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ould Passengers Be Responsible For Drunk Drivers?

In late September, China’s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expanded its nationwide campaign against drunk driving by releasing a document suggesting that passengers sharing a car with a drunk driver be punished together with the driver and that passengers who do not prevent drunk driving be fined.

Mobile Phone Users Worse Than Drunk Drivers

在手机逐渐成为现代通讯不可缺少的工具的今天,一边开车一边打手机也日益成为一种时髦。但有多少人认真考虑过这样做的危险呢?万一撞了人是否要追究打手机的责任呢?一些严谨的英国人为今后的官司提供了确凿的依据:手机之猛,猛于酒后驾车。

基于人工智能的汽车驾驶员精神状态监测系统研究

该文主要针对驾驶员酒后驾驶、疲劳驾驶等高度危险道路交通安全且可完全避免的行为,提出一种驾驶员精神状态监测系统研究构想。在该系统研究构想中,系统由酒驾检测系统、疲劳驾驶检测系统2部分组成,可用于监测驾驶员的精神状态,当驾驶员处于危及驾驶安全的精神状态时,会采取对应的解决方案。该系统应用于汽车可增加汽车驾驶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对维护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具有较大意义。

一种防酒驾系统的设计

文章设计了一个防酒驾系统,该系统具备酒精检测、驾驶员身份识别、通知紧急联系人、代叫代驾等功能。该系统的设计对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提高饮酒驾驶员的安全性、增加社会稳定性具有重大意义。

酒后驾驶人生活满意度与心理健康的相关分析

采用生活满意度指数B量表（LSIB）、症状自评量表（SCL-90）对1 079名酒后驾驶人进行测试,以探讨酒后驾驶人生活满意度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结果表明：在年龄、户籍类型和家庭人口数三个方面均存在显著性差异,在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驾龄、家庭年收入、从事职业、驾驶人类型和每月饮酒次数方面不存在显著性差异;生活满意度指数与SCL-90各分值均呈显著性负相关（P〈0.01）,且生活满意度对心理健康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因此,酒后驾驶人的生活满意度与心理健康水平存在密切联系。

酒驾者心理健康水平与应对方式、人格特征的研究

目的探讨酒驾者心理健康水平、应对方式、人格特征,及其应对方式、人格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方法运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应对方式问卷(CSQ)、艾森克个性问卷(EPQ)对60名酒驾者(研究组)和60名无酒驾史的同质驾驶员(对照组)进行调查及统计分析。结果除强迫因子外,酒驾者SCL-90总分及各因子得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酒驾者CSQ中自责、幻想、退避因子分高于对照组,EPQ中精神质、神经质因子分高于对照组(P均<0.05)。酒驾者SCL-90结果与CSQ幻想、自责、退避呈正相关(r为0.334～0.556),与EPQ精神质、神经质人格呈正相关(r为0.285～0.515)。结论酒驾者存在较多的心理问题、不成熟的应对方式及神经质、精神质人格。为减少酒驾行为,应根据其心理特征、应对方式和人格特点针对性的干预。

三门峡市2012-2013年酒后驾车交通事故639例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通过对三门峡市酒后驾车交通事故的相关危险因素分析，以期为酒后驾驶预防和控制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对酒后驾车交通事故驾驶员639例性别、年龄、肇事时间、驾驶车辆类型、事故形态及血液酒精含量等作统计分析。结果：酒后驾车639例交通事故中男性627例（98.12%）；20～49岁508例（79.50%）。肇事时间18：00～0：00段占304例（47.57%）。酒后驾驶摩托车314例（49.14%），酒后驾驶小型汽车243例（38.03%）。结论：酒后驾车以中青年男性为主，多集中在晚餐后，摩托车及小型汽车驾驶员是酒后驾驶的主要行为人群，应加强对酒后驾车的预防和控制。

温州市酒驾者心理干预对照研究

目的:探讨团体心理干预对改善酒驾者心理健康水平、应付方式的疗效。方法:对干预组30例酒驾人员开展团体心理干预,包括情绪管理、认知调整、自我认识与发展等,对照组30例不进行相应的团体心理干预。运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应付方式问卷(CSQ)在干预前后进行评定,通过对照分析,评价干预效果。结果:经过12次的团体心理干预,干预组成员心理健康整体水平和抑郁、焦虑、敌对、躯体化症状有显著改善(P<0.05),对照组无变化(P>0.05),而且酒驾者的不成熟应付方式有所转变,解决问题和求助等积极应付方式初步建立。结论:团体心理干预能够协助酒驾者建立面对困境的积极应付方式,有效改善酒驾者的心理健康水平。

淮安市机动车驾驶员酒后驾驶知识调查

目的了解淮安机动车驾驶员对酒后驾驶判定标准的掌握情况,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路边随机拦截调查法对在城区范围内的部分驾驶员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共调查1,450人,仅有13.1%的驾驶员知晓法律规定的饮酒驾驶最低血液浓度。酒驾判定标准的知晓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随着教育程度的升高而增高。不同年龄、教育程度和饮酒频率的驾驶员知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分析表明:年龄、教育程度、驾龄和饮酒频率为主要影响因素。结论机动车驾驶员对酒驾认识度、对酒驾立法和执法的关注度及酒驾风险评估严重不足,应引起交巡警与其他交管部门的高度重视。

关于高星级饭店推行酒后代驾服务的探讨

酒后驾车检查和处罚的加强给酒店行业带来的影响是显著的,尤其是以餐饮为其重要收入的高星级酒店面临巨大的经营压力。酒后代驾是顺应酒驾查处严厉应运而生并受到广泛关注,然后目前该行业市场发展不够成熟。本文以高星级酒店为研究对象,具体探讨酒店提供酒后代驾服务的优势、人员设置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

酒后驾驶人的人格特征与社会支持关系研究

采用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EPQ-RSC）与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对1 080名酒后驾驶人进行测试。结果表明：酒后驾驶人P、N量表上的得分均高出全国常模,不同性别的酒后驾驶人在E量表上得分存在差异,每月饮酒次数不同的驾驶人N量表得分上存在差异;不同性别的酒后驾驶人在社会支持的利用度分量表上存在差异,不同驾龄的酒后驾驶人在社会支持的主观支持分量表上存在差异;酒后驾驶人的人格特征各因素与社会支持各因素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这说明人格特征影响社会支持,社会支持对人格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血中酒精浓度的回推算研究

目的研究血中酒精浓度值(BAC值)的推算关系。方法对327位自愿受试者饮酒后测定其血中酒精时浓曲线进行分析,计算血中酒精清除率。结果血中酒精消除呈线性,327例血液中酒精消除线性相关系数为0.985±0.019,最小绝对值为0.98,最大绝对值1.000,消除斜率绝对值平均为(0.136±0.037)mg/mL/h,最小绝对值为0.075mg/mL/h,最大绝对值0.266mg/mL/h。结论血液中酒精浓度的推算可根据线性消除关系回推,血液中酒精浓度按照每小时下降0.10mg进行回推算。

醉酒驾驶者人群心理健康状况和应付方式特征分析

目的:(1)调查北京某看守所在押醉酒驾驶者的心理健康状况和应付方式特点;(2)对其心理健康状况与应付方式、应付方式与酒精依赖程度进行相关性分析。方法:收集北京某看守所378名在押醉酒驾驶者为受试者,资料收集汇总后,采用SPSS17.0对SCL-90、应付方式、MAST等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和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378名醉酒驾驶者SCL-90的躯体化、人际关系、焦虑、恐怖和精神病性五个因子分及总均分高于全国常模(P<0.05);醉酒驾驶者应付方式的自责、幻想、退避、合理化因子均与SCL-90的总分、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抑郁、焦虑和敌对等因子呈显著正相关(P<0.05)或极其显著(P<0.01)。MAST总分与应付方式中解决问题因子呈非常显著负相关(P<0.01),而与消极的应付方式自责则呈显著正相关(P<0.05)。MAST总分与SCL-90的阳性项目数、强迫症状和其他项呈显著负相关(P<0.05)。结论:醉酒驾驶者人群的心理健康状况显著低于全国常模。醉酒驾驶者的应付方式均与酒精成瘾程度和心理健康状况有较大的相关性。高酒精成瘾组与低酒精成瘾组在应付方式和心理健康方面也呈现较大的差异。

酒驾者团体心理干预对照研究

目的探讨团体心理干预对改善酒驾者心理健康水平及应对方式的疗效。方法将60例酒驾者平均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对干预组酒驾人员开展团体心理干预,包括情绪管理、认知调整、自我认识与发展等,对照组不进行相应的团体心理干预。运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应对方式问卷(CSQ)在干预前后进行评定,通过对照分析,评价干预效果。结果经过12次团体心理干预,干预组成员心理健康整体水平显著改善(P<0.05),对照组无统计学差异(P>0.05);酒驾者的不成熟应对方式下降,解决问题和求助的积极应对方式初步建立。结论团体心理干预能够协助酒驾者建立面对困境的积极应对方式,有效改善酒驾者的心理健康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