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县暖泉镇龙王庙的空间布局和民俗信仰及其与泉水、书院的互动

回顾和梳理华北北部地区广泛存在的龙王信仰与祈雨传统,还原蔚县暖泉镇龙王庙的建筑空间及祈雨仪式的具体表现,分析龙王庙庙会在地方文化认同中发挥的作用,深入探讨暖泉镇龙王庙、泉水和王敏书院这三个节点的空间演变所体现出的民俗与文教之间的互动。

明清时期雁北地区的龙王信仰与民俗活动

明清时期,雁北地区龙王信仰的兴盛展现了该区域特殊的地理环境,显示出这一时期社会环境变动对民众生活的影响。对该区域龙王信仰兴盛缘由、分布区域和相关民俗活动的探讨,对研究该区域环境与信仰之间的关系有重要意义。

国家祭祀视野下的金龙四大王信仰

明清国家通过敕建庙宇、颁发匾额、赐予封号等形式祭祀金龙四大王,渗透着皇权至上的等级观念。祭祀中官方祈神"捍御河患、通济漕运"的心理诉求表现强烈,河工现场官民在应激和紧张心理支配下共同缔造的显圣事件成为国家祭祀的直接动因。国家祭祀推动了金龙四大王信仰的地域扩展,造成了此信仰传播的南北差异,也使大运河、黄河下游地域形成了庙宇密集的祭祀带,并播及数省。

“各族皆有家神”——以湘潭阳塘龙王信仰与周氏宗族建构为中心

湖南湘潭阳塘的龙王信仰,作为周氏宗族的家神信仰,与宗族建构密切相关,其发展变化的背后具有深刻的地域社会文化脉络。龙王信仰在周氏族人记忆中是明初周氏始迁祖从江西带来的,由周氏族人轮流奉祀,是周氏宗族早期建构的重要文化符号。雍正初年,周氏宗族编修族谱、修建宗祠、举行祭祖仪式,宗族制度自此成为占有经济资源、展示历史渊源和社会地位的主要方式。晚清以降,周氏宗族通过经管老龙神庙愈益体现其在地域社会文化的中心地位。龙王信仰对于地域宗族和社会结构一直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意涵。

两宋绍兴禹庙梅梁信仰民俗形成考

以禹庙"梅梁化龙"故事为研究线索,梳理古籍文献与文人诗歌文本中"梅梁"信仰由小到大、由少到多、有简单到复杂的"滚雪球"似的演变积淀过程,并分析此信仰形成的内在机制。

日本农村的龙信仰与大蛇(oroti)传说——以龙与大蛇信仰的变迁为中心

日本在古代曾大量输入中国文化,对日本的社会发展与进步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日本人对待外来文化并非原封不动地照搬,而是按照本国的国情进行本土化改造.中国龙传入日本后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此文就对传入日本的中国龙和日本的大蛇信仰的变迁等问题进行了论述。

道州龙船信仰习俗“非遗化”调查研究

湖南道州龙船信仰习俗本是源于先民的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在当代大力开发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背景下,道州龙船信仰习俗逐渐走向合法化,其现代传承是由政府、地方精英与当地民众等多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然而,当民间传统文化尤其是信仰文化"非遗化",并成为市场资源时,民间信仰也面临着不断被国家政治、地方力量以及现代学术等加以干预、建构的情况,民间信仰的"非遗化"成为一个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太平广记》中的蛇信仰研究

根据《太平广记》蛇类故事和龙类故事的记载,论述汉魏至隋唐时期民间对蛇的信仰情况,指出当时的蛇信仰正处于与龙信仰的混淆与渐渐析离时期。一方面蛇具有与龙相同的神圣性,另一方面蛇也开始遭到人们的嫌恶。龙蛇信仰的最终分离,使他们在民间信仰中朝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下去。

悦城龙母信仰的特征——悦城龙母信仰研究之二

悦城龙母信仰在其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形成了自身鲜明的特征 ,即信仰的正统性 ,儒释道的融合 ,民间习俗活动与娱乐竞技相结合 。

从龙母传说看西江文化

龙母文化是西江古民俗文化核心部分。本文阐述了龙母文化及其历史背景,并对西江乃至整个岭南地区发生了巨大的文化福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巫术信仰的龙

中国上古龙文化的考古研究,对龙与上古信仰的关系关注不够,尤其未能将龙文化与中国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从巫术的角度考察,龙的起源本质即根植于中国农业文明的意义较为明确地发掘出来,对于认识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明清以来张掖的龙王信仰研究——河西走廊水利社会史研究之四

通过对明清以来张掖地方志《重刊甘镇志》、《甘州府志》、《山丹县志》、《创修民乐县志》、《东乐县志》、《创修临泽县志》、《新纂高台县志》、《新修张掖县志》的研究,探讨了张掖龙王庙的分布与数量;碑刻与龙王信仰;民间祭祀龙王活动;分析了张掖龙王信仰产生的自然根源和社会根源。认为龙王信仰中包含的生态保护思想与张掖民间关于生态保护的思想,共同构成了生态保护的优良传统,它们对于今天祁连山、黑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试论五龙信仰的形成与演变

五龙在古人观念中是行云布雨的主神。它是在上古龙神信仰的基础上,受五行学说的影响而形成的。其形成时间并非一般所认为的秦汉时期,而是战国时期。唐开元年间,五龙神开始受到朝廷祭祀,进入官方正祀系统。至北宋徽宗年间,五龙神更被朝廷为敕封为王爵。不但如此,这一时期五龙信仰本身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祭祀五龙的神坛变成了祠庙,土龙变成了神像,拥有了人的形象。金代以后,由于朝代更迭和文化变迁,五龙祭祀退出朝廷正祀。失去官方色彩之后,五龙信仰在民间获得了持续发展,进一步人格化、职业化和地域化。

试论龙舟竞渡文化的精神内涵

龙舟竞渡习俗作为中华民族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化现象,其影响之大,分布之广,持续之久,凝聚力之强,在中国民俗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对龙舟竞渡习俗有着共同的神灵信仰、审美情趣和民族文化认同。它所反映出的团结协作精神、拼搏争先精神正是当今中华民族所应该弘扬与培育的一种民族精神。我们认为深入开掘龙舟竞渡习俗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唤醒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提升中华民族的集体意识,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对于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春节与端午节的节日信仰及其类型

在国内民俗学者的呼吁下,中国四大传统节日:春节、清明、端午、中秋四个最具代表性的节日,已相继被设为国家法定节假日。中国传统节日的内在信仰及其与岁时节气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本文从节日与信仰的关系入手,研究春节与福文化信仰、端午节与阴阳五行信仰之间的内在联系。可以说,如果不深入研究节日的内在意义,那么在当前民俗节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就会流于民俗事象的表现保护,而最终使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日益淡化。

范庄龙牌会:从迷信到公共文化的建构

近年来,随着学者、媒体以及地方政府等力量的介入,作为地方性民间信仰形态的范庄龙牌会开始被逐渐纳入到国家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来。这一发展动向在历时和共时两个方面都有所表现。本文从历时和共时两方面,对传统的以民间信仰活动为核心的地方文化与新的以龙文化为核心的公共文化在同一时空下的消长进行解析,力图发掘这种新的公共文化被打造出来的过程。

论《西游记》中的龙王形象及其文化内涵

《西游记》中的龙王形象大都是良善而友好的。究其内涵与成因,《西游记》中大量出现的良善而友好的龙王群像,集中反映了明清时期龙信仰与龙王崇拜的兴盛,而与此同时,作为流布广泛、妇孺皆知的小说名著,《西游记》在一定程度上又助长了中国的龙王信仰与龙崇拜。

青海省互助县唐日台村龙王信仰调查报告

龙王信仰是传承较为久远、分布非常广泛的民间信仰。历来为广大学者所关注,但大都是从文献典籍出发,探讨龙王的有关传说及龙王与佛、道二教的关系。本文通过实地田野作业,对当地民间龙王信仰的内容及相关民俗活动进行了调查分析,认为唐日台村龙王信仰作为地方及民族文化系统中的活态民俗事项,是围绕农业生产(生活)而展开的具有地方性、民族性特征的信仰活动。

“马路”背后的文化边界——甘肃南部农牧结合区的文化边界与地方性知识研究

本文通过在甘肃南部临潭、卓尼地区的田野研究,探讨了龙神民间信仰的巡游和实际供养区域"马路"背后的文化边界问题。本文分析"马路"的范围、产生的历史渊源,并分析了其作为一种文化边界符号在地方性知识中的作用。"马路"作为一种特殊的地方性概念,对于理解多元文化地域的文化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交融视阈下的民间信仰——以洮州龙神信仰为例

民间信仰是指民众自发地对具有超自然力的精神体的信奉与尊重,作为一种信仰民俗,它具有传承性和精神性,也同时包括了信仰、仪式和象征等三个不可分开的体系。十八位龙神作为洮州地区一种重要的民间信仰,在当地的文化、生活中都起着重要的精神作用。在这一信仰的形成过程中,也显现出了一些有关于“淫祠”和江南地区移民的痕迹,这些因素一方面对十八位龙神信仰的最终形成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也佐证了“淫祠”禁令之下民间信仰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