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串通投标犯罪数据化侦查实践路径

招投标全流程电子化的日益普及给串通投标犯罪侦查工作带来了一定困难。如何不断提升串通投标犯罪的数据化侦查能力和水平,已经成为全国经济犯罪侦查理论与实务部门广泛关注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案例分析等方法探讨了新形势下我国串通投标犯罪产生的原因、手段及危害,较为系统地阐释了如何综合利用各种数据导侦工具、采用企业基因测序、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和技术研判风险企业、分析违法资金流向等问题,深入挖掘显性和隐性犯罪网络,锁定重点人物,构建完整的证据体系,实现对串通投标犯罪的全链条式打击。

公安机关侦办串通投标犯罪案件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引入了招投标制度,这种交易方式对合理、高效配置市场资源,促进公平竞争营商环境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不法分子在利益驱动下,利用相关规范不完善、法律相对滞后等制度漏洞,实施串通投标的行为愈演愈烈。近年来,由于受疫情影响,招投标方式发生了变化,串通投标犯罪手段随之变得更加隐蔽,团伙化、职业化特征明显,涉案人员趋向多元化,给公安机关线索获取、案件定性、调查取证、数据分析等打击治理工作带来诸多挑战。对此,应及时变革侦查思维及模式,积极打通数据通道,多元化获取案件线索,利用数据化实战手段突破壁垒,形成多警种、多部门融合侦查的全新办案模式,为全面打击串通投标犯罪赋能增效。

串通投标罪争议问题的法教义学阐释——基于客观解释与实质解释的立场

“可能的语义”是指法条中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法律用语可能的语义;对串通投标报价的解释,不能超出“投标报价”可能的语义和社会一般公众的可接受程度。串通投标罪的主体并非仅限于《招标投标法》意义上的招标人、投标人,而是指招投标活动的参与人。串通投标罪是必要的共犯,对串通投标的共同犯罪人可以依据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区分主从犯。事后补标行为要区分情况认定,“共谋型”先施工后补标行为,原则上构成串通投标罪;“被动型”先施工后补标行为,投标人不构成串通投标罪,招标人可能涉嫌滥用职权犯罪。招标人与投标人串通,操纵招投标的,构成串通投标罪。对应当招标而采取询价方式的要区分情况判断。

建设工程招投标环节职务犯罪问题研究

建设工程招投标制度是国家采取透明化措施、降低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风险的重要举措。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及新航城建设在即,一大批工程建设项目将不断上马,为确保"工程优质、干部优秀、资金安全"的实现,我们立足职务犯罪预防职能,对五年来全市检察机关查办的建设工程招投标环节职务犯罪案件进行全面分析,总结案件特点和犯罪表现形式,剖析案发原因和发展趋势,研究并提出预防对策建议,以期对新区重大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的廉政风险防控工作有所裨益。

串通投标罪客观要件探析

针对司法实践中理解、适用串通投标罪存在的歧义,探析该罪的客观要件内容,认为该罪的成立应以存在法律意义上的招投标活动为前提,并对该罪的具体行为方式、罪与非罪的标准以及实践认定中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串通投标犯罪的刑法治理

通过对构成串通投标罪的812个样本案例的分析可知,在我国,串通投标犯罪具有行为方式的复杂性、行为实施的隐蔽性、行为手段的腐败性和行为后果的严重性等突出特点。究其原因,主要有市场经营中经济利益驱动、招标投标制度不健全、刑法对串通投标犯罪惩治不力,以及社会管理型治理模式顾此失彼等。为有效预防与惩治串通投标犯罪,应适应正在转型的社会治理型治理模式,针对如此犯罪现象的特点及成因,将刑法相应规制纳入整个社会治理体系和法治体系中,进行串通投标犯罪现象的体系化治理。具体而言,应当在统合和创新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的理念、政策、立法、司法和运行机制的基础上,及时完善现行《刑法》有关串通投标犯罪的立法规定,并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完善刑法治理所依赖的司法机制,以优化刑法的内部治理机制;通过推行标底公开制度、取消资格预审程序及完善招标方式、评标机制与监督机制,以强化其他措施的治理功能。

工程建设招投标环节职务犯罪的法律规制研究

现阶段工程建设领域业已成为职务犯罪的高发领域,涉案金额大,后果严重,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了巨大损失,其中工程建设招投标环节违法违规问题尤为突出。正确认识工程建设招投标环节职务犯罪的特点,分析招投标职务犯罪的根源,加强工程建设招投标环节职务犯罪的法律规制研究,是预防和遏制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的有效措施。

贿赂犯罪中情境预防对策的引入及其运用——以建设项目招投标领域为考察对象

贿赂犯罪一直是我国刑法打击的重点,已有的统计数据表明,较多的贿赂犯罪发生在建设项目招投标领域,传统刑法方法的被动性导致其在打击此类犯罪时的效果不甚理想,值得反思。寻找有效预防和遏制建设项目招投标领域贿赂犯罪的方法,变被动打击为主动防御,无疑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引入情境预防理论或许是一条有益的路径。情境预防理论是一套系统的犯罪预防策略体系,其立足于犯罪学的立场,跳出传统的刑罚遏制范式,强调事前预防以及与刑事处罚的结合运用,以此对建设项目招投标领域的贿赂犯罪起到较好的预防和遏制作用。

工程建设招投标环节职务犯罪的法律规制研究

现阶段工程建设领域业已成为职务犯罪的高发领域,涉案金额大,后果严重,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了巨大损失,其中以工程建设招投标环节违法违规问题尤为突出。正确认识工程建设招投标环节职务犯罪的特点和规律,有效预防和遏制该领域的职务犯罪活动,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和研究的课题。

以法定情节为视角解析串通投标罪

刑法规定串通投标行为“情节严重”的构成犯罪,但由于“情节”一词笼统含糊,缺乏可操作性,造成司法适用中的分歧。本文以犯罪情节的一般理论为基础,将“情节严重”界定为串通投标罪的构成要件,并对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情节严重”进行了探讨。

论串通投标罪

介绍了串通投标罪的主、客体特征,界定了衡量串通投标罪罪与非罪的标准,为今后进一步认识研究“串通投标罪”做了有益的尝试,也为建立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提供了宝贵经验。

招投标活动中职务犯罪预防法律实务探析

招投标中职务犯罪存在如下特点:操纵标的、"班子会"定标、评标形式化。究其原因有二:一是"隐形"权力干扰;二是招投标制度问题。在招投标领域开展职务犯罪预防无疑是"防患于未然"的必然之举。招投标领域职务犯罪具有特殊性,因此开展职务犯罪预防也要采取有针对性的策略。首先要健全权力责任制度,建立多元化的权力追责制度,由组织部门牵头,采用纪检、监察、检察等多部门联席会的形式,针对具体情况追究领导的政治责任、经济责任、道德责任、刑事责任;其次要开展职务犯罪预防监督介入,确保程序公正公平。

对预防建设工程招投标职务犯罪的思考

招标投标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大宗货物买卖,工程建设项目的发包与承包,服务项目的采购与提供所采用的一种交易方式。它涉及到项目建设、经营和管理的方方面面。思考研究招标投标职务犯罪根源及预防措施,对于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营造规范、有序的招标投标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搜索引擎服务商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中的法律责任

时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呈多发高发态势,并具有产业化、跨境性、受骗人数多,诈骗数额大等特点。利用搜索引擎推广诈骗网站、诈骗信息,以吸引不特定多数人落入诈骗圈套,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行为人惯用的诈骗手法。搜索引擎沦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帮凶",究其根本是搜索引擎的竞价排名规则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的实施打开方便之门。对于采取竞价排名经营模式的搜索引擎服务商,其所承担的注意义务应当区别于一般的网络服务提供者。这是因为提供广告推送服务的搜索引擎服务商不仅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同时还兼具广告发布者的身份属性。因此,对于在平台发布的广告信息,搜索引擎服务商所应承担的注意义务不只是一种事后管理义务,根据《广告法》的有关规定,其还应承担证件查验、内容核对等事前审查义务。

串通投标与串通拍卖行为罪与非罪的区分标准

串通投标与串通拍卖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 ,其外延并无包容或交叉关系 ,二者在客观表现、社会危害程度、法律责任等方面均有明显区别。串通投标情节严重的应追究刑事责任是我国刑法的明文规定。但我国刑法并未规定串通拍卖的行为构成犯罪 ,因此不宜将串通拍卖行为认定为串通投标罪。

哄抬物价的入罪不法探析--以2020年特殊疫情防控意见为背景

针对疫情防控期间哄抬物价的行为,2003年两高出台了司法解释,2020年两高两部紧急联合印发了特殊疫情防控意见,要求在疫情期间对医用防护用品、药品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牟取暴利的犯罪行为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但哄抬物价行为侵犯的法益与非法经营罪的法益并不吻合,并没有违背国家特许制度和市场准入制度,更多侵犯的是国家卫生防控制度和医疗保障制度。从立法程序和特点来看,将哄抬物价紧急纳入非法经营罪构成要件加剧了非法经营罪“口袋化”倾向,尤其是在各地数额入罪门槛不统一的情况下,容易导致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不利于司法公正,也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

串通投标罪的关键问题

招投标概念的文义射程是有限的,对于发生在拍卖、竞买、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以及询价等交易过程中的串通行为,不宜以串通投标罪定罪。此非立法疏漏,而是“意图性的法律空白”,是刑法谦抑性的题中之义。投标人之间串通是典型的必要共犯,行为人实际控制的多家关联公司参与围标的,客观上没有排挤其他竞争者,该违法行为没有达到值得刑罚处罚的程度。在得到发标方许可后先期开展工程项目建设,或项目已经实际完工,仅在“补手续型”招标投标过程中串通的,不具有本罪的实质法益侵害性。行为人与招标代理公司串通的,属于投标人与招标人串通;投标人请托评标专家的,在评标专家仅对帮助请托人有认识,而缺乏对投标人与他人串通的故意时,评标专家缺乏帮助犯的双重故意,难以成立本罪共犯。认定串通投标罪,不能仅考虑处罚必要性,还应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结合法益侵害原理进行实质的、刑法所固有的违法性判断,在不同的部门法中应当对违法性作相对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