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宫词的新变

元代宫词的新变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内容与作者方面,写作内容由后宫嫔妃宫人的生活逐渐转移到宫殿文武百官的政治活动,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作者为多民族构成。二是民族特色,表现在名词事物、宗教信仰两个方面。三是创作主张,题材扩大,语言典雅,风格上要求清和雅正。四是形式上的创新,表现为宫词中出现详细自注、以宫词唱和、语言多样和形式多样等特征。

文人的陈谢:宋元时期文人对医僧的诗文赞赏与互动

文人与僧人之间的酬唱交流是佛教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题材之一。宋元时期由于有大量僧人参与了社会医疗活动,所以一些文人对此类医僧多有赞叹或感谢,同时也不乏真情流露的欣赏。宋元时期文人对医僧的诗文互动,展现了涉医僧众群体的社会生活图景和他们的交游特征。这是以诗文为视角发掘宋元僧众与文人之间关系的一个独特途径,也是从更多层面建构两者之间互动交流的特殊观察方式。

论古代山西词的历史发展及创作特征

古代山西词是中国词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山西词坛起步较早,自晚唐五代词体完成由齐言体向长短句的转变之后,山西词便进入了发展阶段。其中宋代与明代是山西词坛较为沉寂的两个时期,金元时期与清代的词坛相对繁盛。金元时期的山西词人群体是当时创作规模与影响力最大的地域性词人群体。清代的山西词亦极为兴盛,词人词作数量众多,凡前代所出现题材与风格在这一时期都有所呈现,体现出集大成的特色。

元前诗歌叙事传统的演进及体制特征

在从先秦以至唐宋漫长的历时变迁中,中国古代各体文学的叙事与抒情性能递经共生、分化、消长、互渗的进程。尤其是二者在经历了体制分化之后,诗歌叙事就进入分途发展演进阶段。其具体演进历程大略分三段式,首先是抒情与叙事之各体消长,其次是诗歌叙事之多体式分布,终至诗歌叙事传统之凝定成形。诗歌叙事传统一旦形成,就表征出若干体制特征:其一,常规叙事诗有较强叙事特性,而非叙事诗也蕴涵叙事成分,不论叙事诗还是抒情诗,其叙事性能均渐趋增强;其二,诗歌叙事主要体现在正文中,而其叙事性也表征于附件上,且因附件与正文相配合,而使诗歌叙事更显完善;其三,诗歌叙事既向体式内部充实,同时也向诗歌体式之外拓展,呈现为诗作跨文本组合,或为诗歌叙事之跨文类。此外,为应对诗歌叙事的创作实绩,还催生一系列诗歌叙事理论。

“十台诗”考论

十台诗是元代形成的一种新的怀古诗体,由明至清创作不断,为文坛所接受,但在当代研究中有所忽视。现所见十台诗中最早为吴师道的《十台咏怀》,诗中选取姑苏、章华、朝阳、黄金、戏马、歌风、望思、铜雀、凤凰、凌歊十台进行题咏。后人多以吴诗为正体,依序分咏十处古台,追古忆昔,咏史抒怀。十台诗的产生与发展有其自身的历史渊源与时代背景,而诗人在创作中也能收获独特的体验。重新发现十台诗,有助于补充元代文学相关研究,对中国诗歌体式的特点也能有更深入的认识。

金华文派诗歌创作及诗学思想研究

金华文派作家群是元明之际诗坛上一支重要力量,其诗学思想在崇尚平易正大诗风、注重自得之趣的同时,强调诗歌关照历史现实、体悟山水自然之美。他们追求“合乎法度”与“本乎性情”的辩证,重视自我感情的抒发,主张人品与诗品相结合,由师古而师心,自成一派。金华文派的诗论不像宋代由于理学的兴盛将诗学导入艰涩,反倒是他们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成果引导诗学走向深入,为明代诗学批评的发展注入多元活力。

许学夷《诗源辩体》的宋元诗评

晚明诗论家许学夷在其著作《诗源辩体》后集纂要卷一中补充了对宋元两朝诗歌的评价,但未得到学术界的关注。许学夷对宋元诗歌的整体评价不高,认为诗歌至晚唐已达到流变的极致,无法超越。他较为详细地论述了宋人梅尧臣和黄庭坚,认为二者诗歌虽有可取,亦多“怪恶”,是“变中之变”;元人侧重元好问和杨维桢,肯定二者在元代诗歌创作中的成就,但也指出其仍有“变多于正”的缺陷。许学夷的宋元诗论代表了晚明复古派对宋元诗的看法,也是他“复古崇正”思想的表现。

试论元代云南诗文文献的存佚及整理

元代云南诗文文献传世稀少,曾有过的云南本土文人诗文集与滇外文人咏滇诗文集均已亡佚,现仅存一些零散分布的篇章,凡诗词300余首、文150余篇。其中不少篇章在辗转流传过程中讹误严重、真伪掺杂,相关收集整理本也存在诸多缺误,这些问题在文史研究中应当注意。

从元杂剧到小说——论百回本《西游记》承继的民族文化观

元代杂剧西游故事无论是在取材还是叙述形式上均影响了吴承恩百回本《西游记》的创作,学界对此展开的研究成果也较多。事实上,吴承恩在对“俗”文本继承的基础上,对元杂剧西游故事中出现的民族文化融合与交流的因素作了相当的改良,使得百回本《西游记》成为“俗”中见“雅”、集结文学观赏性与思想深度的中国经典文学作品。研究元杂剧西游故事与百回本西游故事之间的关联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掌握中国文学作品所蕴含的多元文化色彩与民族文化融合思想,对当今的文学创作具有启示意义。

江湖与江西之间:戴表元的诗学归属与救治策略

作为宋元之际的重要诗论家,戴表元的诗学主张对于诗学转型产生了重大影响。宋元诗学转型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对江湖与江西两种诗风的调和与救治,戴表元尤其致力于此。过往学界多将戴表元目为江西后学,然而经过考察,综合考量诗风、地域与师承关系,应当指出戴表元诗学脱胎于江湖诗派。戴表元对江西、江湖两派的弊端均有深切体认,故而提出了相应的救治策略,推动了宋元诗学转型。

萨都剌诗歌中的元代饮食书写

饮食是人类必不可少的生存物质,诗歌是人类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饮食入诗由来已久,饮食诗能反映思想文化内涵和社会时代风貌。少数民族诗人萨都剌一生仕宦南北,辗转各地后隐居江南,其诗歌中书写了多地区、多民族的饮食风物,趣味兼具。这些作品呈现出食与诗的高度融合,将流转各地的仕宦经历、交流发展的多民族文化,以及隐逸的个人志趣一一展现。现关于萨都剌饮食诗的研究较少,偶有学者分析其民族饮食书写。基于此,该文对其饮食诗分类梳理,感受诗人笔下的元代多民族、多地域饮食文化,品味仕宦经历、民族交融及个人志趣与饮食的关系,旨在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Kunqu Opera Goes Out into the World

KUNQU operais one of theoldest forms of Chinese op-era.It had its beginnings inthe late Yuan(1271-1368)and earlyMing(1368-1644)dynasties and itsfullest flowering in the middle ofthe Ming Dynasty.Kunqu opera in-volves poetry,singing,music,dance,drama,acrobatics and martialarts.It reflects the daily life,emo-tions and ideas of ancient Chinesepeople and some ancient arts andtheir development.Later forms ofopera—such as Peking,Han(fromHubei Province),Hui,Chuan,Wu(from Zhejiang Province),Xiang.Dian and Yue—were all influencedby Kunqu.Today there are six Kunquopera troupes in—China,all with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own.The Shanghai Kunqu Opera Troupe,

元代《诗经》学与元人诗歌“性情”论

元人对《诗经》审美与政教两种特质的看法,正对应其不同的诗歌“性情”论。一方面,元人以《诗经》发乎自然的审美特质为榜样,强调“性情之真”,认为诗歌应发乎淳正之真情,不求于工而自工。另一方面,元人以《诗经》止乎礼义的政教功用为楷模,强调“性情之正”,认为诗歌应有补于世,辞义并重,注重在抒情与教化之中寻找平衡。基于这两种“性情”论,元人主张以学问涵养性情,并认为元诗诞于盛世,可追《诗经》。元人关于《诗经》与诗歌“性情”的讨论,对古代诗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

论元代诗僧的文学活动

元代诗僧乐于漫游,关注时政,交游广泛,经常参加诗歌赠答唱和与同题集咏,成为多族士人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诗僧的行为与诗风类似南宋的江湖诗派,与南宋江湖诗人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并不通过干谒谋生,而是交流切磋诗艺,提高名望。诗僧还广泛与日本、安南等国的人士交往,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他们组织了很多诗歌活动,编选了多部元人总集。作为元代诗人中特殊的群体,诗僧为元代文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元稹诗在明代的接受起伏及其原因——以唐诗选本为考察中心

明前、中期200余年间,重要唐诗选本对元稹诗选录极少,影响最大的《唐诗选》仅录1首。至明后期,诗学审美趋于多元化,元稹诗的价值重新被挖掘,其中《唐诗镜》最具胆识,选元稹诗121首,居中唐第三。明前、中期,诗学家多评元稹诗为“淫言媟语“”鄙俚浅俗”,元稹诗因不符“雍容温和”审美观念而遭到排斥,这与统治者倡导“和而正”的文学思潮密切相关;明代后期弊政丛生,士人盛世理想逐渐破灭,更重视性情的自由抒发,元稹诗歌的“真性情”被陆时雍等人肯定,渐受推崇。

小说、典故与诗歌——从元好问“曲学虚荒小说欺”谈起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是古代文论的名作,第23首中“曲学虚荒小说欺”一句,过去学者大多不予注释和讨论,中国文学批评史论著对此也大多跳过不讲。实际上此句所论是苏黄等宋代诗人在诗歌中使用小说和曲学典故的问题。宋人在博学风尚下大量阅读小说,与此同时,宋人作诗又好用僻典,于是小说和曲学成为诗歌用典和取材的重要来源。苏轼、黄庭坚等人诗中使用小说典故表现突出,并开启了一时的风气,而到南宋和金代,元好问等人则对这种诗风和诗学进行了批评。

元明清蒙古族汉诗研究的力作——评《中国古代蒙古族汉诗研究》

《中国古代蒙古族汉诗研究》是研究元明清蒙古族诗歌的新例证。该书创新点众多,主要有三:一是构建古代蒙古族汉诗研究新体系,对古代蒙古族汉诗进行了系统梳理和观照,展现了蒙汉间的民族交融和文学交融;二是丰富多元的文献搜集,对生卒行年、著作流播、交游考论进行了清晰深入的考证;三是厘清古代蒙古族诗人汉诗发展脉络,从思想史、社会史和整体历史角度揭示了元明清蒙古族诗歌的发展进程和差异产生的原因。该书开拓了新的研究视角,改变了研究方法,拓宽了研究范围,不仅系统地呈现出中国古代蒙古族汉诗创作的发展历程,而且揭示了元明清蒙古族与汉族在不断交融碰撞中共同书写中国古代诗歌史的内涵和意义。这对于当下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借鉴和榜样作用,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

袁枚与浙派的诗学关系考论

袁枚最早用“浙派”一词,他所指称的“浙派”是指以厉鹗为代表的康雍乾时期由浙籍人构成的宗宋诗派。厉鹗等浙籍诗人倡导宋诗,形成了独特的创作风格,这是袁枚提出“浙派”的前提。袁枚提出这一命名后,“浙派”深入人心,浙派由此成为一个诗学流派。厉鹗与沈德潜的唐宋之争是诗派消长的外在标志,袁枚对浙派和格调派的双向批评推动了诗歌的发展。乾隆年间,沈德潜和袁枚相继成为诗坛盟主,浙派的争论具有诗学史的意义。袁枚参加了乾隆元年的博学鸿词科考试。这一次考试,他全面认识了浙派诗人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袁枚在《随园诗话》里不断表彰浙派诗作,他与浙派关系非同寻常。袁枚批评浙派的偏执,试图纠正其不良的创作倾向,他是浙派的修正者。

应试背景下的元代诗歌教习及其诗学意义

元代科举有明显迥异于其他时代的特征,元代诗歌教习亦呈现独特的样式。元代举业虽压缩了诗歌教习空间,但经义、古赋等考试内容仍然间接引导初学者习诗。诗法作品、诗学类书等进入元代教育系统,丰富了诗歌初学者学诗的内容,相应地也丰盈了其诗学意义。其一,蒙求诗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诗学发展的“驱动力”,助推了中国古典诗学在雅俗互动中扩散、普及与扎根;其二,蒙求诗学成为判断古典诗学雅俗高下的“基准线”,是诗人作诗的参照标准。

论元代诗歌长安意象的文化意涵

元代诗歌书写的长安意象尚未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发掘元代诗歌中的长安意象,可以认知元代诗人描摹的带有汉唐帝都特征的长安镜像,以及元代历史语境下的长安图像。汉唐以来诗歌中典型化的长安意象凝聚成了一些具有共性特征的文化意涵,如兴亡之感、思乡之情、故国之思等。元代诗歌长安意象在呈现这些共性文化意涵的同时,也表现出独特的元代文化特征。尤其是元代少数民族诗人所描写的长安意象,具有独特的民族特性与异域情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