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转化信托之制度设计

专利转化率低制约了我国产业自主创新升级。专业人才缺乏,投融资渠道匮乏以及传统专利管理方式罅缺是制约专利转化的主要因素。信托与专利转化有机结合可利用信托专业化管理、投融资以及安全保障功能提高专利转化率。我国信托制度生效要件、受托人监督机制与受益人权利救济机制之罅缺制约专利转化信托的发展,应以信托财产“双重所有权”理念作为构建专利转化信托的制度基础,明确专利转化信托财产“确定性”要件并以专利权“移转”于受托人作为信托生效的充分必要条件,明确专利转化信托受托人资格,完善受托人信义义务机制之内部监督制度,增设专利转化信托监察人和专职监管部门进行外部监督,明确受益人物权救济机制。

数字经济要素收入核算与竞争力分析——基于“属权原则”的异质性视角

文章以OECD发布的ANME ICIO表为基础,提出了一种新的数字经济要素收入测算方法,进而准确地捕捉跨国企业数字技术活动的影响。通过构建综合指标,对比分析中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在数字经济发展竞争力方面的差异。同时,深入探讨本国企业与跨国企业在数字经济要素收入获取中的角色差异,并剖析数字经济要素收入的结构,聚焦不同价值链活动对其贡献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数字经济竞争力稳步增强,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的计算机硬件设备制造业成为推动数字经济要素收入增长的引擎,全球竞争力卓越;然而,中国的IT及信息服务业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仍有提升空间。此外,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核心数字技术跨国企业,但本国企业在海外活动中的数字经济要素收入占比相对较低,制约了整体发展。文章揭示了国内价值链相关活动是中国数字经济要素收入的主要来源,巨大的市场规模为内循环提供了广阔的增长空间。值得强调的是,中国从外国直接投资中获得的数字经济要素收入占比仅次于内循环,凸显了中国吸引和利用外资以参与全球价值链相关活动的能力。最后,为促进中国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相关建议。

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法理基础与规范构造

理解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须从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体视域展开,同时,还要厘清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损害与损害赔偿、赔偿请求权与赔偿诉权等核心概念。既有理论将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作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中的实体权利基础,然而,不论是公权说、私权说,还是二阶结构说、三层结构说,都不周延。因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存在二元构造,即赔偿请求权区别于赔偿诉权,赔偿请求权中基于自然资源所有权的物上请求权区别于侵害生态环境的侵权之债请求权,赔偿诉权中程序意义上的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区别于实体意义上的救济自然资源所有权。这种二元构造客观上源于生态环境中单体自然资源的结构面向与整体生态功能的功能面向存在区分,其学理基础在于承继和发展了传统所有权的解释范式,其核心内容是对生态环境类的损害进行类型化。为此,该制度可从两个方面予以展开。长期而言,须仰仗制定中的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系列内容;当务之急,则是借助司法解释促进这些内容的适度法制化。

委托代理视域下的明清永佃制度初探

明清时期,永佃制盛行于我国江南地区。这种特殊的土地产权制度分离出了土地双重所有权,即田皮权和田骨权。本文利用委托代理理论对永佃制度的产权结构进行分析,得出“当佃农作为代理人,其拥有了田皮权后,在最优的激励合同约束下是效率最优的”结论,即永佃制度对地主和佃农双方都提供了有效的激励机制,促进了当时农业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地权分配的平均化。

连锁股东、双元创新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以2007—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连锁股东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连锁股东有助于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作用路径检验证实,连锁股东通过促进双元创新这一路径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检验发现,连锁股东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规模较大企业、盈利企业、薪酬激励较高企业和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企业样本中。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连锁股东的经济后果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研究,也为进一步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测度——基于不同层次的视角

测度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各层次的资源配置效率并探究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在金融危机前,中小板的价格有效性水平在多数情况下围绕主板上下波动并逐渐趋于一致,创业板在设立初期的价格有效性低于主板和中小板,其后创业板的预测性价格有效性(FPE)超过其他两板;(2)主板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趋势主要集中在中小板与创业板设立初期;(3)主板FPE在创业板设立前低于中小板,设立后趋于一致,而创业板FPE高于主板和中小板,且揭示性价格有效性(RPE)的层次差异不大,创业板资源配置效率最高、中小板次之、主板最低;(4)部分股权结构特征会影响各层次的资源配置效率。

《海牙信托公约》中的信托实体法规范与信托法理

在《海牙信托公约》中,有三项规定属于与信托法理论联系紧密的信托实体法规范:一项是关于将信托财产独立性理论条文化的规定,它体现着这一理论向信托实体法规范的转变;一项是关于其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名义所有权理论来设计的规定,它体现着存在于这一理论中的与信托财产有关的“名义所有权”,在从法学概念向法律概念转变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一项是关于其立法设计方案的形成受到二元结构所有权理论极大启发的规定,它在信托立法史上开创了关于这一理论转变为法律规则的先例。这三项信托实体法规范仅为这部国际公约所独有,致使该公约中的信托制度,成为一项堪称“法理入法”的典范的、理论色彩浓厚的信托制度。

民企参与对国有混企双元创新的影响研究

以2013―2020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固定效应研究民企参与对国有混企双元创新的影响,从所有权、控制权、管理权三个维度衡量民企参与国企改革的程度,研究发现:民企参与国企混改对国有混企双元创新存在正向影响;民企合理分享和配置国有混企控制权对国有混企双元创新存在正向影响;民企委派董监高参与国有混企治理对国有混企探索式创新存在正向影响;共同富裕强化了民企参与对国有混企双元创新的正向影响。因此,应大力推进民营资本参与国企混改,增加民企参与国企混改的动力,合理配置国有企业的双元资源,提高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创建一套完整先进的分配体制,促进国有企业共同富裕。

管理者超额薪酬与企业双元创新

以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分析检验了管理者超额薪酬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超额薪酬作为管理者权力的体现,对企业探索式创新存在显著负向影响,但对利用式创新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当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程度提高时,超额薪酬对探索式创新的抑制作用减弱,而对利用式创新的促进作用增强。进一步研究表明,管理者超额薪酬将提升委托代理成本,且在财务柔性较低、股价波动性较高及外部市场化程度较高时,超额薪酬对探索式创新的负向影响减弱,而对利用式创新的正向影响增强。基于管理者薪酬角度揭示了影响企业双元创新发展的内在因素,为企业合理制定并监督管理者薪酬提供了经验证据。

二元主体结构的AIGC著作权归属研究

【目的】解决AIGC著作权归属问题,能够起到明晰权责、定纷止争的作用,促进AIGC发展。【方法】采用人工智能创作过程分析方法。【结果】应用投资者、创作者二元主体结构划分了AIGC著作权归属,并进行了AIGC著作权保护理论探索。【结论】投资者、算法所有者、算法使用者对AIGC创作无直接贡献或贡献微小,赋予其邻接权以鼓励其投资、生成、传播AIGC;算法设计者直接决定AIGC创作质量,赋予其署名权以鼓励其发展AIGC创作技术,提高AIGC质量;数据库开发者根据算法设计者要求付出劳动获得邻接权,鼓励其积极参与创作。

双层股权结构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吗?——基于融资约束调节作用的研究视角

企业高质量发展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微观基础,全要素生产率是评价和计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指标,同时每个企业都会面临程度不一的融资约束,探讨不同融资约束条件下双层股权结构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使用2010—2020年在美上市的中概股数据探究双层股权结构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及影响路径。研究发现:相比于单层股权结构企业,采用双层股权结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更高,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意味着企业发展质量高。在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然稳健。在高融资约束条件下,双层股权结构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调节作用更强。

土地经营权的信托流转困境与纾解——基于信托财产“双重所有权”的视角

土地经营权信托有利于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与市场化,但尚存在信托公司参与意愿较低、农地用途非农化倾向严重和部分地区公权力过度越权等问题。其深层原因在于信托农地产权内容以及归属不清。受托人和受益人对信托享有的“所有权”在我国传统民法立法体系下应当分别定义为所有权以及债权,土地经营权在信托流转形式中应定义为物权。土地经营权的适格受托人为专业的商事公司,主要权利和义务在于实现土地经营权的资本化运作;受益人应限于农户,主要权利在于监管信托公司的信托业务。此外,根据“三权分置”的基本原理,也可为其他主体安排适当权能,以促进土地经营权信托的高效流转。

国企混改股权结构设计及其规范构造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我国当前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而深化改革的基础在于混改企业股权结构的优化和调整。我国国企混改与西方国企私有化存在本质区别,因此需要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国企混改股权制度。混改企业股权需要对既有股权结构进行整体化改革和特殊性安排,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充分考虑民营资本对股权要素的不同需求,从国有绝对控股、相对控股、参股及股权高度分散化等不同角度,构建混改企业的股权结构类型。为了实现混改企业的最优股权结构,同时可以借鉴现代企业制度中的双重股权和黄金股等特殊股权制度,确定其适用条件和边界,推动国企通过混改形成多元化的股权模式。

论信托财产所有权——兼论我国相关立法的完善

对于信托财产,英美法系赋予受托人“普通法上的所有权”和受益人“衡平法上的所有权”,其原因在于英美法系普通法与衡平法的分野。大陆法系的所有权理念无法兼容双重所有权,这成了信托法移植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我国信托法则对其归属尚无谈及,不利于受益人、委托人以及他们的债权人的保护。应将信托财产的所有权赋予受益人。

论英美信托财产双重所有权在中国的本土化

双重所有权是英美法信托制度中精巧的法律制度设计,但它与我国单一所有权理念格格不入。我国移植了信托制度,但没有妥善解决双重所有权的本土化问题,由此导致信托财产所有权归属模糊不清、受益权性质悬而未决、信托登记名存实亡。分析表明,是否采用双重所有权的形式并不重要,关键是本土化的制度设计能否实现同样的制度功能。在大陆法系的框架下,由受托人享有信托财产的单一所有权,同时受益人享有对受托人的债权请求权,这种设计既可以发挥信托制度的功能,又能够避免对我国传统物权制度造成巨大冲击,有助于实现信托制度的本土化。

股权结构、价值链属性与技术创新——基于中国信息技术企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2005～2013年中国信息技术类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对企业股权结构、价值链属性与技术创新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的研究结果支持双重委托代理理论：中国信息技术企业的股权集中度与技术创新之间呈现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26．56～50．63％之间时，股权集中度对技术创新形成“支持效应”。股权集中度过低或过高都不利企业创新。通过对企业价值链属性的分析结果发现高股权集中度、低股权制衡度的结构安排更有利于研发环节的信息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而低股权集中度、高股权制衡度更利于营运环节的信息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

英国法传统中信托受益权的性质

源自英国法的信托受益权在本质上是一种对人权、债权,而非对世权、物权。从传统角度看,在中国学界普遍存在的双重所有权理论、分割所有权理论均是对信托制度的误读。信托受益权的物权化也是一个伪命题:无论从破产与执行豁免,所有权基本要素的分离,抑或财产取得权的角度均无法得出此结论。在英国法中,受益权不具备作为物权的普遍可诉性,不能直接对抗任意第三人;衡平法在历史上并未改变英国财产法体系或带来一套新的关于财产权取得和保有的规则;受益权也并不是通过对所有权要素的保留和分离而被创设,它只是一个加于所有权上的对人负担。

基于异质股东的混合股权结构对国企双重任务的影响分析

以2010—2015年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股东主体多样性、股东深入性和股权混合度三方面入手,实证分析了国企混合股权结构对企业社会责任和经济绩效的影响。并基于国企分类改革的现实背景,将总样本分为商业竞争类和特殊功能类,进一步分析和巩固原有结论。研究发现:股东主体多样性和股权混合度具有促进企业经济绩效、削弱社会责任的作用;四类股东对于双重任务的作用取决于其主体身份,同时这种作用会很明显地受到股权混合度的交互干预影响;混合股权结构对双重任务的作用在商业竞争类企业中的效果更加明显。

高管薪酬管制、产权性质与双重代理成本

文章以双重代理理论为基础,运用中国上市公司2007-2013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对高管薪酬管制的利弊进行分析,并探讨在不同产权性质公司中多元治理主体对薪酬管制的调节效应及其差异。结果表明:薪酬管制利弊并存,表现为对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与对大股东防御效应的促进作用;在国有控股公司中,董事会行为对高管薪酬与在职消费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效应,机构投资者治理对高管薪酬与大股东防御效应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效应;在民营控股公司中,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与在职消费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因此,理性权衡薪酬管制利弊并有效利用治理主体的制衡作用才是提高薪酬合理性的必要途径。

我国土地二元所有制的失衡与立法矫正

由于在立法上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能进行了诸多的限制,致使我国的二元土地所有制模式出现了严重的失衡。这种状况的产生存在价值判断的误区、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缺失及对三农问题缺乏人文关怀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应当坚持权利平等的基本立法思想,对现有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进行充实和完善,强化对集体土地征收征用的立法限制,从而为农民土地权利的保护提供更加有效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