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居民体育消费的两阶段决策差异及政策涵义——基于Double-hurdle模型的研究

体育消费在新时代扩内需、保增长中被寄予厚望,通过实证研究深入洞察居民体育消费行为可以为有效促进体育消费提供微观依据。通过抽样问卷调查采集了2018年北京居民体育消费及相关数据,使用Double-hurdle模型分析了他们在参与体育消费和体育消费支出2个决策阶段的影响机制,发现存在很大差异。参与决策中起显著决定作用的是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时间因素以及群众性体育活动赛事供给;支出决策中起显著决定作用的是受教育程度,居住地特征,收入,房产情况,职业,体育设施、群众性体育活动赛事和商业性体育培训服务的供给等。由此可以更准确理解居民体育消费行为,例如时间因素会影响体育消费参与,但不会影响体育消费支出;经济条件不会影响体育消费参与,但影响支出;体育设施、商业体育培训服务的改善对于提升体育消费参与没有作用,但对促进支出有显著作用,而群众性体育活动及赛事的宣传推广在两阶段决策中均能发挥作用。在此基础上可以制定更为精准的体育消费政策。

河长制背景下制度能力对村民水环境治理决策行为的影响——基于Double-Hurdle模型

为研究在河长制全面推行背景下,制度能力对村民水环境治理决策行为的影响,采用陕西、河南两省610个村民的微观调查数据,利用Double-Hurdle模型,以知识资源、关系资源、动员能力3个制度能力维度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村民对水环境治理有较强的参与意愿,有78%的样本村民愿意参与,其支付意愿区间为200.08~259.57元/年;2)知识资源变量中,奖惩规则和规则执行力度对村民水环境治理的参与意愿及参与程度均有显著正向影响;3)关系资源变量中,干群关系对村民水环境治理参与意愿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村民贡献受重视程度对水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有显著正向影响;4)动员能力变量中,村委会或河长所拥有的治水专业知识显著正向影响村民水环境治理的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村内组织动员能力显著正向影响水环境参与意愿,村外资源获取能力显著正向影响水环境治理参与程度。基于分析结果,建议培育知识资源、搭建合作平台、强化村内组织动员和外部资源获取能力,提升村民外在信任水平、内在责任感和归属感,使信任、认同及合作成为农村公共事务治理长效动员中的力量源泉。

价格促销对消费者品牌农产品购买决策的影响——基于Double-Hurdle模型的实证分析

为研究在长期促销和聚集促销背景下,促销对消费者品牌农产品购买决策的影响,采用现实中"消费者采购鸡蛋"情景获取的1260个消费者行为数据,利用Double-Hurdle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价格促销能提高消费者品牌农产品的购买意愿,但由于农产品易腐等特性使得价格促销对消费者品牌农产品购买数量的影响不显著;消费者的品牌忠诚会削弱价格促销对其品牌农产品购买决策的影响。因此,品牌农产品生产企业可以适当借助促销手段提高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和认可,但仍需通过提高产品质量等途径来增加消费者对品牌农产品的购买。

养猪户的药物添加剂使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垂直协作方式的比较研究

利用养猪户调查数据,采用"双栏"模型对江苏省不同垂直协作方式的养猪户使用药物添加剂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对于参与紧密合同关系方式下的养猪户而言,其添加剂使用行为的影响因素明显多于参与松散的市场交易方式,且对于药物添加剂的使用倾向明显弱于后者。

生计资本、生计风险与农户分化中的风险管理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分析农户分化中的风险管理逻辑,提出农户生计资本及其面临的风险对农户分化的风险选择影响的分析框架,并基于CFPS数据库2012—2020年27030个农户样本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双栏模型估计和系统广义矩估计(GMM)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由于我国农户的农业经营总体上未能达到规模化要求,当前自然资本提高对农户分化风险度存在负向影响;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增加能够直接提高农户的抗风险能力,对当前农户分化风险度上升发挥正向作用;人力资本提高对当前农户分化风险度发挥着“催化剂”作用,但不会使农户分化风险度持续上升。此外,农户面临的生计风险对农户分化的风险选择影响存在两种路径,一是由于农户弥补损失的“反射效应”,非系统性生计风险提高会使农户分化风险度上升,二是由于农户面对更复杂的生计决策和更多的信息处理成本,系统性生计风险上升会使农户分化风险度下降。

林业生产性服务能促进农户林地规模经营吗?--基于林地流入视角的实证分析

厘清林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林地规模经营的影响,可为盘活集体林区林地资源、促进家庭林业发展提供决策参考。为考察林业生产性服务对林地规模经营的影响,首先构建了考虑林业生产性服务及林地规模的农户生产模型,通过理论分析后提出假设:林业生产性服务投入增加,将促进农户增加林地要素投入,即林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林地规模经营有正向影响。其次,基于福建500份经营商品林农户调查数据,利用Double-Hurdle模型及工具变量处理选择性偏差、遗漏变量及联立因果等引起的内生性问题,实证分析林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林地规模经营的影响。结果发现:不同类型的林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林地规模经营影响存在差异。其中,林业信贷服务对农户林地规模经营有正向影响,正规信贷与非正规信贷分别使农户林地流入概率提升19.6%、15.9%,使农户林地流入规模分别扩大66.8%、38.5%。林业物资与技术服务仅在是否流入林地阶段对农户林地规模经营有正向影响,使农户林地流入概率提升8.9%。林业劳动力服务仅在林地流入规模阶段对农户林地规模经营有正向影响,使得农户林地流入规模扩大66.9%。林业销售服务由于买方垄断特征对农户林地规模经营有负向影响,使农户林地流入概率降低12.3%,使农户林地流入规模缩减73.2%。因而,政府应有针对地激励和规范各类林业生产性服务发展,以更好地服务于集体林区家庭林业发展。

土地确权和金融支持对农户参与农民合作社意愿的影响--基于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12个易地搬迁安置点的调研

农民合作社作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组织机制,有助于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建立稳定的内生发展动力,对于后扶贫时代推动减贫工作以及乡村振兴战略有着重要意义。研究基于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4县市12个易地搬迁安置点中随机抽选1132户入户调查数据,将土地确权、金融支持以及农户特征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利用双栏模型实证分析易地搬迁农户参与农民合作社意愿的影响路径。结果表明:(1)945户农户自愿参与合作社,以农地入股方式参与区间为0.05~0.8 hm2,以资金入股方式参与区间为4500~110000元。(2)土地确权和金融支持对农户参与合作社的意愿和程度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基于分析结果,从完善土地确权颁证,强化专项金融供给,构建经营风险管理体系及推进农产品市场化改革等方面提出相关启示。

乡村振兴视角下农户绿色生产行为与意愿悖离的研究--以有机肥施用为例

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有机肥施用为例,解析农户绿色生产行为与意愿悖离的影响因素,对于合理减少化肥施用、规范引导农户绿色生产行为、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效果、促进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意义重大。运用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建立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研究假说和分析框架,采用DoubleHurdle两阶段模型,结合农户个体、家庭特征等内部关系变量以及信息、技术可得性、市场经济特征等外部经营环境,以粮食主产区的河南省为例,实证探析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的影响因素以及影响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转化为行为的因素。结果表明:第一阶段,家庭人口多、耕地规模大、参加合作社和签订订单的销售方式、对有机肥价格接受度高、对环境关注度高等因素有利于提高农户的有机肥施用意愿,兼业行为会降低施用意愿;第二阶段,剔除不愿意施用有机肥的农户样本,分析愿意施用有机肥的农户的行为,得出男性、村干部、参加合作社、签订订单的销售方式、技术可得性高等因素会促进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与行为的一致,兼业行为会导致施用行为与意愿的悖离。最后,提出了促进农户实施绿色生产行为的对策建议。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研究--基于四川省的调查数据

运用问卷调查法和双栏模型,基于四川省780份农村居民调查问卷,研究居民垃圾分类参与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居民对垃圾分类政策和分类标准具有普遍了解,对可回收生活垃圾多选择到废品站出售的处理方式,对不可回收垃圾多采取堆肥和村集体集中处理的方式;②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和支付意愿较高,但参与程度较低;③环境认知、人力资本质量、物质资本、经济资本显著正向影响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和参与程度;人力资本数量显著负向影响居民垃圾分类意愿,显著正向影响参与程度;社会地位显著正向影响居民垃圾分类意愿,显著负向影响参与程度.在推动农村垃圾分类试点过程中,要准确识别参与垃圾分类的居民主体,着实提高居民垃圾分类意识,加强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家庭结构老龄化对村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基于社会信任的调节作用

基于陕西省821份农村居民的微观数据,利用双栏模型实证分析农村家庭人口结构老龄化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有效样本中84.64%的村民有垃圾分类的参与意愿,村民垃圾分类支付意愿的均值为52.42元/年,农村家庭结构老龄化对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社会信任能调节农村家庭结构老龄化程度对村民垃圾分类意愿的抑制作用。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家庭年龄结构对农户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具有层级差异,家庭中年和青壮年人对垃圾分类意愿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强人际信任在家庭结构老龄化与居民垃圾分类意愿间的调节作用比强制度信任更大;按收入高低进行分组回归发现,高收入组对垃圾分类支付意愿更高。此外,从性别来看,男性比女性更具有生活垃圾分类的意愿;从受教育情况来看,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垃圾分类意愿越强;从兼业程度来看,外出务工经历会增强农户垃圾分类意愿;从资源禀赋来看,耕地面积越多的村民对垃圾分类的意愿越强。由此,为了增加村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提升农村环境质量,政府应该进一步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密切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健全生活垃圾处理奖惩机制。

干群关系、收入水平与农户村域河湖环境治理意愿

为探究干群关系、收入水平对农户村域河湖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基于902份农户调研数据,利用双栏模型(Double Hurdle Model)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农户村域河湖环境治理参与意愿较高;(2)干群关系、收入水平对农户村域河湖环境治理参与意愿、支付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3)收入水平在干群关系对农户村域河湖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因此建议在政策层面,应通过重视干群关系培养、提升农户收入水平和完善政策瞄准精度促进农户参与村域河湖环境治理。

认知规范、环境规制与小农户绿色发展实践路径——以农田防护林营林生产为例

“十四五”是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的快速提升期,巩固提升小农户生产方式的绿色化程度是促进农业绿色转型和乡村生态振兴的应有之义。文章基于新疆16个农业主产区1106个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运用Double Hurdle模型分阶段检验了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关键要素,并借助调节模型深度剖析环境规制在农户经营决策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农户绿色生产决策受到认知规范与环境规制的综合影响,且环境规制是认知规范与行为意向之间重要的情境变量。有鉴于此,建议把握生态认知与同群效应等利好条件,以环境规制作为当前绿色革命的主要抓手,并完善落实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制度,从而循序渐进地引导农户迈向绿色转型之路。

外生激励、组织信任与农户参与水环境治理意愿

为探究外生激励、组织信任对农户参与水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及厘清二者如何共同作用于农户参与水环境治理意愿的作用路径。基于江苏、安徽、陕西三省的微观调研数据,利用Double-hurdle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外生激励对农户参与水环境治理的意愿和程度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分维度看,经济激励和情感激励对农户水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及程度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而声誉激励仅对参与意愿有显著促进作用。②组织信任仅对农户水环境治理的参与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分维度看,善意信任对农户水环境治理的参与意愿及程度均为显著正向影响;而能力信任仅对参与意愿有显著促进作用。③进一步机制分析发现,组织信任在外生激励和农户参与水环境治理意愿及程度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基于分析结果,建议完善农户参与水环境治理的外生激励机制,注重提升基层自治组织的公信力以及增强农户公共事务参与的主体认知。

中国城乡居民茶叶消费对比研究

基于CHNS 2011年的数据,本文利用Double hurdle模型,从参与消费和消费多少两个角度对比分析了中国城乡居民的茶叶消费。结果表明,中国城乡居民中分别有2.61亿和1.67亿的饮茶者,日均饮茶量分别为3.19杯和2.81杯,城乡的茶叶消费普及率分别达到46.5%和33.0%,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茶叶消费收入弹性分别为11.19%和7.9%。城镇居民参与茶叶消费受年龄和收入影响,农村居民参与茶叶消费受收入和家庭规模影响,城乡居民中男性消费者的饮茶量更多,在茶叶消费量的影响上,年龄、收入、家庭规模和受教育程度对城乡居民茶叶消费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推动中国国内茶叶消费的政策建议是考虑政策的适用性、加快提升城乡居民收入和准确寻找缝隙市场。

基于双栏模型的我国农户贷款可得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笔者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微观数据,分析了我国农户的贷款状况,运用双栏模型(Double-Hurdle Model)以及bootstrap方法检验了农户个体和家庭特征等因素对农户贷款状况的影响。结果发现,我国农户获得贷款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共产党员身份、风险偏好等变量对农户贷款可得性的影响较为显著;资产规模、家庭收入等变量对农户贷款金额的影响较为显著;经营规模、共产党员身份等变量对农户获得贷款的概率和获得贷款的金额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基于此,笔者提出加大政策性金融支持力度、完善抵质押和担保等制度以及创新信贷产品等旨在提高农户贷款可得性的政策建议。

资本禀赋对农户耕地面源污染治理受偿意愿的影响分析

生态补偿是激励农户主动参与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的有效手段,农户对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的受偿意愿不仅影响补偿政策的可持续性,更决定污染治理的效果。本文将农户对耕地面源污染治理补偿的受偿意愿分为参与意愿和受偿额度,基于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建立资本禀赋(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与受偿意愿的理论分析模型和研究假说,利用秦巴生态功能区农户微观调研数据,采用Double-Hurdle模型实证分析了资本禀赋对农户两阶段受偿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愿意参与耕地面源污染生态补偿的农户占所有样本的86.69%,农户受偿额度的均值是6 444.37元/hm^2·a。(2)耕地面积、受教育程度、参加农业培训的次数、亲戚朋友信任程度、邻里信任程度、村干部信任程度和借钱人数等变量均对农户的补偿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表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均与农户补偿参与意愿正相关,意味着资本禀赋越高的农户,参与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政策的概率越大。(3)家庭收入、耕地面积、参加农业培训的次数、借钱人数和是否贫困县等变量均对农户受偿额度具有正向影响,亲戚朋友信任程度具有负向影响,表明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越丰富,农户生态补偿接受额度越高,而社会资本对农户生态补偿接受额度的影响不确定,具体表现为信任程度具有负向影响,关系网络具有正向影响。最后,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了将农户参与纳入耕地面源污染治理补偿政策制定环节、加强农户资本禀赋积累的政策建议。

在外饮食消费决策中的收入效应与时间效应——对北京市居民饮食消费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Becker的家庭生产消费模型为基础,通过估计在外饮食消费的参与和支出模型,着重分析了北京城市家庭在外饮食消费决策中的收入与时间效应。结果表明收入与时间成本的上升均会显著增加家庭在外饮食的参与和支出水平,不考虑时间效应的收入效应估计有偏。此外,北京城市家庭在外饮食支出在过去的研究与统计中可能被显著低估。

制度能力、合作水平与农田灌溉系统供给——基于黄河灌区6省调查数据的分析

文章阐释了村庄制度能力与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水平对农户自组织供给农田灌溉末端系统的作用机理,并利用黄河灌区6省(自治区)883份农户数据,实证检验了制度能力与合作水平对农户供给农田灌溉系统意愿和程度的影响效应及作用路径。研究表明,村庄空间领域内的知识资源、关系资源和动员能力三方面制度能力因素对农户参与农田灌溉系统供给意愿和供给程度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农田灌溉组织内部的纵向合作水平和横向合作水平对农户参与农田灌溉系统供给意愿和供给程度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研究进一步证实,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水平在村庄制度能力与农田灌溉系统供给之间具有调节作用,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水平越高,制度能力对农户参与农田灌溉系统供给意愿和供给程度的影响越强。基于该研究结论,建议重视村庄制度能力建设、强化农田灌溉组织内部合作意识以提高农民自组织供给农田灌溉末端系统水平。

生态脆弱区与连片特困区重叠地区农户的技术选择决策研究

在生态脆弱区与连片特困区重叠地区,推广兼具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重特性的生态农业技术是建设农村生态文明的有效路径。研究以巫山县为研究区,以金银花为例,运用双槛模型,研究了农户禀赋,外部环境及土地禀赋如何影响农户的农业技术选择决策。结果表明,吸引高素质人才加入到到生态农业的建设队伍中能够促进生态修复和重建;市场风险依然是生态农业技术推广的最大障碍,需要发挥政府支持和定向信贷的作用;土地禀赋构成了农户技术选择决策的自然约束,关系到家庭农场的形成难度。

社会网络对家庭农场农机作业服务供给的影响——基于山东省416个家庭农场的实证分析

家庭农场正在成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主体,探究家庭农场农机作业服务供给的影响因素,对于完善多元化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社会网络视角出发,基于山东省416个家庭农场样本,利用Double-hurdle模型实证分析了社会网络对家庭农场农机作业服务供给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70.43%的家庭农场为周围农户提供过农机作业服务,但农机作业服务的种类和数量存在差别。②社会网络对家庭农场的农机作业服务供给行为决策和供给服务水平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③从不同维度社会网络的影响来看,无论是宗族性社会网络还是朋友圈社会网络,两者均对家庭农场农机作业服务供给行为和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应该积极培育家庭农场的社会网络资本,促进农场与农户之间的学习交流,并通过加大对农场主的农机专业培训、完善农机购置补贴、设置服务信息传递机制等措施,进一步鼓励家庭农场开展农机作业服务,提升其农机作业服务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