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之际天命观的多重内涵及其演变

周秦之际天命观具有鬼神之天命、规律之天命和心性之天命等多重内涵。西周时期天命观是一种以鬼神之天命为核心内涵同时侧重于国家治理层面的天命观,但也含有后世规律之天命和心性之天命等天命观念之因子。在西周天命观的基础上,春秋战国时期鬼神之天命在国家宗教领域仍广有影响,但随着东周权力结构由王政走向霸政进而再度走向统一,社会思想领域里规律之天命、心性之天命则日益发展成主流。不惟如此,东周诸子还对上古天命观多重内涵进行了哲理化的理论建构,对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神话美学角度评析李贺之鬼神诗

在李贺创作的二百余首诗歌中,鬼神诗占据了较大数量,是体现其幽冷瑰丽诗风的典型代表之作。李贺所作的鬼神诗许多都取材于远古先民创作的神话故事,一方面,这些神话作为创作素材进入到他的诗歌中,并经过重新演绎,丰富了李贺的诗歌题材,使得他的鬼神诗充满了神秘感和想象力;另一方面,神话背后凝聚的原始先民的审美意识,作为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进入诗人的精神之中,使其着眼于古往今来都在思考的生死之问,并发挥丰富的想象力,构建出一个瑰丽奇幻的诗歌世界。

《水经注·沔水》汉水流域志怪故事的类型与价值

《水经注》是古代地理名著,其涉览之博,上至河道流经地区的天文地理,下至风俗民情、神怪传说。郦道元《水经注·沔水》中提到了升仙、精怪、孝子志怪、陷湖传说等多种类型的鬼神怪异故事。分析研究这些怪异故事可以丰富汉水流域文化研究资料,从侧面了解汉水流域的宗教信仰和地理环境特征,对于汉水流域历史文化和旅游文化开发有重要启示意义。

郭强生小说中的鬼魅书写

《惑乡之人》与《断代》是台湾作家郭强生近年来最负盛名的小说,作家通过鬼魅书写展现了台湾性少数群体的生存境况,并表现出与传统鬼魅书写不同的特质。作家笔下的鬼魂与传统文本中的鬼魂相比,承载了更多的历史记忆。除精心设计鬼魂形象外,郭强生在小说中还使用了多视角与多线叙事的手法,打破故事叙事的“一元论”,呈现出驳杂与多义的叙事形态。同时,戏曲、电影、照片等异质媒介被引入叙事,使文本中真与假的界限模糊,充满了梦魇之感。死者以鬼魂方式返场,而生者则以变装方式介入,揭露同性恋群体诡异的情色关系。

《沧浪诗话》“天仙”“鬼仙”条考辨

严羽于《沧浪诗话》中,将李白、李贺二人并列对举,分别比为“天仙”“鬼仙”。历来诸家对此条诗评的解读,都存在一些逻辑上的问题,难以自圆其说。在多维综合的审视之下,有理由认为,严羽的“天仙”“鬼仙”之评实本道教,属于“以道喻诗”。并且,将道教对“天仙”“鬼仙”的各种细节描述,与李白、李贺二人的整体诗风、诗歌内容、情感向度,乃至诗歌细节、创作路径等方面进行对照,可发现几乎一致。如此一来,此条诗评的内涵也便得到了更合理的揭示,在阐释逻辑上的龃龉难通之处,亦迎刃而解。

贯穿于幽明之间:王船山《张子正蒙注》论“鬼”“神”

在王船山思想中,“万物—鬼神—阴阳”呈现出宇宙絪缊不息、生生变化之过程。在船山看来,万物都是气根据屈伸往来的法则裁制而出,体现了神化的神妙性、感通性。鬼神和礼乐都是气的表现形式,礼乐是气在道德层面的“明”,鬼神是气在自然层面的“幽”,“幽明无二理”,鬼神贯穿于幽明之间。人通过存神尽性与鬼神合其德。与神一样,鬼也具有重要价值,为人的死而不亡提供了保证。以心之至诚敬鬼神是对礼义的更深层次的贯彻,人道与鬼神之道的一致性可谓是船山鬼神思想的终极价值。

古代海南的海神信仰与厉祭活动

古代海南既有伏波将军、天妃、平浪侯等与中国内地地区共同的海神,也有峻灵王、西天大士、兄弟公等海南地方的海神。直到清朝末年,除了天妃这位普遍崇奉的海神之外,海南对其他海神的信仰都局限在局部地区。海南的海神,多为海上凶死者,因此,海南的海神信仰在本质上是厉祭,即对无祀鬼魂的祭祀。海南古代居民通过祭祀活动把海上遇难者从可能的厉鬼转化为实际的海神,是为求得海上活动的平安。基于同样的原理,海南古代居民也通过祭祀活动把其他场合的遇难者转化为保护神。

宰天者人:曾国藩鬼神思想发微

曾国藩的鬼神思想反对鬼神作为实体的真实存在,且表现出“宰天者人”的倾向。在与太平天国的斗争中,曾国藩倡五经而反《新约》,崇孔子而斥上帝,以理性主义的儒家礼教对抗神秘主义的宗教神权。曾国藩曾主持过求雨、祭祀龙王等活动,但其本意是通过“神道设教”实现其教化目的与政治目的,以稳定人心、消弭拜上帝教的神权影响为指向。在对天人关系的表述中,曾国藩所说的“天”主要是“义理之天”,而非人格神意义上的“主宰之天”;他强调“宰天者人”,强调人的能动作用与决定性力量。

基于生命史学观探究明清北京百姓视角下的瘟疫

从生命史学角度出发,分析北京地方志中底层百姓瘟疫期间的应对方式,展现瘟疫时期百姓的生存现状、心理状态、社会行为。同时透过疫病时期底层百姓的诸多措施,反映瘟疫流行时期的社会状貌。揭示出百姓、瘟疫、社会间的关系,呈现底层百姓的身体感知、生命观念及其与明清瘟疫爆发时期社会文化因素的内在关联,以期在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蓬勃兴起的今天,针对既往疫病史专注“疫病规律挖掘”本身而对底层百姓社会反映研究不足的情况进行补充,落在关注生命本体的史学观上。

论韩愈的鬼神观念--从“多尚驳杂无实之说”谈起

张籍指出,韩愈为文“多尚驳杂无实之说”,对韩愈文集作文本分析可知此言非虚。韩愈古文确实表现出“驳杂无实”的特征,反映出其信仰世界中的鬼神观念,形成因素是古代鬼神观念的影响、自身儒墨并用的意识及其早年经历,在早期杂文中已初露端倪,因元和十四年(819)被贬潮州后接触了岭南敬鬼神的风俗得到强化,在潮州的祭神活动和因此创作的一些祭神文和碑志中更加突显,并不背离儒家“敬鬼神而远之”的传统,而是成为儒家实现政治统治的辅助手段。

宋代民众鬼神赏罚观念透析

宋代民众中的鬼神赏罚观念,是商周“神判”、“天罚”思想走向民间后的一种社会现象。在其发展过程中,经过对儒家的伦理道德,佛教的因果报应,道教的功德修行的吸收与融合,使原有的鬼神思想更贴近百姓生活,更深入到普通民众的思想中。宋代的各种生动的鬼神赏罚故事,不仅使诸多神灵具有了惩恶赏善的社会功能,而且积极地参与和监督人间的法律运行,由此对民众的思想和行为起到了制约、规范和教育的作用,在预防和威慑犯罪方面起着法律难以达到的社会效果,同时也反映出民众对公平的向往和对正义的追求。

论庄子对上帝鬼神的超越

庄子是一位站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家,他虽然没有否定上帝鬼神的存在,但把道置于上帝之上,否定了上帝的绝对权威;他向人们揭示了神道设教的真实面目;对相面、鬼神致病、驱鬼活动也作出了理性的解释。

老子的天命鬼神观

不少研究者认为老子所言之天是没有人格意志的自然之天,但通过对《老子》具体经文的研究发现在不少章节中,老子所言之天,依然是有意志的人格神。老子没有否认上帝,他也就无法否定天命。老子明确地肯定了鬼神,对道家来说,鬼神是被坐实了的,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老子的"道"本身就与鬼神有脱不了的关系,神所具有的特征,"道"都有。

苗族鬼神崇拜的现代审视

苗族历史上是一个信鬼好巫的民族,其鬼神崇拜具有多魂说、神鬼不分、多神崇拜、崇奉始祖神蚩尤和图腾神盘瓠,凸显巫术色彩诸多特点。作为文化原型,鬼神崇拜的实质乃是苗族"精神的本原"。我们要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对之进行现代审视。

春秋“无神论”辨

整个春秋时期,从贵族统治者到一般士庶,仍然虔诚地相信鬼神和天命,并没有出现真正的无神论思想,也不存在无神论思想家,即使被认为是先进思想家的子产、季梁等,其实并没有否定鬼神,也没有否认天命。怀疑天命和鬼神的思想是存在,但这种思想早在商朝时期就屡见不鲜,并非春秋时期发生的思想上的突变,也不具有无神论的意义。

城隍神“法司”角色及其对世俗法制缺憾的弥补

城隍神是传统中国民间信仰诸神之一。作为保护城镇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神灵,他实际上充当着古代中国司法与正义之神的角色。城隍神的"法司"角色是如何形成的?先民们创造出这么一个神祇的目的或意图何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城隍信仰,特别是城隍神的司法神话故事,承载了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对安全、公平、秩序的认知和期待,表达了人们对世俗法律秩序弊端的批判和反省,表达了人们对司法公正的憧憬和期待。世俗法律秩序的缺憾需要宗教神话式的精神弥补,这正是城隍神话的法律文化价值之所在。

庄子对梦迷信的理性认识

在中国古代,人们普遍认为梦来自于上帝或鬼神的旨意,具有预兆和警示作用。即使一些有识之士和思想精英譬如晏子、子产、孔子等也对梦的预兆作用深信不疑。庄子却否定了梦同神灵鬼魂的意志的关系,揭示出梦的虚幻性,批判了梦迷信,揭露了统治者对梦的利用,并最早提出了"人生如梦"的哲学命题。庄子对梦的理性认识,在先秦时期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儒教的鬼神观念和祭祀原则

儒教的鬼神观念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最终两种对立的鬼神观成为主流,但都认为鬼神是不死的灵魂。鬼神作为不死的灵魂需歆享祭祀,而这种祭祀构成儒教礼仪的主要成分。这种祭祀不能仅视为纪念活动,其本义就是祀神。文章对祭祀的对象与原则也作了梳理。

论鬼神观念对中国传统司法的积极意义

鬼神观念在当今社会已经被认为是愚昧、落后的表现。然而揆诸史乘,考察其对中国传统司法的影响我们看到,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它对司法实践不乏积极意义。司法官员利用这种社会意识作为查明案件事实的手段;同时司法官对鬼神的信仰也使其可能成为冤案平反的契机和慎刑恤狱的心理因素。这种司法传统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与古人的认知能力和价值观念相适应,对古代案件侦破、冤案平反以及刑罚的轻缓都产生了正面影响。

天人之间:鬼神观与法文化——以传统为视角

鬼神观是中国传统法文化中核心观念之一。鬼神观与中国传统立法文化、司法文化、法律思维以及法学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甚至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传统法文化的精神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