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保险缔约告知义务——新《保险法》第16条的适用与完善

我国新《保险法》第16条关于告知义务的规定存在一些法律漏洞。在司法实践中,应通过对告知义务主体的扩张解释,要求被保险人在一定情形下也负有告知义务;对"重要事实"的认定上应采"决定性影响"标准;在"重要事实"的评价基准人选择上应采"谨慎保险人"标准;以是否足以影响保险人承保及保险人提高保险费率作为利益考量的基本要素,建构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平衡机制。

我国保险合同“不利解释”实务之思考

我国保险合同解释直接关系到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真实意思之实现,在司法实务中,我们应该注意不利解释与保险人说明义务之间的关系,要同时适用其他解释法则丰富和充实不利解释的内容,而且还应以普通人的智识去理解保险合同疑义条款。

交通肇事“逃逸”的行为性解释

我国学者在对交通肇事"逃逸"问题进行解释时,主要采取了文义解释和目的解释的方法。无论哪种方法都有其天然的缺陷,产生了很多让人难以接受的结论。对"逃逸"应该从它的行为结构入手进行解释,认为"交通肇事后逃逸"实属交通肇事罪与遗弃罪的结合犯,这样才能有效解释立法者对其升格法定刑的依据。

控制股东:公司法框架下的责任重构

控制股东因其持股数量超过其他任何股东而对公司的运营决策直接或间接地具有实质控制权。我国公司法实务中存在着控制股东滥用其控制权 ,违法违规操作 ,损害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实例。确立控制股东对公司的忠实义务 ,确实履行出资义务 ,保障公司的独立人格 ;对其他股东的诚信义务 ,并以经营判断规则衡量之 ,在法律上对控制股东违反上述义务予以规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