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赋能企业财务共享模式:应收账款管理

针对财务共享模式下应收账款管理中存在的信息共享不及时、票据处理效率低、甄别客户信用手段落后、交易信息可验证性弱的问题,本文基于业务财务、共享财务和战略财务三层职能框架,应用区块链的P2P网络广播技术、智能合约和共识机制技术,重构了财务共享模式下应收账款管理的系统框架,并从技术原理与业务流程两方面探讨了区块链赋能应收账款管理的实现路径。提出了从财务三层职能框架整体视角推进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对应收账款管理流程进行优化,以及基于区块链的财务生态系统建设等建议,为财务共享模式下全面提升应收账款管理效能提供了借鉴。

公诉案件和解自愿性审查规则的重构进路

自愿性是刑事和解制度适用的基础与前提。当前,刑事和解自愿性的审查实践中出现审查内容存在模糊性、审查方式浮于表面、和解协议书之法律性质不明晰、律师参与不足等问题。构建刑事和解自愿性的审查模式应坚持公正优先、兼顾效率的立场,明确刑事和解协议兼具公法契约与书证之法律属性;构建以形式审查为原则、以实质审查为补充的刑事和解自愿性审查机制。

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条款的理论表述和司法展开

《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是特殊的例外处罚规定,这是阐明实体内涵与设计程序应坚守的立法原意。在刑法解释限度上,一般应遵从具体罪名的限制解释而非具体行为的扩张解释;“致人死亡”属于提示性规定,强调是最严重的罪行,“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亦是提示性的处罚规定,与前者具有同质性;“情节恶劣”不是具体标准而是整体标准,亦非对犯罪构成的“再强化”,应综合性、类型化地归结“情节恶劣”的判断与识别规则。第十七条第三款设定了特别的核准追诉程序,应当配备前置的侦查程序以及移送程序,检察机关在逐级报请程序内宜采取形式审查,并辅以“申请式”刑事责任能力鉴定程序。鉴于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程序的相对封闭性与书面化等,应当设置“诉讼化”的听证程序,强化以“复核”为核心的救济程序,确保程序分流的正当与合法。

Crossing the Achilles Heel of Algorithms:Identifying the Developmental Dilemm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ssisted Judicial Decision-Making

In the developmental dilemm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assisted judicial decision-making,the technical architecture of AI determines its inherent lack of transparency and interpretability,which is challenging to fundamentally improve.This can be considered a true challenge in the realm of AI-assisted judicial decision-making.By examining the court’s acceptance,integration,and trade-offs of AI technology embedded in the judicial field,the exploration of potential conflicts,interactions,and even mutual shaping between the two will not only reshape their conceptual connotations and intellectual boundaries but also strengthen the cognition and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and core values of the judicial trial system.

算法可解释性的价值及其法治化路径

随着自主学习算法技术的纵深迭代,自动化决策已广泛嵌入人类社会的决策系统中。然而,由于其专业性和黑箱性,算法决策自动化对人类法律秩序构建的程序正当性及问责机制形成威胁,最终对人性尊严构成根本挑战。算法可解释性是将算法系统纳入社会规范系统约束的关键理念,其实现程度对维护法治秩序和保护被决策主体的权益至关重要。当下实现算法可解释性的主要制度依托包括设置比例化的透明度不同程度地打开黑箱、构筑多方协同审查机制落实责任主体、制度化直观关系保证“人在回路”。这些举措的落脚点在于维护算法技术的内在善。

正当程序视野下的法官司法责任制

司法责任制是本次司法改革的重点,法官司法责任制又是司法改革的重中这重,正当程序是使法官司法责任制改革真正落到实处的关键,因为只有用正当程序才能规制住审判权的恣意,才能够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文章以正当程序理论为主线,结合我国现有的程序立法和审判实践,提出增设快速封闭连续审判程序,创立有限多元人民陪审团制度,同时注重完善法官职业保障,力图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当审判程序,在最大限度上遏制司法腐败,实现司法的公平与正义。

基于灰数描述的不确定工时作业车间E/T调度优化

针对不确定加工时间的作业车间调度问题,考虑每个工件的交货期窗口,旨在最小化工件提前/拖期成本和机器空闲成本。分别采用基本遗传算法和混合遗传算法进行求解,并比较两种算法的求解质量。通过灰色理论和模糊数理论对不确定加工时间分别建立调度模型,分析两种模型的优化程度和稳定性。结果表明,与基本遗传算法相比,引入按指定邻域结构进行局部搜索的混合遗传算法具有更好收敛能力;与模糊数方式相比,采用灰色理论能够更好地描述不确定加工时间,且在求解过程中也具有更好的适应性和稳定性。

从案例到规则:以程序公正司法审查标准为视角

程序公正司法审查标准体系的形成在我国法治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以1989年《行政诉讼法》将“违反法定程序”列为司法审查标准为重要标志,程序公正理念破茧为蝶,实现了中国法治化的蝶变。正当程序进入程序公正司法审查标准体系是司法的杰作,通过案例发现,正当程序标准从隐含适用到明示适用、从“规范空缺适用”到“利益衡量适用”,实现了域外规则的本土化,并让程序正义理念在我国司法领域得以完整体现,使得“重实体、轻程序”的法律传统成为昨日黄花。从法定程序到正当程序,进而涉入“过程性审查”这一程序正义的新路径,中国程序公正司法审查标准体系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催发程序正义之树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正当程序

证券交易所除拥有传统的自律组织对会员的纪律处分权,还可对上市公司、证券服务机构、投资者等主体采取监管措施,权利更为广泛,影响更为深远,因此更需要严格的程序制约。各主要证券交易所普遍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纪律处分程序保障与救济规则体系,司法实践亦特别关注纪律处分的程序问题。我国证券交易所在纪律处分规则及纪律处分实施的正当程序方面仍有完善的空间,在救济路径上还应赋予更多选择权。

高校学生违纪处分听证制度的内生困境与优化路径

听证是正当法律程序的集中体现。将听证程序引入高校内部管理,是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法治化的有益尝试,对平衡高校权力运行与学生权利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高校学生违纪处分听证存在功能定位错乱、适用范围模糊狭窄、基本原则缺位等问题。为保障学生申辩与陈述权利,应确立听证制度的独立地位,拓宽学生违纪处分听证的适用范围,树立听证公开原则与听证笔录排他原则,并引入非正式听证作为学生违纪处分程序的有效补充。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刑事受审能力的制度化构建

刑事受审能力是被追诉人恰当理解、认识刑事诉讼的能力以及合理辩护能力的有机结合,在契合程序主体理论、实现实体正义、保障控辩平衡和维护合法权益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在解决诉讼障碍型缺席审判程序的适用中引入了刑事受审能力标准,但我国刑事受审能力制度化仍面临着立法上规制缺失导致司法实践面临窘境、制度上衔接不畅从而引发缺席审判条文之间的张力、程序上规范不足致使难以有效保障合法权益的问题。实现我国刑事受审能力的制度化构建,应加强刑事受审能力相关立法规制、完善与缺席审判制度的衔接路径、强化刑事受审能力的鉴定与审查程序。

虚假诉讼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原理及其救济

虚假诉讼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实质是在诉讼过程中未给予原告、被告、共同诉讼人、第三人正当程序保障,但却在诉讼结果上对其实体权利义务产生不利影响。实体法上的代理、法律行为效力、无权处分、合同相对性、债的保全、不当得利、侵权责任等制度均能够为受害人提供一定救济,但无法消除虚假诉讼生效裁判之原有效力及其附随效力的不利影响。诉讼法现有的上诉、再审、执行异议及执行异议之诉、分配方案异议及分配方案异议之诉等非专有程序救济机制对虚假诉讼受害人的保护不够充分和周延,也无法与实体救济机制协调对接。立法论上,以第三人撤销之诉为基础建立“案外人撤销之诉”作为专有程序救济机制,可以为虚假诉讼受害人提供较为充分的救济。当然,虚假诉讼的治理还有赖于立案程序和审理程序的识别与防范。

论算法的法律规制路径

算法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技术之一,更是一切程序设计的灵魂和基础。近年来,在全国范围内出现将算法作为商业秘密进行保护的案例,足以可见算法的商业价值得到了认可。然而,算法的研发和运行作为商业秘密,受到各个企业的保护,具有“黑箱”性质,因而导致算法歧视、信息操纵等现象时有出现,因此对算法进行法律规制显得尤为必要。文章认为,公众利益及私权保护视角下,限缩对算法作为商业秘密的保护具有正当性。文章在讨论法律介入算法的正当性基础上,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十四条对现有的算法规制框架进行分析,并从商业秘密的属性出发,通过多种维度探讨法律规制算法的依据,从而提出了算法公开以及算法解释权等具体的法律规制路径。

论算法行政的技术性正当程序

算法行政面临着合理性的诘难。算法行政合理性的基础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拓展到人与类人机器之间的关系。关系的转变导致社会治理模式从中心化开始转向分布式,进而影响到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平衡。这些难题在程序上表现为行政机关和其他主体沟通机制的失灵,行政平等和公开原则遭到破坏,进而导致人们对行政行为的认同感降低。技术性正当程序提出规制算法行政的愿景:法律应当保障相对人的程序性权利,维护行政公共性,追求程序正义。在技术性正当程序的引导下,通过构建人工介入的交涉机制、理性化和追求平等的算法运作方式、响应程序公开的算法透明化操作、以重点解释增强可接受性的路径,使算法行政始终以服务相对人为中心,最终满足人们的合理性期待。

《学位法》制定的时代功能和关键任务

《学位条例》所确立的学位制度对我国过去四十多年间高层次人才培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伴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和法律制度、教育制度的重大发展以及立法背景的深刻变革,《学位法》的制定也具有与时俱进的时代功能:《学位法》的制定是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教育现代化转型的实践需求,是科教兴国战略下高水平人才培养战略转向的制度保障,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背景下高等教育法治化的关键环节。制定《学位法》应当关注以下关键问题,对《学位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的相关内容进行完善:其一,在学位形态的选择上,应当构建大学学位制度;其二,大学学位制度下高校对于学位授予条件具有自主权,国家为把控学位授予的基本质量,应设定学位授予的最低标准;其三,应当完善学位争议解决机制,包括学位授予单位与学位审批机关以及学位申请者与学位授予单位之间的争议处理;其四,完善学位正当程序制度,应当着重对学位听证制度、回避制度和公开制度进行建构和完善。

法律保留原则的普通法映像

法律保留原则是一个源于德国行政法学的概念,长期被认为缺乏普通法上的对应物。然而,法律保留所基于国家权力影响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正当性论证及分权原则,为现代法治国家所共享。在国际和区域人权公约基本权利限制框架下,大陆法与普通法国家人权保护原则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各国宪法文本和实践呈现出某种趋同性。穿越漫长的欧洲中世纪历史,法律保留原则或可与正当法律程序条款、法定性原则找寻到共同的思想足迹;透过比较法的万花筒,现代法律保留原则在合宪性要求下辐射出形式与实质两个面向,正当法律程序条款在程序要件上加入实质要件,人权限制的法定性原则突破形式主义的桎梏,具化为防止武断权力、可预见性等要求。现代法治原则在大陆法和普通法国家呈现出的斑斓映像,可谓异流同源、殊途同归。

论我国外资国家安全审查的正当程序及其优化进路

《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外资国安审查制度日臻成熟,但其制度内容较多停留于操作流程,程序正义尚未能完全体现。外资国安审查属于行政许可,完善权责配置、公开决策程序、敞开沟通途径是我国外资国安审查制度仍需完善的方向。为更好平衡国家安全和投资自由,应通过优化正当程序建构外资国安审查“经纬网”。在程序性规则上形成类案检索、行政公开、听证等程序,运用“利益均衡测试”衡量现有程序正当程度并加以改进;在实质性规则上确立非歧视自由裁量基准、引入监督问责制、加强与外国投资者交涉等制度。

刑事司法中的刷脸:运行现状、理论检视与规范建构

我国在构建以个人信息保护法为统观,从民商经济法到行政法乃至刑法的多层次、综合性刷脸规范框架时,需要对长期处于法律规制遮蔽处的刑事司法领域予以关照。刷脸技术已深度嵌入刑事司法,存在身份同一性核验、身份背景查明、犯罪预警与追踪追逃等多种应用样态,但蓬勃发展的技术应用与滞后的制度供给形成鲜明对比。权力实施、敏感数据保护、算法规制上的规范无力,引发程序法定、无罪推定、控辩平等原则对刷脸正当性的三重质疑。为此,应遵循权力规范与权利保障框架,完善刑事司法领域的刷脸制度。就前者而言,应以比例原则为中心,构建刷脸的梯级程序规范,并将程序规范与敏感个人信息处理规则衔接;就后者而言,应在数字无罪理念下赋予被识别主体知情权、算法解释权等权利。

自动化行政对行政正当程序的挑战与对策

自动化行政是人工智能技术在行政管理领域的具体运用。随着科技的发展,部分行政任务开始由传统的人工处理转变为机器处理,行政正当程序的应有功用在自动化行政中难以有效发挥。其主要表现为:算法的不透明遮蔽行政公开原则;数据和算法偏见动摇行政公正原则;自动化行政系统的封闭性架空行政参与原则。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相对人的程序性权利,自动化行政需坚持最低限度公正行政程序标准,秉持自动化行政过程中对相对人程序性权利的保护水准不能低于人工执法的理念。自动化行政下行政正当程序可从三方面实现:加强卷宗阅览权的保障实现行政公开;排除数据和算法偏见实现行政公正;基于决策流程的开放性实现行政参与。

论《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九条快速、从重处罚的适用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九条赋予行政机关应对突发事件快速、从重处罚的权力,旨在明确依法从快从重处罚违反突发事件应对措施的行为。但实践中这一条款的具体适用仍面临处罚对象不明确、快速处罚程序过于简化、从重处罚边界不清等问题,难以实现尊重法律和保障公民权益的制度目标。对此,应从明确突发事件应对措施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厘清快速处罚程序的内容,限制从重处罚裁量权等方面对快速、从重处罚制度进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