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善喻的双重诠释性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思想极为复杂。善,既涉及道德指向也涉及幸福指向,且与正义、权利等理念有着多重的交织。就个体而言,美德是公民之善的核心;就共同体而言,正义是社会(城邦)之善的核心。善本身是社会行动的目的,同时是最高的善——幸福的原因。在现代社会,何者可称得上至善?亚里士多德善喻的双重诠释性,不仅体现为目的论与道义论的二重意蕴,也体现在物质与精神、个体与共同体、福业与德性的二维论分。正是这种双重性启发了现代至善观的批判与反思,从而为现代社会的价值整合赋予一种可能。

解读多元构式隐喻的句法结构——兼与二元构式对比

传统的AB型二元构式隐喻中,二元语义体映射的单向性决定了其认知域的划分与句法结构基本一致,主项A与谓项B的映射具有不可逆性;以ABC型三元构式为代表的多元构式隐喻的主项与谓项在句法形式上进行倒置之后映射依然成立。此外,二元构式虽然可以正向推导为多元构式,多元构式却不能够无条件地逆向缩减为二元构式。多元构式隐喻的核心是关系体映射,其背后反映的是动词性的概念隐喻过程。

爱欲的隐喻·表演人生·自我救赎——铁凝《海姆立克急救》面面观

《海姆立克急救》是一篇独具内涵的小说。其意蕴首先表现为一种欲望泛滥后真情回归的双重隐喻。郭砚和马端端的故事构成的是现实生活和文学创作双重意义层面上的爱情隐喻,是爱情关系中由欲的放纵到爱的回归的隐喻,也是爱情忏悔的隐喻。其次,作品书写了一种爱与赎的表演人生。三个主人公被作家赋予了"演员"的职能,在人生中分别扮演着等爱者、赎罪者、自救者的角色,具有共性的表演行为体现出两种内在意义:爱与赎。再次,小说传达了一种爱欲的原罪与自我救赎的意旨。主人公或缺乏自救意识而在婚姻危机中迷失自我,或自我救赎意识觉醒而最终走出爱欲误区,性格迥异的三人共同诠释了在爱欲原罪中"我们都需要自救"的主题。

空间隐喻和形状变化对物体内隐时间概念加工的影响

通过2个实验,考察了空间隐喻和形状变化对物体内隐时间概念加工的影响。实验1通过对隐含时间关系的词对的语义相关判断发现,形状变化物体隐含的"先前/后来"的时间概念与"左/右"的空间概念存在着对应关系,断裂式变化(形状变化大)的物体比渐进式变化(形状变化小)的物体激发了更加明显的时间变化感,但物体形状变化类型并未明显地影响对词对语义相关判断的速度和准确性。实验2通过对隐含时间关系的物体图片对的语义相关判断发现,物体形状变化隐含的"先前/后来"的时间概念与"左/右"的空间概念亦存在着对应关系,而且物体形状变化类型影响对物体图片对语义相关判断的速度和准确性,被试对渐进式变化物体的语义相关判断显著快于对断裂式变化物体的语义相关判断,错误率亦低。整个研究表明,在物体形状变化内隐时间概念的表征中,既存在着抽象的符号表征,又存在着具体的形状知觉表征。研究结果支持概念双加工理论的预言。

基于双重编码理论的儿童信息检索提示效果对比

信息编码与解码是开展信息搜寻与检索的必要前提,图书馆一般采用《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对图书进行信息编码。然而信息编码与解码的专业性导致儿童在图书馆检索图书时非常困难,用户体验问题突出。文章基于记忆的双重编码理论,探讨采用图形隐喻设计,对图书类别进行编码,检验图书信息编码方式对儿童图书信息检索效率和情绪体验的影响。结果显示,图形隐喻编码形式更容易被儿童理解,能显著提升儿童检索效率和正性情绪,在面向识字水平低的儿童图书馆设计中,采用图形隐喻的信息编码方法,有助于培养儿童阅读兴趣,提升阅读体验。

语法隐喻的级转移向度及呈现方式

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语法隐喻产生于语义层和词汇语法层体现关系的错位。然而,这种观点可能造成三个方面的误解:一是承认小句复合体是位于小句之上的级阶单位;二是承认同一级阶的语法单位之间可以发生范畴转移;三是在人际隐喻和语篇隐喻中寻求级转移解释。根据语法隐喻的识别标准,三种元功能都可以产生语法隐喻,但呈现方式有较大差异。概念隐喻体现为横组合型的级转移,人际隐喻体现为纵聚合型的范畴转移,语篇隐喻体现为纵聚合型的心理表征。

语篇隐喻的非限定小句视角

Halliday的语法隐喻仅涉及概念隐喻和人际隐喻,但Martin等人认为还应该包括语篇隐喻。依据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元功能思想,Martin等人所指的语篇隐喻有些只是概念隐喻和人际隐喻在语篇中的表现,并不符合语法隐喻产生的条件。以此为基础,从非限定小句连接者的角度可以提出四种符合双重语义特征的语篇隐喻类型:(1)详述型非限定小句;(2)没有连接词的延伸型和增强型非限定小句;(3)由介词体现连接者功能的延伸型和增强型非限定小句;(4)非限定动词介词化的增强型非限定小句。

《人民日报》(2020-2021)国内疫情新闻标题修辞论析

《人民日报》作为我国重要的官方媒体,有影响力大、受众广的特点,疫情期间它代表国家党政机关及时向人民群众公布国内疫情信息。关注《人民日报》发布的国内疫情有关标题的拟定,从中统计出运用对偶、比喻辞格的标题,并分析使用两种辞格标题的修辞效果,进而探寻新闻标题中使用对偶辞格与比喻辞格的社会功用。

3~5岁幼儿职业声望垂直空间、大小双重隐喻发展

为探讨3~5岁幼儿职业声望认知及职业声望垂直空间、大小双重隐喻的发展规律,研究采用将高声望职业人物和低声望职业人物图片放置垂直空间的上方/下方和大/小的人物剪影图片的任务操作。通过2个实验及综合分析结果发现:3岁幼儿职业声望隐喻理解能力开始萌芽,高职业声望为"上"的正极概念隐喻开始出现;4岁幼儿职业声望隐喻理解能力得到发展,已形成高职业声望为"上"、"大",低职业声望为"下"、"小"的双重隐喻能力;5岁幼儿职业声望的双重隐喻能力进一步加强。研究揭示:3~5岁幼儿对职业声望的隐喻加工存在正极优势。幼儿对职业声望的垂直空间和大小双重隐喻理解能力的发展不同步,职业声望的垂直空间隐喻发展优于大小隐喻。

《黑板》:文明与精神救赎的双重解构

电影符号学理论将电影解释为一种特殊的符号系统和表意现象。运用电影符号学理论中有关隐喻的概念对伊朗电影《黑板》中黑板、真主、女人、老人、孩子、语言等视觉符号进行解读可知:黑板暗喻现代文明拯救的尴尬,真主隐含宗教救赎的无望,女人代指女性身份的缺失,孩子和老人显示战争阴云下库尔德民族历史的空白,语言则隐喻国家发展构想在苦难民众中的无意义性。影片运用这种视觉符号的隐喻与映照,消解了文明和精神信仰对该民族救赎的可能性,表达了东方传统文化的失落与导演通过国界线这一视觉符号所质疑的传统意义的国家和民族主义,同时也完成了对库尔德民族未来之路指向何方的拷问和质询。

《古诗十九首》的细读批评

本文在对《古诗十九首》的审美价值进行探究的过程中,试图将切入的角度由文本之外转向文本自身,借助与中国古代诗歌极具亲和力的英美新批评学派的批评方法,通过“细读”的方式,从双重语境的魅力、时空意象的悖论、和隐喻机制的巧设等三个方面来体会《古诗十九首》“深衷浅貌,短语长情”的审美效应。

认知语言学的另一角度——《诗经》中的色彩词分析

《诗经》中的作品丰美而不浓艳,语言自然生动,风格朴素优美,是我国诗歌发展的源头,其中的色彩词不仅数量繁多,而且有着自己独特的表达。本文结合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以《诗经》中的色彩词为研究对象,进而分析《诗经》中色彩词的认知特性。首先以《诗经》中的色彩词为出发点,说明《诗经》中色彩词的产生是先民根据自身需求对客观色彩进行认知的产物,并在此基础上对《诗经》中的色彩词进行归纳并分类,分为五大色系;其次对《诗经》中的色彩词进行分析,说明《诗经》中的色彩词的产生主要是人类的转喻认知结果,并对《诗经》中色彩词的特殊运用用隐喻理论进行解释,说明其是隐喻认知的产物;最后探究《诗经》中色彩词所蕴含的心理认知与文化认知,进一步证明《诗经》中色彩词的运用不仅受人类生理、心理效应的影响,也受社会文化的影响。

太行抗日民歌中的诗词元素

太行抗日民歌在创作时借鉴了许多优秀古典诗词元素,这些诗词元素的运用,使太行抗日民歌具有了更高的表现力和艺术欣赏性。文章将从形象寄托之比兴,遣词造句之对偶,填补音节之衬词,谋篇布局之复沓等四方面探讨太行抗日民歌中的诗词元素。

双重音乐能力

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曼特尔·胡德(Mantel Hood)提出"双重音乐能力(Bi-musicality)"理论,旨在通过有意识地学习研究对象的音乐来探索音乐与艺术、语言、宗教、习俗、历史之间的文化关系。西方民族音乐学将"双重音乐能力"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多用于田野实践之中,而中国学界则以"双重乐感"的培养率先运用在少数民族音乐教育中。近些年来,随着中西方对"双重音乐能力"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反思,研究逐渐呈现出"跨学科"的趋势。对于当前民族音乐学学科来说,"双重音乐能力"的培养,首先是通过对不同地方音乐表演者歌唱语言、器乐演奏、肢体动作等方面的亲身体验与实践,习得"双重"或"多重"的音乐表演技能;其次,它是民族音乐学者在田野观察中从"局外人"到"局内人"身份转型的一种重要途径;最后,在双重演奏、演唱、舞蹈等能力的训练中实现对整个社会中音乐概念的全面认知,不仅窥探了音乐交流与互动中的文化"隐喻"问题,还为音乐表演民族志的"深描"提供写作依据。

隐喻性范畴化及其实现机制

"以不同类为类"的隐喻性范畴化是人类认知过程及语言演变中的重要范畴化形式。隐喻性范畴化的本质在于把本体和喻体越过常规范畴边界,重建一个共享的上级范畴,据此获得表示其上位范畴的抽象范畴指称,且在特定语境下动态实现。这种范畴化具有范畴表征的类层级结构和分类逻辑基础,并具有类比属性和双重指称特征。原型范畴理论和范畴构建理论为其提供了重要理据。隐喻性范畴化实现的中介机制为关系相似性,而宏观和微观双重范畴化则是其实现的范畴隶属机制。

基于双重认知主体的蓄意隐喻动态主体间性

蓄意隐喻指的是产出者和接收者之间有意识地使用隐喻,关注的是隐喻的交际维度。本文提出蓄意隐喻涉及产出者主体和接收者主体,从而推导出蓄意隐喻的双重认知主体性。为验证这一观点,本研究招募76名英语专业三年级学生,首先让其以产出者身份记录自己写作过程中使用的蓄意隐喻,接着让其与任一同学交换文本并以接收者身份识别蓄意隐喻。对双方结果进行对称测量发现,接收者并不能完全识别产出者的蓄意隐喻,双方的认知存在差异,验证了蓄意隐喻的双重认知主体性。接着,引入话语分析中的主体间性理论,将双重主体之间的关系构建为一个对话、协商的动态主体间性模型,并通过例证具象展示这一模型,形成了蓄意隐喻创建和解读的认知连续统。本研究对蓄意隐喻的概念界定、识别分析、以及双重主体的主次关系都提出了新的研究视角,这也是后续研究关注的重点。

汉语谐音表达的认知研究:“伸手要钱”所引发的语言学思考

坊间谐趣的日常用语"伸手要钱"可引发出严肃的语言学论题思考。这里所说的"伸手要钱"是身份证、手机、钥匙、钱包各词语首字谐音的集合,即谐音修辞表达,并涉及语言运用的一个重要机制:意识的双重结构——本体结构和摹状结构。汉语谐音表达有三种情况:同音词组替代;近音字词替代;有关的词组分列而词组首字谐音替代后按意义重新集结。从意识双重结构理论来看,汉语谐音表达中的原用词语是本体结构里的事件,摹状结构里的谐音词语是用例事件。汉语谐音表达的运用是有规律的,其谐音解读的过程是因果蕴含的思维过程。汉语谐音表达体现了隐喻认知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