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晋易代之际文学思想交融与理论突破

按照文质相复的历史循环理论来衡量,魏晋是一个主文的时代。刘勰将“质文代变”转换成文学理论命题。从文学发展史上来看,魏晋是一个灿烂的文学时代,而这个时代得到了史学观念与文学理论的双重支持。西汉末叶扬雄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的儒家文学观念,于汉末魏初“唯才是举”大时代背景下有了“诗赋欲丽”的隔空响应与理论续写。过度重视生活奢靡享受,追求生活的无上质量,钟情心神的快乐精彩,甚至对于美好的容颜、外在的神采风姿也是趋之若鹜,在文学上必然更加重视与追求绮丽的文采,从而形成靡丽的形式主义文风。在“灵均余影”与“瞻望魏采”双重因素影响下,“诗缘情而绮靡”的文学批评理论应运而生。虽然魏晋文学自觉说已经被证伪,但文学脱离了儒家教化的羁绊,在魏晋得以实现回归文学本位,追求文学个性以及华美辞采、任情任性,这是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的巨大进步。一个区别于汉风唐韵的华丽的文学时代令后世瞻望。

繁缛富艳:汉末魏晋易代文学的才情底色

文学是时代的产物,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建安时期,曹操三次发布求贤令,打破了汉代以道德文章为标准的程式化人才选拔方式,大量辞章氤氲而又个性鲜明的文人脱颖而出。曹操、刘备、孙权政治集团,尤其是在曹氏父子麾下,聚集了众多擅长文学、辞采斐然的士人,由此形成汉末三国以文采见长而精彩纷呈的文学画卷。三家归晋,能够和敢于入洛仕进的“亡国之余”,唯可凭借的即是自身的才学,而个体的才华和能力大多体现在文辞富艳、辞采华美、深情低回的文学创作乃至文学风格上,由此出现了晋世群才雕采饰藻、挺拔峻峭的文学特色。时代不幸诗家幸,汉末魏晋易代的人才流动,因才情为文学,呈现出传统中国文学史上色彩斑斓的文学景观。

曹操霸府与曹丕代汉

建安元年曹操奉迎汉献帝都许,控制东汉的军国大权,确立霸府统治。曹丕在曹操病逝不久后能够顺利并迅速地实现汉魏王朝更替,曹操霸府早已为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曹操霸府充当了汉魏易代的工具,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曹操霸府为曹魏王朝的建立作了人才上的准备;其二,曹操霸府为曹魏王朝的建立作了制度上的准备;其三,曹操霸府为曹魏王朝的建立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其四,曹操霸府统治时期树立了权威,为汉魏王朝更替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汉魏之际人身依附关系向隶属关系的转化

虽然人身依附关系古已有之,但是到汉魏之际它却有了质的变化。王莽改"奴婢曰私属",是奴主关系向半自由的隶属关系的开始;曹魏末年给公卿以下及贵势之家以租牛客户,则是依附关系向隶属关系转化的完成。前者是奴隶身份的提高,后者是编户民身份的下降。

汉魏之际游艺与文学关系的新变

从东汉中期到三国魏明帝时期的汉魏之际是我国古代社会发生重要转型的时期,也是游艺和文学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这种变革促使文人的游艺与文学的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一是文人的游艺活动与文学创作活动走向了统一;二是出现了大量的真正意义上的游艺文学作品;三是在思想上达到了文人的游艺观念与文人的文学观念的融合。这三个方面的充分展开和相互渗透,最终实现了文人游艺的文学化和文学的游艺化,标志着我国古代文人游艺和文学的关系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汉魏六朝郊祀歌辞句式、韵式研究

《诗经.周颂》作为儒家经典中的颂神歌辞,具有典范意义,在儒家思想规范之下,郊祀歌辞制作者们自觉把经典作为模仿对象,在使用词汇上逐渐体现出抛弃"子史浅言"而归于"典诰大语"的特点,即在创作中所使用的词汇要来自于儒家经典。尽管如此,若将《诗经.周颂》与汉魏六朝郊祀歌辞相比较,汉魏六朝郊祀歌辞无论是句式还是韵式都出现了一些新变化。

辨体:许学夷论汉魏六朝诗歌流变

晚明诗论家许学夷以精于辨体著称,其《诗源辩体》通论先秦至晚唐诗之演变。所论汉魏六朝诗部分,力求调和七子派宗汉魏黜六朝与六朝派嗜好"偏奇"、公安竟陵"诡诞相尚"之间的理论对峙,通过对诗歌体制中俳偶、声韵等因素的详尽考察,把握汉魏六朝诗歌的流变轨迹,并对此前"诗溺于陶"的辨体命题予以修正,为该段诗史研究确立了系统的辨体认知方式。

东汉至三国赋风转变中蔡邕赋的过渡特征

汉魏交替期间,作为当时文学主要形式的赋之风格特征的转变是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蔡邕赋作是这个转变中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关节点。全面、深入分析蔡邕赋作承上启下的过渡特征有助于人们对汉魏赋风、乃至整个汉魏文风转变的正确、深刻的理解和把握。

浅田惟常与《伤寒论识》

浅田惟常是日本折衷考证派的代表人物,《伤寒论识》是其涵泳《伤寒论》三十年后之力作。浅田氏认为"辨脉"、"平脉"、"伤寒例"非仲景原作,故仅对六经病等篇进行了注释;他以小学方法考释《伤寒论》,广罗博证,语多精辟。何廉臣称其"足于丹波氏《伤寒论辑义》并传",其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汉唐宋元时期沅水流域的人口变迁

沅水流域的人口分布在先秦已经比较广泛,楚汉时期黔中、武陵郡及其属县的广泛设置为人口的增长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汉代的著籍人口已达二三十万。三国至隋唐时期,沅水流域的人口继续增长,其分布由下游向上游递减。宋朝进一步加大了沅水流域的开发力度,不仅鼎州,而且辰、沅、靖三州人口数量增幅也很大,崇宁年间达到大约五十万人,宋代人口增幅变为由下游向上游逐渐加大。元代,该流域的人口数量增至最高峰。元代以前长时期的户口增长为明清时期沅水流域经济的开发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汉魏之际家族文学的新变和发展

汉魏之际的家族文学,无论是家族形态,还是家族创作都随着时代发展而改变。东汉家族文学主要表现为赋和奏疏章表等政治应用性文体。但至建安时期,由于文学观念的增强,诗歌精神的复归,以及文学审美认识的提高,文学家族的创作发生了许多变化。不仅文体上诗歌等纯文学形式的题材得到大量创作,而且其它形式文学的艺术成就也趋于成熟和个性化。蔡氏父女和曹氏父子是这个过渡阶段的典型代表,他们直启颇具现代文学意义的家族文学。

论汉魏六朝娱乐歌辞的传播特点

在汉魏六朝娱乐歌辞中,相和三调歌辞和吴歌西曲歌辞对中国诗歌发展影响最大。相比仪式歌辞,汉魏六朝娱乐歌辞的传播呈现三个特点:一是往往伴随娱乐音乐活动展开,歌辞内容的娱乐性和世俗性特征鲜明;二是在民间乡邑、贵族文人和宫廷游宴等娱乐场合普遍传播,范围广泛;三是从民间到宫廷的传播过程,促使娱乐歌辞的雅俗交流。这些传播特点对汉魏六朝诗体演进及诗风嬗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读汉代医简札记

1975年出版的《武威汉代医简》和2004年出版的《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第一卷: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引起学术界极大关注,这两批简牍对于医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正确的字词考释有助于更好地发挥这两批简牍的医学价值。目前,关于这两批简牍医书的字词仍有一些误释,比如三号汉墓竹简"医书"乙卷第35号简:"静身■之",其中的未释字当为"须"。

游侠、党人与妖贼、隐逸——汉末数类人群的相通性与汉魏禅代的知识背景

从颇具游侠风范的党人婞直之风,游侠、党人与“妖贼”术士的隐秘关联乃至直接“接引”,以及党人下潜至民间而与隐逸群体的汇流,可以发现游侠、党人、“妖贼”、隐逸这几类人群在汉末存在思想、行为、价值方面的相通性。导源于经学通纬风尚的时人对于经学、经师的神秘化理解,士人、隐逸“博通内外”的知识构成,以及流贯于经学、谶纬、原始道教经典中的“为汉制法”主旨和“想望太平”的终极追求,这些既是促使这几类人群的相通性生成的思想要因,亦是汉魏禅代酝酿与实现的知识背景。

西汉长安城与汉魏洛阳城城墙比较研究

城墙,是古代都城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在现代社会依然可以看到的保留在地面之上的城墙,在地下也存留着大量的都城城墙的遗址。作为都城,西汉长安城和汉魏洛阳城地位之重要是不言而喻的,这两座都城的城墙均埋藏于地下。比较两城城墙的各自特点,研究长安城和洛阳城的形制等方面的差异及其中包含的历史信息,具有重要的意义。

汉魏之际游侠写作新变研究——以曹植诗歌为例

游侠作为一种游离在国家体制以外的特殊人群,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兴起,随着封建制国家的稳定与巩固,游侠精神与封建统治格格不入.在汉代统治者的大力剪灭下,游侠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汉魏之际游侠之风再次兴起,游侠的精神特质给当时的文人创作提供了更多的创作灵感.尤其在曹植的大力推广之下,游侠书写在汉魏之际出现了新的变化.本文以曹植诗歌创作为例,针对汉魏之际游侠诗歌写作新变进行研究,以期对游侠研究有所助益.

从魏晋社会的发展轨迹看其大赋的拟与变

魏晋虽是小赋极为兴盛的文学阶段,但当社会相对稳定发展时,大赋就不断出现,甚至在某个时段占据过赋坛的主导地位。其题材内容、艺术表现等方面与汉大赋有惊人的相似,但也有变化,最终随着社会的发展,大赋失去生存的土壤,逐渐走向衰微。

汉魏辞赋新变原因初探

作为一代之文学的汉赋,在继东汉衰乱而来的汉魏时期出现了一系列的变革,在创作题材、思想内容、创作手法等方面均呈现出迥异于前代特征。汉末辞赋新变的原因,既有文学自身发展的内在原因,又和汉魏之际这一特定时代的社会气氛、士人心态、创作观念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荆州胡家草场木牍载痫病方药物与疗法考

对胡家草场医方木牍所载痫病方进行深入解读,其所载或为一首主治痫病的儿科医方。所用治疗方法共有两种,先用灸法,再用口服药物的方法治疗。灸治施行部位为"尾上",早期传世医籍记载为长强穴,从穴位位置来看,与医简所言"尾上"相合;所用药物有三种,美枣饥(肌)、乳汁和牡鸟矢,其中主要起到治疗作用的应为牡鸟矢,即雄雀屎;美枣饥(肌),枣肌即枣脂,或为枣肉研磨而成,或为枣肉蒸制而成,有赋形剂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