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疑难问题探析

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社会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新型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具有关联性,新型城镇化是城乡一体化的核心内容和关键环节。实现城乡一体化需要解决四个难题:一是破除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二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三是实现城乡金融资源的均衡配置;四是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和平等权利。只有促进城乡的深度融合,才能使它们良性互动,协调发展。

乡村医患信任中的政策裂痕与弥合——以北京市H区为例

卫生政策的公平、正义与可及是构建医患信任并实现"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这一新医改目标的重要途径。本文以北京市H区为例,基于卫生政策视角,通过对乡村两级卫生政策施行情况与医患信任现状进行研究,了解到当前乡村两级医患不信任问题日渐凸显。而相关卫生政策的稀缺、不系统与不适宜是导致医患不信任问题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须从树立"城乡并重"卫生发展观、加强政策循证研究和建立政策激励与监督机制等方面弥合乡村两级医患信任中的政策裂痕。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农民市民化路径探析

农民市民化是指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借助于工业化的推动,农民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并逐渐变为市民的一种过程。城乡一体化是农民市民化的前奏,农民市民化是城乡一体化的目标。由于城市化总体水平和质量不高、历史上形成且现在仍旧具有羁绊作用的制度、不公平的城市劳动力市场、较高的城市生活成本、城乡隔阂的社会观念和农民自身的素质缺陷等制约因素,致使我国农民市民化面临许多困难。因此,要培育和发展农民市民化的有效载体,改革落后制度,建立劳动力市场机制,完善组织管理,统一观念认知,增强农民综合素质,积极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

从“他者”到“群我”:城市化进程中随迁子女融入问题

中国"农民工"现象是城市化进程的产物。农民进城务工常态化,其随迁子女城市入学问题随之产生。由于中国社会长期沿袭的城乡二元分割文化体系及其以等级意识进行身份界定的社会心理支撑,使农民工子女城市就学存在制度障碍及跨文化适应障碍。开展社会机制建设,确保农民工合法权益,消除农民工及其子女面临的身份歧视,实现文化调试(跨文化适应)与文明融合,是促进农民工随迁子女学校融入与社区适应的规范路径。

我国城乡教育投入差距的起因与改革

从城乡差距比和城乡基尼系数的视角看,城乡教育财政投入差距尽管有起伏,但呈现下降态势。究其缘由,一方面,在当前的官僚政绩考核制度下,对地方官员而言,在有限任期内将大量资源投入短期效益不显著的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并非理性选择;另一方面,我国教育资源呈现等级式流动,教育资源基本上是沿着中央-省府—中心城市—县城—乡镇—农村不均匀地向下流动,强化了自上而下、从城市到乡村的教育投入等级差异。针对此种状况,我国需施行教育优先区政策与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制度的联动改革。

论乡村振兴与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治理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为民族地区实现乡村社会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然而,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问题无疑给乡村振兴带来了现实难题。要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就必须加强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治理。城乡分割是造成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的根源,它使城乡之间在就业收入、社会制度、生活条件、文化认知度等方面产生差距。结合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消除城乡分割,走向城乡融合,是加强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治理的根本途径。

我国金融排斥的城乡二元性研究

针对金融排斥的城乡二元性展开分析,从城乡互动耦合的新角度剖析排斥的空间差异与诱致要素。在构建城乡金融排斥二元性指数的基础上,利用模糊曲线法证实各诱致要素的复合因果关系及贡献弹性差别。研究结果表明,技术、收入、教育等各要素对城、乡金融系统的作用渠道及影响强度不同,因此,其金融包容措施应各有侧重;城乡金融地域系统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二者互补而非互斥,互相关联而非互相割裂,二元性的削弱应充分发挥城市的扩散效应,并推进农村金融的加速度发展;金融排斥存在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政府作为自组织而非他组织主体,干预重点在于"金融沙漠",同时应尊重市场规律,引导"社会责任"的实现。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变革趋势与方向

中国劳动力市场一直存在城乡之间以及城市内部双重分割的问题,在渐进式的改革模式下,城乡分割逐渐瓦解,但同时又强化了城市内部的二元分割。未来劳动力市场变革的核心将转向打破城市内部优先部门与次级部门之间的分割,但源于既得利益者的阻力,难度将更大。它需要由中央政府充当第一行动集团,通过精巧的机制设计来满足激励相容条件,同时在两个部门之间就政府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力量进行对调,以促进两部门的均衡发展。

“三农”发展困境与城乡二元体制破解论析

城乡二元体制既是“三农”发展陷入困境的总根源,也是新时代需要着力破解的发展障碍。破除城乡二元户籍壁垒,有利于加速农村劳动力转移、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根除城乡分割的治理体制,有利于淡化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消除城乡要素流动障碍,有利于建立城乡统一要素市场、为乡村发展注入生机活力;缩小城乡差异化财政投入,有利于夯实乡村建设基础、助力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