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性质解构与效力重塑

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性质存在“保证说”“契约说”“证据说”等多种观点。其中,“契约说”与“保证说”针锋相对,不可调和。从“具结”的词源本义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等多重角度看,认罪认罚具结书应当是犯罪嫌疑人向人民检察院出具的单方保证,而不应当是控辩双方之间达成的认罪认罚协议。这一性质定位,决定了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效力仅及于被追诉人,而不可能约束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为兼顾权利保障和诉讼效率的平衡,可以允许嫌疑人在审查起诉阶段随时撤回具结书,但撤回具结书后,在审查起诉阶段应禁止其再次具结。从认罪认罚案件正式进入庭审开始,不再允许被告人撤回具结书。具结书对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没有约束力。在被追诉人签署具结书后,人民检察院原则上没有正当理由不应再行改变量刑建议,但这并不是受具结书拘束,而是受认罪认罚制度本身的约束。人民法院“一般应当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也不是受具结书的拘束,而是受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权的约束。

金融监管处罚中主观过错要件之研究

我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首度全面修订的重大成果之一,是确立了行政处罚的过错归责原则。正确地理解和把握过错要件,对于金融监管处罚的立法设计和执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依照公法上的责任主义原理,违法行为人的主观过错是其应受法律非难的不端心态,也是其应受行政处罚的独立要件。我国实定法中的过错条款,既采用过错推定模式,又容许例外归责事由。基于行政法治原理、金融市场规律、监管成本负荷等角度考量,金融监管处罚应以过错推定责任为基本原则,以其他归责事由为必要补充。在金融监管执法中正确适用过错条款,需注意下列问题:一是要遵循“归责-定性-量罚”的过错考察路径;二是要运用注意义务分析法、行业惯例比照法、成本收益测算法等过错判断方法;三是在金融违法双罚制下,应对金融机构及其自然人成员的过错状况和行政责任进行相对独立的认定。

食品行业行政处罚合理性之优化探析——以我国近五年行政处罚司法案例为样本

实证分析我国近五年的食品行业行政处罚司法案例,发现该行业因行政处罚而提起诉讼案的受罚理由以危害食品安全为主,行政相对人主要为餐饮服务提供者,行政相对人营业性质主要为公司和个体工商户;行政处罚之合理性所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行政机关对生产经营者之营业性质的区分度不足、危害结果等因素未充分嵌入处罚考量、货值金额与违法所得的认定标准不统一等;其合理性之优化的路径,应以促进我国食品行业个体私营经济健康发展而在过罚相当的原则指导下展开,充分考虑营业性质、危害结果、行为人主观过错等因素,统一对货值金额的认定标准,细化货值金额的划分区间,遵循“危害性评价理论”,合理适用“首违不罚”原则,提升处罚的适度性。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重复评价问题研究

若可以把刑法上的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理解为"对同一事实的同一属性或侧面进行定性处罚上的二次或二次以上的法律评价"的话,则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在定性和处罚上均存在较严重的数罪并罚型、酌定从重型和实质累加型重复评价问题。这不仅表现在行为人实施的所有具体犯罪都需要与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并罚,而且表现为在数罪并罚等处罚基础上还要对其酌定从重处罚,以及在前述处罚基础上还要适用诸多贯彻从重处罚精神的处罚制度。如此等等之重复评价问题,既源于重刑主义观念下对刑事政策的片面理解和适用,也缘于立法技术问题造就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相关规定的冲突。有效解决以上问题之对策,在立法上需基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刑法相关规定进行系统性改造,在司法上要避免做出罪责刑不相适应的定罪处罚。

浅谈刑法有无明文规定的判断标准——兼论刑法没有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单位危害行为的处理

一个危害行为在刑法中有无明文规定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这是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的核心问题之一。实践中 ,应以有无完全相符合的犯罪构成 ,作为某一危害行为在刑法中有无明文规定的判断标准。

非法经营罪合理性质疑

我国刑法第 2 2 5条第 (4 )项为非法经营罪设置了一种高度抽象的空白罪状。这种极为特殊的空白罪状形式 ,导致了刑事司法中非法经营罪的无限扩张。我国刑法中非法经营罪的设立及解释既有违罪刑法定原则 ,也与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相悖。在我国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 ,国家刑罚权应尽量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预 ,应尽可能以行政处罚、民事赔偿、行业协会的惩诫以及企业自我监督来取代刑罚。

重刑主义的蜕变

重刑主义曾在人类历史上有着辉煌的时代,也曾经起到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时代的进步,重刑主义已经逐步在人类社会呈现蜕变的趋势。笔者从社会结构变化、犯罪学研究新成果的影响、行刑效果与刑罚经济思想的影响、刑罚人道化、合理化思想的影响等角度并结合历史与现实探讨了重刑主义已无滋生的土壤。

论中国传统死刑观的负价值

中国传统死刑观具有三方面特征:一是笃信死刑的正当性;二是极力追求死刑的威慑效果;三是容忍过度发挥死刑的复仇功能。在传统死刑观的影响下,国民崇尚死刑,依赖死刑,动辄希望判处罪犯死刑,对死刑适用的正当根据和必要限度缺乏足够的认识。传统死刑观阻碍中国死刑立法的现代化和现代死刑适用标准的确立,导致法官和政治决策层对慎重适用死刑持抵触态度,并且可能使合法、正当的死刑案件裁判面临来自社会舆论非正常压力,应当扬弃。

黑格尔刑罚学说初探

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著名政治法律思想家，也是刑事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理论，运用所倡导的辩证法，对刑罚的概念、本质和罪刑关系等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形成了具有明显特色的“报应刑”

死刑和解的“义利之辨”

私人的复仇与公共的惩罚都代表了一种朴素直观的报应正义,但无论在何种社会文明阶段,这都不是也不应成为"独此"的正义符号。死刑和解是一个由多元复杂的运作逻辑支撑起来的命题系统,这其中既有生存的逻辑,也有宽恕的逻辑;既有惩罚犯罪的逻辑,也有救赎生命的逻辑;既有权力有限性的自省,也有对个体选择的尊重……既关乎正义,也关乎人性。

刑事立法刑罚模式化——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

刑事立法刑罚模式化是犯罪控制刑罚模式在刑事立法中的体现。《刑法修正案(十一)》呈现出刑罚模式化特点,表现在民意倾向、犯罪化趋势、刑罚趋严、强调对社会利益、公共安全的保护等方面。总体而言,无论是从比较视角还是现实基础看,《刑法修正案(十一)》刑罚模式化都有其合理性;具体而言,《刑法修正案(十一)》犯罪化趋势与刑法谦抑性并不必然对立、修改法定刑不等于重刑主义。刑事立法应坚守一种守底限的刑罚模式。

"重重":世界范围内教育刑主义的反动

面对严重危及社会生存与发展、民众安宁与秩序的一些严重犯罪,"重重"是世界范围内的一种刑事政策选择现实与趋势。"重重"绝非一种重刑主义政策,其核心含义与要求是严密法网并严格责任。其基本的理论假定是:既然刑罚的矫治罪犯、回归犯罪人并预防犯罪的目的对有些犯罪与犯罪人难以达到,那么起码有一点能够做到,那就是,让刑罚发挥其能够起到的惩罚犯罪的作用,从而更好地保护社会。

罪刑法定原则与刑事司法——以“医生受贿案”为视角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基本原则,充分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罪刑法定原则和司法实 践是紧密相连的,文章分析了医生收受回扣行为的性质,认为在我国确立罪刑法定的原则,必须摆 脱情理、民愤对司法的影响,正确对待法律的滞后性,树立人权神圣的理念。

论行政处罚中的案卷排他性原则

行政处罚中应当建立行政案卷制度,“案卷排他性原则”既是行政诉讼程序中法院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依据,也是行政处罚程序中行政机关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行政案卷制度和案卷排他性原则,是行政处罚证据程序公平性的体现,也是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判断事实问题的联结点。

罪刑法定原则下的刑法解释

刑法解释是刑法适用的基本途径,而司法实践中是法官把抽象的法律规范应用于具体的案件,故法官是刑法解释当然的主体。笔者认为应从外在和内在两个方面来规制法官的刑法解释权:外在规制是通过罪刑法定原则和遵循先例原则来实现,内在规制是通过树立法官对法律的信仰和法官对法律文本的尊重来实现。

论非刑罚处罚方法存在的价值性

本文从目的刑主义刑法思想和报应刑主义刑法思想的论战开始,指出非刑罚处罚方法符合正当性、合理性、合法性的法理要求和刑法的基本价值追求,与现代刑法的发展是一致的,力图从价值论上探讨非刑罚处罚方法存在的理论基础。

刑罚的本质的理性探析——兼驳方孔先生的“动物性论”

刑罚本质问题是刑法理论的最基本的问题之一。方孔先生认为刑罚的本质是动物性,这种理解无疑是肤浅的,对刑罚理论的发展也是极为有害的。只有从历史发展进程和人类理性视角出发,分析报应刑论和目的性论的分歧和利弊,才能真正得出科学合理的结论,即刑罚的本质是并合主义论。

论假释制度的重构

我国假释适用条件严苛,致使实践中假释率极低,很大程度阻碍了假释再社会化功能的发挥。根据刑罚综合刑论指引,在我国现有假释制度基础之上,扩大假释适用范围,降低无再犯罪危险认定,以及区分减刑、假释适用条件,重构适于我国司法实践的"积极假释"与"消极假释"的双轨制假释制度。从而提高假释适用率,创新罪犯出狱模式,有利于实现罪犯再社会化。而所谓积极假释则主要仍是考察罪犯刑罚期间的积极表现;消极假释则是要求罪犯执行一定刑期后强制假释。

管仲的王霸学思想及其精神源流

管仲是中国先秦哲学思想史上第一位思想家,他的王霸学思想既是对前先秦文化思想精神的时代性因革,又是对后来哲学思想的开启。管仲的政治思想是以民为本的刑赏主义法治思想和功利主义治政思想,其赖以支撑的伦理精神是自然主义人性论,思想基础是水本原论哲学。从历史源流看,管仲开辟了中国哲学思想“因人事而自然”的思维道路,是自然人性论功利主义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始祖,并以此开辟了“以刑入礼”的刑赏主义实践道路。管仲的思想之源,是夏商周三代所形成的以王道为目标、以天道为根据、以人道为途径的“王官之学”;管仲的思想之流,不仅涌动出法家思潮,而且激励并贯穿了先秦诸子各家学说。

刑事二审程序“虚置化”的迷思与匡正

作为刑事审判程序的重要环节,刑事二审程序既要有效监督刑事一审程序的运行,也应当实现对刑事被追诉人的权利救济。然而我国刑事二审程序的"虚置化"早已为学术界所诟病,从制度层面来看,案件请示报告制度、侦查案卷裁判主义以及发回重审扩大适用是刑事二审程序"虚置化"的内在成因;从实践层面来看,多组数据的复合考察业已表明,我国刑事二审程序并不足以充分、有效发挥监督、救济职能。刑事二审程序的实质化应当遵循整体视角下的审判中心主义改革和独立视角下的程序性制裁机制完善相结合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