系理论发展的纹理和各种学说的优劣,以及刑法因果关系未来发展的图景。分析当下中国刑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现状,可以发现因果关系理论极不统一。因果关系理论横断切面的剖析最终仍然要寻求纵向切面的发展。危险的现实化说具有穿越以往因果关系理论的各种学说的现实力量,它在以往因果关系理论基础之上发展而来,同时又克服了以往因果关系理论的缺陷,置于因果关系理论之桩的横断切面上和其他因果关系理论比较,危险的现实化理论相对而言更具有优势。

论中国儒家思想的仁学

儒家思想是中国最古老、最博大和最有影响的学派,仁学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仁学是孔子依据礼乐文化传统所做的理论创造,是反映社会变革过程中的时代精神的一种哲学。他所包含的仁者爱人、忠恕之道、仁民爱物、民贵君轻、天人合一等内容,对我们当今社会仍具现实意义。

允诺禁反言规则与禁止反悔原则之比较研究

“允诺禁反言”是英美合同法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它于19世纪末形成,在20世纪得到充分发展。知识产权领域的禁止反悔原则虽脱胎于允诺禁反言规则,但是它们在允诺的形式、意思表示、主观要件和适用范围上仍有许多不同之处。这两个原则因倡导公平正义和注重法律与现实的联系,对我国合同法和专利法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美国职务发明报酬充分对价研究——兼论对我国专利法的借鉴意义

对价理论是现代英美合同法的核心理论之一,充分对价原则是在美国司法实践中形成的。在职务发明中,美国法院通常采用附和合同理论作为裁判雇主与雇员签订的提前转让发明协议效力的主要依据,此时充分对价原则成为重要法律原则。充分对价主要适用于执行雇主任务或者利用雇主物质技术条件完成职务发明等情形。根据相关司法实践,雇主给予雇员奖金、提升工资、晋升职位,以及对于自由雇员允诺继续雇佣等均符合充分对价的要求,而雇主已经承担的合同义务则不构成充分对价。借鉴美国司法经验,我国可以将职务发明"合理的报酬"修改为"充分的报酬",并明确"充分的报酬"计算标准以及不符合"充分的报酬"情形。

论运用忠恕之道理念矫正罪犯心理

忠恕之道是我国古代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也是儒家修身的重要标准。忠恕之道是讲求尽心竭力地为别人办事,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运用忠恕之道理念矫正罪犯的心理--推己及人--由自己的心理推断别人的心理,通过角色互换的心理体验,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用仁爱之心去帮助别人,将心比心,宽厚待人,可以使罪犯走向利他主义的道路。

中庸之道之我见

中庸之道,由孔子提出的中庸之德发展而来。历代经学家乃至当代有关学者都曾就中庸的诠释问题阐述过自己独到的认识。本文即就这些研究成果予以综合分析,并由此而进一步探讨中庸之道的内蕴和实质,探讨怎样才能实现中庸之道,以及实现中庸之道对构建和谐社会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问题。

合同自由与等价交换的博弈——英美“约因无须等价”规则研究

"约因"是传统英美合同法的核心要件,而"约因必须充足但无须等价"则是法官认定"约因"是否存在进而决定允诺是否有强制力的指导性规则。该规则衍生于英格兰中世纪的合同诉讼,于18世纪后期确立为近现代英美合同法的重要内容。"名义约因"与"虚假约因陈述"是约因无须等价的两种特殊情形。约因无须等价规则的起源与发展生动地诠释了普通法的传统个性,它蕴涵了合同自由的精神,并发挥着促进交易之功能。将合同关系的本质概括为"协作"是当代学者对约因无须等价规则提出的最新哲学辩护。

建国以来我国社会政策的价值转变

经过多年的市场经济实践,我国社会政策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显著变化。曾经流行一时的"大公无私"、"兴公灭私"早已变成历史口号,忽视个人福利的虚幻集体主义也被真实的集体主义所取代,平均主义更是受到普遍的唾弃,社会政策的价值取向从差别性的家长主义向差别性的剩余主义转变。公私观和义利观、集体观和公平观很大程度上只是社会政策的价值指导和价值目标,真正对普通公民的福利产生直接影响的是社会政策的价值取向。

旅游网站文本翻译的文化思考

旅游翻译日渐成为对外旅游营销与中华文化传播的新型手段,而文化词翻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为了实现传递信息与诱发行动的功能,译者在翻译旅游网站中具有文化内涵的词语时,要树立文化考量意识,尽可能保留和传达其文化特色,同时兼顾读者的接受程度;在翻译的过程中要坚持信息的充分性与可接受性的翻译原则,采用恰当的翻译方法。

“忠恕之道”伦理意蕴的现代反思——以张扬的都市电影“父亲三部曲”为例

"忠恕之道"是孔子"仁学"的实践根本,在注重血缘亲情的中国传统社会起到了稳固家庭伦理关系的作用。时至今日,在现代社会的转型和西方文明冲击的背景下,中国传统"忠恕之道"的哲学内涵变得更加丰富、多维。张扬的"父亲三部曲"通过对父子关系从冲突到和解的影像化叙述,生动地表达了他对"忠恕之道"伦理意蕴的现代反思。

齐物与忠恕:章太炎“以庄证孔”思想发微

章太炎曾自称其学为"以庄证孔",即以庄子的"齐物"哲学解释孔子的"忠恕之道",他因此提出"尽忠恕者是惟庄生能之""齐物即忠恕两举者"等理论。太炎将"齐物"与"忠恕"相贯通的内在理路是:他先以佛学之"真如"——"平等"证庄子之"无我"——"齐物",再以庄子之"无我"——"齐物"证孔子之"忠恕之道"。如果说传统学界对"忠恕"的解释是"有己之忠恕",那么,太炎基于庄学和佛学的"忠恕"则是"无己之忠道"与"有己之恕道"两相并举,传统解释重"恕道",太炎更重"忠道";传统之"忠道"是反己尽己,太炎之"忠道"是虚己尽彼。他强调以"恕道"推度他者之时,同时需要以"忠道"整全地观照他者,此庶几有补儒学"絜矩之道"之所可能产生的为孔子所始料未及的种种负面影响。太炎先"以佛证庄"再以"以庄证孔"之思想关怀,是以东方古典思想对所谓公理、自由、平等等近代西方启蒙理念进行批判和重建。

英美法系对价原则的矛盾性及其解读

对价原则作为英美契约法的效力基石,其主要功能是判断非正式允诺是否具有强制力。然而,对价原则自身在概念、功能、内容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矛盾性,体现为概念是否具有可确定的矛盾、对价的积极功能与消极功能之间的矛盾、具体规则之例外情形大量出现的矛盾。究其原因是,看待问题的视角不同、关键内核把握不同、历史发展规律和逻辑使然等。

孔子“一贯之道”的社会生态分析

孔子是中华民族的圣人,是我们的至圣先师,他的一贯之道不但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同时也是维系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促进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基本社会生态观。孔子的"一贯之道"包括孝敬诚信、忠恕、中庸、因革损益等"人道"内涵,是促进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社会生态观。对"一贯之道"进行社会生态分析,有助于维护社会生态平衡、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约因制度初探

约因制度作为英美契约法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有其浓厚的法律文化背景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沉淀过程,通过法官的司法判例确立了一系列特色鲜明的原则。这些原则对当下我们建立诚信社会,从方法论的角度寻“求诚信原则”的法律实现程式,极具借鉴意义。

执行程序中权利外观优先保护之检讨——以名义股东股权被执行为例

名义股东的债权人请求法院执行登记于名义股东名下的股权时,实际出资人通常会提出异议,并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学界普遍认为此时应该以效率优先为理论基础,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司法实践中也以我国《公司法》第32条第3款为依据,确保债权人对于登记外观的信赖利益。在我国,除非有善意取得等特别规定,股权登记只具有对抗效力,不能作为信赖登记的第三人被保护的理由。而《公司法》第32条第3款只是登记对抗主义的规定,法院将其作为依据确保债权人的信赖利益是一种误读。执行程序中股权权属的认定,不应坚持外观主义原则,而应该回到实质主义逻辑上面,即股权归属于实际出资人,但是前提是该权属应该得到公司(其他股东)的认可。

英美合同法对价理论的形成与流变

作为现代英美合同法的核心理论与原则的对价理论,在古典合同理论确立后,获得了一般化。就其内涵,英美法上先后出现了两种主要的经典理论:英国的获益受损理论和美国的对价交易理论。本文梳理了对价理论的历史演化过程,特别时上述两种经典对价理论各自的产生、流变、继承、含义、构成及二者之相互关联与差别进行了深入分析与研究。

在法律之内考量裁判后果

在以规则为基础的教义推理和基于后果考量的司法裁判之间产生了诸多争论,学者们就一些具体问题已达成若干共识。教义论证是一种基础性的法律方法,而后果主义涉及对裁判规则和理由的二次证成,扮演着一种辅助性和补充性的角色。教义推理所关注的主要是规范后果,相比之下,社会后果主义更关心法律之外的后果,它所可能带来的最大风险在于容易将法官引入法外裁判的境地。为此,需要以法教义学改造后果主义,将后果主义的适用严格限定在疑难案件领域,同时从法律体系中提炼出若干形式和实质标准,限制后果考量对既有法律标准的偏离,以最终实现后果考量与依法裁判的统一,坚决捍卫司法裁判的根本法律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