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案例到规则:以程序公正司法审查标准为视角

程序公正司法审查标准体系的形成在我国法治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以1989年《行政诉讼法》将“违反法定程序”列为司法审查标准为重要标志,程序公正理念破茧为蝶,实现了中国法治化的蝶变。正当程序进入程序公正司法审查标准体系是司法的杰作,通过案例发现,正当程序标准从隐含适用到明示适用、从“规范空缺适用”到“利益衡量适用”,实现了域外规则的本土化,并让程序正义理念在我国司法领域得以完整体现,使得“重实体、轻程序”的法律传统成为昨日黄花。从法定程序到正当程序,进而涉入“过程性审查”这一程序正义的新路径,中国程序公正司法审查标准体系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催发程序正义之树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人工智能参与学位论文创作的法律规制

随着技术进步与时代更迭,人工智能参与学位论文创作已是不争的事实。在现行法律规范体系中,缺乏对人工智能参与学位论文创作进行规制的针对性法律表达。人工智能参与学位论文创作会诱发学术不端、侵害相关主体法定权利的多重风险,呼唤着立法革新方案的出台。技术性正当程序与敏捷治理的立法引入,是因应相关风险进而促成法律革新的有效路径。技术性正当程序强调提升算法与数据技术的透明度,尤其是赋予学位申请人以透明度履行义务,这将助益于学位申请人在理解算法与数据技术的基础上,规范使用人工智能,从而尽可能规避学术不端的现实风险;敏捷治理则重在构建法律的协同共治模式,从而以多元规范、多维手段的方式防范相关主体法定权利受到侵蚀的潜在风险。

论算法的法律规制路径

算法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技术之一,更是一切程序设计的灵魂和基础。近年来,在全国范围内出现将算法作为商业秘密进行保护的案例,足以可见算法的商业价值得到了认可。然而,算法的研发和运行作为商业秘密,受到各个企业的保护,具有“黑箱”性质,因而导致算法歧视、信息操纵等现象时有出现,因此对算法进行法律规制显得尤为必要。文章认为,公众利益及私权保护视角下,限缩对算法作为商业秘密的保护具有正当性。文章在讨论法律介入算法的正当性基础上,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十四条对现有的算法规制框架进行分析,并从商业秘密的属性出发,通过多种维度探讨法律规制算法的依据,从而提出了算法公开以及算法解释权等具体的法律规制路径。

法律保留原则的普通法映像

法律保留原则是一个源于德国行政法学的概念,长期被认为缺乏普通法上的对应物。然而,法律保留所基于国家权力影响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正当性论证及分权原则,为现代法治国家所共享。在国际和区域人权公约基本权利限制框架下,大陆法与普通法国家人权保护原则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各国宪法文本和实践呈现出某种趋同性。穿越漫长的欧洲中世纪历史,法律保留原则或可与正当法律程序条款、法定性原则找寻到共同的思想足迹;透过比较法的万花筒,现代法律保留原则在合宪性要求下辐射出形式与实质两个面向,正当法律程序条款在程序要件上加入实质要件,人权限制的法定性原则突破形式主义的桎梏,具化为防止武断权力、可预见性等要求。现代法治原则在大陆法和普通法国家呈现出的斑斓映像,可谓异流同源、殊途同归。

论自动化行政中的权利减损及其救济

自动化行政是人工智能技术嵌入行政领域后的一种新型行政行为方式,它极大地提高了行政管理与服务的效率和水平,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权力与权利格局失衡的风险,实质性地损害了相对人的诸多权利,如隐私权、知情权、陈述申辩以及选择权和拒绝权。剖析权利减损的背后成因可发现,自动化行政的特性在不同程度上交叉式地造成了实质法治的背离、权利保障的遮蔽、正当程序的架空和行政责任的逃逸。有鉴于此,亟须通过坚持数字正义明晰系统理性、实现有意义的技术信息公开与解释、回归正当性原则、细化裁量与充分履行调查义务、事后寻求行政复议与诉讼并确认责任主体等途径和方式,以补强相对人被减损的合法权利,实现公共行政技术化与法治化的深度融合。

论自动化行政的合法性审查

虽然自动化行政的发展与应用为提高行政效率、便利相对人提供了动力,但围绕自动化行政的相关法律标准以及问责机制却仍不完备。规制体系的漏洞使行政行为能够借助技术手段规避在主体资格、适用条件、行政程序等方面的合法性审查,对相对人的基本权益构成潜在威胁。应当基于现有行政诉讼法体系以及行政法基本原则,从审查要素出发,扩大主体审查范围、规范自动化行政应用场域,从而完善自动化行政合法性的审查模式,保证自动化行政在实体和程序方面的合法性,维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及时的正义:人格权禁令的程序效力原理

人格权禁令的制度前提是行为人正在进行或即将实施的违法行为会导致利害关系人的人格权利益遭受难以弥补的损害,因此需要通过司法层面的应急决策机制来解决当下迫在眉睫的权利救济问题。从现有的权威规范解读来看,人格权禁令在实体法层面的制度功能在逻辑上是作为一种非讼性质的独立程序,进而为民事主体排除或是避免人格权侵害提供及时有效的救济手段。而从具体实践来看,在人格权禁令预设的具体应用场景中分别存在着与诉前行为保全、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两种程序应用场景之间的重合与交叉,但这一制度预设却也导致人格权禁令在效力逻辑上出现“两头都不靠”的程序困境。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人格权利益的权利救济在时间维度上有两个基本的逻辑面向:其一,对过去已经现实发生的权利侵害进行事后的责任归结;其二,面向未来排除正在进行或者即将实施的权利侵害。而基于权利救济不同时间面向上的功能定位,司法机制在与之对接的流程设置和程序效力设定上所追求的价值取向也是不同的。有鉴于此,克服人格权禁令“两头都不靠”程序困境最为可能的思路则是清晰定位人格权禁令的具体应用场景,并在此基础上设定与效力逻辑相匹配的程序逻辑,使之与既有的程序机制在人格权利益保护问题上形成功能互补,而不是简单地参照套用。

美国公立高校教师人事决策的正当法律程序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美国民主宪政主义兴起的背景下,传统的"特权"理论开始被"公共服务模型"取代,公立高校教师的程序性权利开始获得救济与保障。美国公立高校教师人事决策的程序性要求,主要是由联邦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州法律与行政规章中的相关法律条款,以及教师手册或其他具有契约意义的机构政策等确立的。通过对法院相关案件的梳理和研究发现:公立高校做出的教师人事决策,对教师的自由利益或财产利益构成侵害,是法院支持教师程序性权利的前提。法院往往会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形,决定是否给予以及给予何种程度或类型的程序性保障。最低限度的程序保障通常包括:告知与听证。此外,根据州行政法所规定的"穷尽内部救济原则",教师必须遵循教师手册和机构政策中所规定的高校内部救济程序。否则,法院可能拒绝介入此类纠纷案件。在尊重大学自治与保障教师权利之间实现动态平衡,构成美国法院介入公立高校教师人事决策纠纷的总体趋势与基本经验。

经济法语境下黑名单制度滥用的法律规制——基于案例的整理与研究

政府对经营者、经营者对消费者实施的黑名单制度,存在违法与滥用的问题,侵害了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也影响了黑名单制度的比较优势。抑制黑名单制度的不当使用与滥用,让黑名单制度的创设和实施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亟需立法与司法规制。

“光芒”还是“阴霾”:聚焦科技证据与《刑事诉讼法》修改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将技术侦查纳入刑事诉讼法、明确电子数据的法律地位、规范录音录像及其视频资料、将鉴定结论修改为鉴定意见等内容,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科技证据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广泛运用,有利于我国革除传统口供主义的弊端,促进正当法律程序改革,但同时也带来了人权保障方面的诸多难题。在将来的修正案中,有必要依据证明力上的关联性、证据能力上的容忍性等积极完善科技证据的收集、审查和质证机制,强化刑事司法机关的科技配置。

“铁案”不“铁”:刑事错案认定标准与责任追究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发布了一系列防治刑事错案的规范性文件,但是错案的认定标准和责任追究在司法实践中依旧面临诸多内部、外部障碍。错案成为许多一线办案人员的"首位压力源"。我国应当坚持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并重,通过立法进一步确认错案的范围,同时规范不应当追究裁判者法律责任的错案。在错案认定与责任追究机构的设置上,可以分两级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建立专门、统一的司法惩戒委员会。同时改变传统的"单线、平面追责与剥权模式",建构"立体、动态纠正与救济模式":合理区分党政干部干预责任与办案人员裁判责任;合理借鉴两大法系法官弹劾与惩戒制度中的程序参与、实质责任等经验;针对有心理危机的办案人员进行心理疏导与矫治。

司法裁判正当性来源的法理追问

公民不愿服从裁判的现实使得有必要追问司法裁判正当性的来源,而传统的理论对这一问题已经丧失了解释力。比如,神意论已经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淡出了历史舞台;民主立法论之于裁判正当性,不是文不对题,就是大而不当。程序正义对于维系裁判的正当性不可或缺,具有某种“通过程序的正当化”的功能,但程序正义充其量只是提供了裁判操作的空间。法律方法从技术上关切实质正义。程序正义与法律方法是兼容互助的,程序正义为法律方法的运用提供了制度化的形式公正空间,法律方法从技术层面上论证着裁判的实质公正,弥合了程序正义的内在空洞性。

公共警告的性质厘定与法治完善

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规制手段,公共警告既能满足风险社会里公众的安全信息需求,又能成为行政机关有效促进法律实施的惩罚(制裁)手段。但是由于法律定位的模糊、制度性规范缺失等原因,致使公共警告在我国的运用呈现杂乱无序的格局,公民的合法权益面临被行政权随时侵害的危险。为此,应当在厘定公共警告性质的基础上,从立法完善、权力规制、程序规范、救济实现等方面对公共警告进行制度化设计和法治化规范。

析论高校教育惩戒权的法律控制

高校教育惩戒具有两面性,运用恰当可以起到维护教育教学秩序的作用,运用不当则会侵害学生权利。当前,高校教育惩戒设定权存在越权设定、表述模糊等问题;惩戒实施权存在过度惩戒、违反法定程序等问题。要实现教育惩戒权与学生权利的平衡,首先应当从立法上完善教育惩戒设定权,将身份性惩戒等事项交由权力机关进行立法。此外,还应当在教育惩戒实施过程中引入比例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将高校教育惩戒实施行为纳入法治化轨道,避免造成对学生权利的不当侵害。

环评文件退回的实践面向及其合法性审视

环评文件退回,是指环保部门受理建设单位环评文件申请之后,在环评文件审查中发现存在缺陷或者其他违法原因,而作出退回环评文件的行政决定,并要求建设单位完成整改后,重新申请报批环评文件。环评文件退回在实践中演变为多种类型,包括“多次行政程序内的非正式退回”“环评文件缺陷退回重新报批”以及“建设单位环境违法牵连退回”等类型。环评文件退回的“制度化”及其实施过程的合法性困境在于:自行创设一种环评行政审批终结方式、规避行政审批过程中的基本正当程序以及环评审批与其他事项的“不当联结”等。在法治国背景下,环保部门需要放弃各种类型的环评文件退回行为的实施,不仅应遵循“环评审批归环评审批”的法治路径,而且相应的配套立法与完善也必须跟进。

公检法三机关分工、制约、配合原则评析

公检法三机关分工、制约、配合原则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有一定相对的现实合理性 ,但由于其技术性欠缺及与诉讼原理、现代价值观的背离 ,这一原则不宜在刑事诉讼法中作为基本原则加以规定。

警用无人机执法应用与法律规制问题研究

警用无人机执法是通过技术手段弥补传统执法的不足,仍然要受到法律的约束。当前,警用无人机执法的法律依据尚不完备,表现为对公共安全的过于强调和对个人权利保护的无意忽略。警用无人机执法活动应当符合正当程序的要求,既有利于智能化执法工具的推广应用,又要保证执法公平和相对人的安全权、隐私权不受侵犯。建立统一的执法体系和规范化的执法标准,才能更好地平衡公共利益与个人权益。

控制性详细规划行政“立法”的法理分析

《城乡规划法》明确了控制性详细规划在规划许可中的地位,但是并没有明确控制性详细规划就是法律文本。作为干预物权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如何处理物权保护与行政效率的矛盾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控制性详细规划存在的问题,然后从宪法理论"公共目的、正当程序、合理补偿、法律保留"的角度,对规划权力中的严格规则和正当程序模式进行了讨论,提出对控制性详细规划应采用行政立法以及其在法制化方面应重视的问题。

正当程序:解释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判断标准

对于不确定法律概念,按大陆法系国家的学说,应当根据当前的需要通过解释加以明确。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行政机关可以对不确定法律概念作出解释,并进行行政裁量。在行政诉讼中,法院审查行政机关对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解释,是通过审查基于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行政裁量来实现的,因而就可以适用正当程序标准。正当程序不仅是审查不确定法律概念解释的程序性标准,而且是实体性标准。作为实体性标准,英国主要采用正常人判断,美国采用"剥夺甲方而授予乙方"范式,我国采用当事人同意规则。正当程序不仅是法院审查的标准,而且是行政机关解释和裁量时应该坚持的标准。

涉诉信访法治化: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涉诉信访是与行政信访相对应的概念,是基于公民对国家司法权力的民主参与和监督而享有的权利,具有民意表达、公权力监督和权利救济的功能。公权力监督是涉诉信访的制度基础,权利救济是公民对司法权力监督的副产品。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涉诉信访案件数量不断增长,权利救济的功能不断放大,形成了权利救济的司法—信访"双轨制"。由于立法滞后、机构设置多元化、诉访合一、司法程序与行政程序交叉渗透等因素的影响,涉诉信访的治理基本上在人治轨道上运行,给我国社会治理和法治建设带来了严重的危害。为此,应将涉诉信访机构从众多普通信访机构中分离,其职能由具体实施法律监督职能的人民检察院统一行使;修改诉讼法,使检察监督与涉诉信访程序衔接、统一;从不同层次彻底实行诉访分离,制定检察机关处理涉诉信访案件的正当程序。从这些方面进行改革,以期实现涉诉信访法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