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董仲舒的人性观

董仲舒在继承前代思想的基础上,将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加以调和,认为人性中包含了“善质”、“恶质”两种因素,并将情感因素归入“恶质”的范畴,进而提出以“王教”来完善人性的方法。本文对这一人性观作出了自己的评判。

世侯还是官僚:元代藁城董氏家族性质再探

河北藁城董氏家族是元代著名的汉人政治家族。在对汉人世侯家族的研究当中,河北藁城董氏家族往往也被列入大世侯之列,以致产生对于藁城董氏家族性质认识的偏差。实际上,藁城董氏家族最初只是栖身于大汉军世侯真定史氏麾下的政治群体,伴随元王朝的建立过程顺势而上。藁城董氏家族更多的表现为元朝的“官僚家族”,其“世侯家族”特色并不明显。藁城董氏在政治上的成功影响了自身家族早期历史的书写,从而导致后世学界对藁城董氏家族性质的认识偏差。这一案例让我们对于元朝家族政治盛衰对蒙元早期历史书写的干预有了新的认识。

清华简研究二题

在当前清华简释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传世文献,把《郑武夫人规孺子》简13中的第二个"■"字读为"董",并认为该简文中的"上"当指"武夫人","久之于上三月"可以理解为"久之三月于上",即根据武夫人(的意愿)拖延君葬之事三个月。此外,把《殷高宗问于三寿》简9中的"■"字读为"在",将简文断读为"我思天,风既回或止,吾勉自抑畏以敬,夫在始",大意为从一开始就要(对上天心怀)谨慎、敬畏、恭敬。

秦汉思想遗产与中国思想的秘密

阴阳五行是中国思想的核心密码,"大一统"是中国思想的"集体无意识",乡土意识是中国思想的底色和基调,这些至少是秦汉思想给我们留下的遗产。

北京慈壽寺九蓮菩薩像之修繕及拓本的東傳——以朝鮮朴珪壽與清人董文渙等的往來書信文獻為中心

北京慈壽寺九蓮菩薩像在朝鮮文人朴珪壽的籌謀下通過清人董文渙等得以修繕,相關拓本得以傳入朝鮮。通過當時朴珪壽與董文渙等人的來往書信等文獻可具體了解九蓮菩薩像得以修繕及相關拓本傳入朝鮮的過程及兩個學人的思想動態,亦可以把握中國佛教文化典籍在不同國家和區域的流布受歷史、文化、宗教等多元因素影響的事實,對深入研究佛教文獻流通和文化交流都具有重要的典型意義。

董氏运脾散联合小儿推拿治疗小儿便秘食积型33例临床观察

目的 观察董氏运脾散联合小儿推拿治疗小儿便秘食积型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取2018年7月至2019年7月在宁波市中医院推拿科及儿科门诊治疗的便秘食积型患儿99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推拿组、中药组和治疗组,各33例。3组均予科学膳食,增加膳食纤维、饮水量及锻炼量等一般治疗,在此基础上,推拿组予小儿推拿治疗,中药组予董氏运脾散口服,治疗组予小儿推拿联合中药治疗,3组均2周为1个疗程,连续治疗2个疗程后统计疗效。结果 治疗组的总有效率为96.97%(32/33),显著高于中药组的81.82%(27/33)和推拿组的75.76%(25/3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中药组与推拿组比较,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前,3组的中医主症积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治疗后1个月,3组的中医主症积分均较同组治疗前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治疗组与中药组、推拿组同期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中药组与推拿组同期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前3组的肠鸣音频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治疗2周及4周后3组的肠鸣音频率与同组治疗前比较及3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1个月,3组的肠鸣音频率均较同组治疗前明显增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与中药组、推拿组同期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中药组与推拿组同期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1个月治疗组未见复发病例,中药组复发率为11.11%(3/27),推拿组为14.00%(4/25),治疗组与中药组、推拿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中药组与推拿组比较,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董氏运脾散联合小儿推拿治疗小儿便秘食积型疗效确切,可显著改善中医症状,增强肠蠕动,且复发率低,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董作宾之甲骨学研究

董作宾是甲骨文研究领域继"罗王二人"之后最突出的领军人物,其学术贡献的特点在于不仅仅在甲骨文字考释方面有所建树,在甲骨的科学发掘及著录、甲骨文分期断代研究、龟甲占卜程式及甲骨文实物研究等方面,均做出了重要贡献,是20世纪以来甲骨学研究的开启者和推动者,我们有必要对其研究方法和贡献进行总结。

论“天人三策”的思想意义

礼坏乐崩后以怎样的思想理念结束"百王之弊"的苦难,建立长治久安的社会秩序,这是汉武帝时期中国必须赖以理性运思解答的历史难题。汉武帝与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对这一关系到民族发展的历史难题作出了深入思考。汉武帝以"政统"诏书将儒学视为"大道之要,至论之极",对如何结束一个王道不存的历史发出追问,显示出复兴王道历史的抱负。由此,王道历史观由儒家私门叙述上升为民族集体叙述。而董仲舒则以"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迹之于古,考之于今"的精神规模,辨明了儒学与天地古今同在的正义性与法理性,又坚守忧念民生的儒学大义,力劝统治者以改善民生为政治要务。汉武帝与董仲舒分别作为政统与道统的领袖人物,翻卷起一次激发民族知性力的思想浪潮。

满人封疆大吏崧蕃与庚子西巡前后的陕甘政情

庚子西巡中西安成为"陪都",地位顿时凸显,陕甘总督和陕西巡抚因之更加重要。研究表明,庚子年陕甘总督由湘军大将魏光焘突然过渡到满人崧蕃的内情和影响颇不寻常。这既与魏光焘勤王不力不无关系,也是慈禧太后彼时更信任旗人的鲜明体现,还与复杂敏感的董福祥善后问题密切关联。与庚子年"惩处"董福祥问题已经较为清楚不同,辛丑回銮过程中的二次"惩董"问题尚扑朔迷离。崧蕃与曾经的西北大员、现任军机大臣荣禄和鹿传霖主张用怀柔之法,而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督抚力主处死董福祥,各方都有过刀光剑影的秘密运作。庚子西巡期间陕甘总督的人事变动和董福祥问题的处理结果,预示着湘系式微、满回增强的权势转移和政情变化,正在陕甘地区悄然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