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上市中的差异表决权规则及法律完善——以证券交易所竞争为视角

双层股权结构具有理论与实践的重要价值,这一制度产生的重要原因在于证券交易所之间的竞争,是一种实践需求推动理论革新的结果。从世界范围看,已经形成突破传统“同股同权”而采纳“同股不同权”的双层股权结构的趋势和现实。我国为回应现实需求以及应对国际上证券交易所之间的竞争而已经引入该制度,但实践结果与理论预期产生了偏离。通过比对发现,我国上交所、深交所、北交所以及新三板之间,以及与美国、新加坡和我国香港地区证券交易所对该制度的规定有所差异,这种差异是造成实践与预期发生偏离的原因。我国证券交易所对该制度的限制过于严格,为满足实践需要以及应对竞争,应当在严格与放松限制之间作出良好的平衡。因此,需要对双层股权结构制度下的差异表决规则进行完善和突破,突破的重点在于事前放宽准入标准,完善的重点在于事中细化信息披露制度及相关规则,事后完善普通股东的保护机制。

证券交易所公司制改革下的股权结构与治理机制——以北京证券交易所为切入点

北京证券交易所是我国内地首家公司制证券交易所,其股权治理机制对我国证券交易所公司制改革具有示范效应。但在全球证券交易所不断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背景下,其行政性较强的一元股权结构开放性与兼容性不足,难以形成协调运转与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有业务混同与财产混同的风险,不利于市场化和“走出去”,无法满足我国证券交易所市场化和国际化发展的需要。对北京证券交易所进行股权多元化改造不仅能够破除一元股权治理结构的局限性,而且具有独特价值,有助于我国打造承接国际资本的平台,为我国全面推进证券交易所公司制改革积累经验。对北京证券交易所而言,在股权多元化改造中,为保障国家合理的控制权,同时不损害证券交易所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应遵循弱化行政性、推动市场化的理念;为构建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可借鉴新加坡淡马锡国际私人有限公司的多元化治理模式,进行股东多元化和董事多元化改造,促进治理的多元化和法治化;为有效平衡国家利益和多元股东利益,推动我国资本市场国际化,可采用双层股权结构,通过赋予国有股超级表决权,在确保国家必要控制权的前提下,鼓励证券交易所自主经营,但应严格限制超级表决权的适用范围和适用幅度,同时注重保护非国有股东权益,完善配套法律制度及相关措施。

特殊管理股制度的缘起、超越与融入

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管理方式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特殊管理股制度突破以"一股一票"为特征的表决权配置规则,形成双层股权结构,由此对传统公司治理的框架构建与机制安排提出新的要求。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研究特殊管理股制度的理论缘起、现实依据、视域超越之处以及融入公司治理架构的路径等问题,可为国有出版传媒企业的改革实践提供理论支持。

美国“一股一权”制度的兴衰及其启示

股东控制是美国公司法的基础,而"一股一权"则是该基础的核心。纽约证券交易所在20世纪初迫于政治压力,在上市公司标准中确立了一股一权原则。但在1980年代,纽约证券交易所因美国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交易所的竞争压力,放弃了这一上市标准,引起了美国学者对该原则的广泛争议。一股一权原则的合理性尽管经过了学者的多次论证,但大部分国家公司法并没有将这一原则贯彻到底。实证研究表明,股权结构与公司业绩并不存在确定的关系。允许公司按实际情况设计股权结构,可能更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但其前提是健全公司治理制度和投资者保护制度。

规范视域下的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强化机制

上市公司控制权强化机制有助于稳固控制股东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地位,但往往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实践中常见的是终极控制人利用"双层股权"及"金字塔结构"操控公司行为。各国或地区采纳的规制路径可归纳为四个种类:一是规制"双层股权",消解金字塔结构;二是消除"双层股权",但允许"金字塔结构"的存在;三是有限地采用"双层股权"与"金字塔结构";四是禁止采用"双层股权"及"金字塔结构"。根据我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设计对控制股东的规制路径,联系我国公司运作的实际,可以保留股权控制的"金字塔结构",但应强化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并根据该结构运行中出现的问题采取相应改进措施。可先行在诸如创新型公司及国有控股文化传媒企业中,将"超级表决权股"限制在IPO之前,要求上市公司公开采纳该结构的相关信息及对公众投资者利益安全性的保障措施。建议在维持既有股票市场板块格局的同时,对证券市场进行差异化安排及制度创新,建构"隔绝控制权强化机制"以严格执行公司治理标准,通过设定"不受等比现金流权支持的表决权"上限规则,以配套实施证券监管中的仲裁机制。

双重股权架构的域外经验与中国应对

双重股权架构在美国已经有数十年的实践历史,近年来,亚洲各个冀望迅速推动本地高新企业成长的法域纷纷改变其既往立场,吸纳同股不同权公司上市。2018年,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率先在本地区实现了这种规则转变,而中国新设立的科创板也已经允许上市公司采用双重股权架构。中国引进双重股权结构应当谨慎行事,如需引进可以以中国香港规则作为基础,摒弃其适于寻租之内容,并增加定期日落规则。

双重股权结构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基于在美上市中概股的实证研究

选取在美上市中概股为样本,比较不同股权结构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采用双重股权结构的公司主要集中在软件与服务、多元金融、零售业、消费者服务Ⅱ等四个行业,这与上述四个行业中的公司大多为科创型公司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这四个行业中,双重股权结构的采用对于公司绩效增长均表现出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还发现,创始人团队控制权的增加对公司绩效同样有显著正向作用。因此,双重股权结构对于公司的创始人团队和外部股东均有益。

双重股权结构对股利政策的影响——基于在美上市的中概股的经验证据

使用在美上市的中概股公司为样本检验双重股权结构对现金股利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双重股权结构会降低股利的支付概率与支付水平;在双重股权结构公司中,经营者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越高,股利支付概率和支付水平越低。进一步研究发现,双重股权结构公司将更多资金投资于研发活动,而研发投资与股利分配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科创板市场已允许具有双重股权结构的企业上市,但是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市场长期以来实行“半强制分红政策”以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在科创板实施该政策可能使得双重股权结构公司减少研发投入。因此,监管机构在制定与投资者利益保护相关的政策时,有必要审慎对待双重股权结构公司,使其处理好研发投入与投资者保护之间的关系。

代理成本视角下双层股权结构制度的短板及其优化研究——基于《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分析

双层股权结构是一种为了防范恶意资本收购、平衡异质化股东权利、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和优化营商环境而产生的特殊股权结构。国外对双层股权机构持有禁止、允许、限制三种态度,而我国科创板突破“一股一权”的固有原则,允许双层股权结构公司在境内上市。但《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表决权差异安排中,双层股权结构的表决权设计,特别表决权股转让限制、“日落条款”时限以及其他方面存在代理成本较高的问题。为了降低代理成本,我国应当采取增加股息优待策略、细化时限性规定、建立独立董事委员会等优化措施。未来可以将研究重点放在防范敌意收购的本土化条款、特别表决权股份现金流权的标准、股东诉讼制度的落实等方面。

“杀戒”背后的“杀心”——以《杀戒》为中心的“问题婚姻”思考

近十年来,"凤凰男"主题家庭伦理剧成为中国家庭伦理剧的一个重要分支。改编自当代作家俞胜利小说文本的电影《杀戒》,凸显了"凤凰男"与"孔雀女"的"问题婚姻"背后的生存地位、文化身份与阶层固化的空间区隔化问题。基于城乡分治与社会发展失衡历史语境,"农裔"知识分子从高考进城到婚姻围城,剧情结尾的"杀戒"成了无法完成的结尾,亦成了"杀心"与"虐心"的未完成的社会问题思考。

论公司控制权机制的突破与重构

在互联网经济背景下,创业者在发现商机与创新商业模式方面的优势越来越明显,而投资人在商业模式上的“外行人”属性越来越明显。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角色的重新定位成为了现代公司治理模式变革的内在推动力。公司的最终决策权仍属于物质资本所有者的传统公司控制权机制,不符合现代公司治理对决策效率的要求。为免除创业者们有“为他人做嫁衣”的后顾之忧,建议“同股同权”原则的适用应限制在物质性决策权方面,如重大资产重组、股东分红等,而对于那些直接与公司经营发展相关的管理方面的决策权,即管理性决策权应尽量让渡给具有商业智慧与决策能力的创业者们。

合伙人制度与创业团队控制权安排模式选择——基于阿里巴巴的案例研究

伴随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阿里创业团队在进行以业务模式创新为特征的人力资本投资时同时面临信息不对称和合约不完全问题。基于阿里合伙人制度的案例研究,本文研究表明,阿里借助合伙人制度事实上完成了创业团队与外部投资者之间从短期雇佣合约到长期合伙合约的转换,实现了阿里创业团队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共享和风险分担,节省了交易成本。合伙人制度由此不仅成为信息不对称下外部投资者识别阿里独特业务模式的信号,而且成为合约不完全下激励创业团队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控制权安排实现形式。与此同时,"长期合伙合约"下的马云创业团队事实上成为阿里"不变的董事长"或"董事会中的董事会",实现了"管理团队事前组建"和"公司治理机制前置",使交易成本进一步节省。但缺乏双层股权结构从B股转为A股的退出机制、依靠文化和价值观形成的"软"约束,以及创始人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作用都会为未来合伙人制度的执行带来某种不确定性。

从“股东”中心到“企业家”中心:公司治理制度变革的全球趋势

"同股不同权"股票的发行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与"一股一票"的"同股同权"相比,不利于投资者利益保护的股权设计。然而,近二十年来,伴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互联网相关企业选择发行AB双重股权结构股票上市。来自中国的阿里通过合伙人制度,腾讯通过"大股东背书"模式变相实现了"不平等投票权"股票的发行。公司治理制度变革由此出现从传统的股东中心向企业家中心的全球变革趋势,在股权结构设计上体现为从"同股同权"转变为"不平等投票权",在董事会制度建设上体现为从专职的内部董事为主转变为以兼职的独立董事为主,而在对外部接管角色认识上,则体现为从被视为重要的外部治理机制转变为在反并购条款中加入相关限制。本文在剖析公司治理范式从股东中心到企业家中心全球变革趋势下的理论和现实背景的基础上,从股权结构设计、董事会组织和反并购条款等三个方面梳理和总结了企业家中心公司治理范式全球变革特征,并揭示这种全球变革趋势背后所包含的经济学逻辑,为公司治理理论和实务界未来如何顺应这种全球变革趋势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准备。

双重股权公司中双重身份高管的薪酬安排——激励还是自利?

双重股权结构能够使内部股东或创始股东以少数资本投入(现金流权)获得多数投票权(控制权),成为控股股东,由此帮助创始人在不丢失控制权的前提下实现股权融资。文章以双重股权公司中双重身份高管的薪酬为研究对象,考察高投票权股东兼任高管时的薪酬安排、激励效应及其保障机制。文章以2008-2017年的美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相对于同股同权公司,双重股权公司高管薪酬存在高货币性薪酬、低股票期权的独特现象;双重身份高管可能出于自利动机而制定高货币性薪酬,故难以形成有效激励,而股票期权则能通过激励高投票权股东积极投入其异质性资本以提升企业绩效。因此,外部同股同权股东应更多关注双重股权公司的高管薪酬结构,监管方应要求双重股权公司加强高管薪酬信息披露和公司治理。

国企改革适用双层股权结构探析

国有企业股权结构改革,需要在引进民营资本与保持国有经济必要控制力之间寻找平衡点。本文对比"金股制"与双层股权结构两种实践模式,分析"金股制"存在的各种问题,以国有企业改革与公司双层股权结构相结合的视角为中心,依托于对双层股权结构的深层理论基础的分析,进而提出"特定双层股权结构"的新制度框架,以求达致改革中的国有经济控制力与民营经济利益分享、激活股权多元化活力之间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