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补偿研究综述与展望

生态补偿是激励环境服务提供者提供环境服务的有效经济手段,近20年来获得了快速发展,当前对生态补偿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十分必要。在解构生态补偿核心问题的基础上,构建了生态补偿分析框架,基于生态补偿组成和生态补偿效率两个层面,从补偿主体、补偿客体、补偿标准、补偿瞄准、补偿的条件性5个方面综述了生态补偿研究进展。最后开展了趋势与展望分析,认为有两大研究趋势,一是以社会资本投入为主的市场补偿是未来生态补偿的研究热点,二是生态补偿涉及的领域将会逐步拓展,展望生态补偿未来发展,效率研究将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包括补偿标准、补偿瞄准、补偿条件性的研究,这既是推进生态补偿理论创新的需要,也是面向实践生态补偿效率亟须提高的需要。

生态保护补偿的分析框架研究综述

生态保护补偿作为一种让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者愿意提供那些具有外部性或者公共物品属性的生态系统服务的激励机制而备受世界关注。系统梳理生态保护补偿的国际研究进展,对于完善中国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建设和推进中国的生态保护补偿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简要介绍了生态保护补偿的概念、基本思想和特性,然后详细阐述了生态保护补偿分析框架中的核心问题的研究进展,包括生态保护补偿的主体、生态保护补偿的客体、生态保护补偿的标准、生态保护补偿的条件性、生态保护补偿的效率以及生态保护补偿和缓减贫困的关系等,最后总结了国际生态保护补偿研究对于完善中国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建设的启示。未来中国的生态保护补偿研究应该关注的关键问题有:促使私营部门增加在生态系统服务的投资,揭示生态系统服务形成和供给机制,完善生态保护补偿标准的制定,确保生态保护补偿的条件性,做好生态保护补偿的基线和瞄准,研究生态保护补偿对缓减贫困的影响等。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池塘养殖生态补偿政策研究——以上海地区为例

作为改善因经济社会发展而被破坏的生态环境的一种手段,生态补偿受到了广泛关注。但综观国内外现有成果,对于水产养殖生态补偿问题的研究还较少。文章基于对上海地区池塘养殖生态服务价值的评估结果,分析了进行此类生态补偿的必要性,并进而在阐述其生态补偿目标及原则的基础上,针对池塘养殖生态系统的不同类型的生态服务,从补偿主体、补偿客体、补偿方式以及补偿额度等方面讨论了其补偿机制。研究认为,对于不同类型池塘养殖系统的生态服务,需采用不同的生态补偿机制:(1)对于市场上可以实现的价值,应通过建立有效的市场机制予以补偿;(2)对于空气调节、气温调控等非市场价值,则应在确定服务受益者及提供者的基础上,通过不同层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予以补偿,具体补偿额度建议为:空气调节服务约5800 CNY·hm-2·a-1,气温调控服务约20 000 CNY·hm-2·a-1,而对于水产污染成本,则在污染权被界定给养殖生产者的情况下,要消除养殖产生的面源污染,养殖生产者需获得大于2000 CNY·hm-2·a-1的补偿额。

生态补偿机制发展的现状与趋势

生态补偿的内涵在国际上指的是生态系统服务付费,我国现行生态补偿机制主要有纵向财政转移支付、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和市场化模式三大类。不同地区和部门在森林、草原、湿地、流域和水资源、海洋以及重点生态功能区等生态补偿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总体来看,我国的生态补偿机制还没有根本确立,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利益调节格局还没有真正形成,对生态环境保护还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未来生态补偿机制的发展趋势有:补偿投入力度强化;补偿方式多元化;补偿制度体系完善化。

加强生态文明的生态环境制度建设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国家长远发展的核心战略高度,提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宏伟目标,阐释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和保障措施。自然生态环境的制度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制度基础。自然生态环境的制度建设涉及人们经济活动的各个层面,包含"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所要求的"两个外部成本"的内部化问题,基于这样的基本观念,文本提出我国自然生态环境的制度建设是由环境法规和生态补偿法规、环境税费制度和生态税费制度、生态建设的政府补偿制度、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的市场交易制度组成的制度系统,初步讨论了制度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改进的基本思路。

基于生态足迹理论的京津冀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京津冀地缘相接，拥有着共同的生态环境，区域内每一个地区的生态环境都与其经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生态环境的恶化势必会为经济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为达到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必须开展跨区域横向生态补偿以及生态项目合作。本文通过引入生态足迹的概念及其分析方法，在京津冀地区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核算的基础上，计算了各省市2004～2013年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受力，设计了一套适合京津冀发展的横向生态补偿核算体系，并构建京津冀横向生态补偿新机制。

论生态补偿资金的来源与构成

资金机制的构建是建立和完善中国生态补偿机制的关键。目前,生态补偿的主要资金来源是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包括以生态补偿为目标的中央对地方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地方政府对辖区内下级政府转移支付以及同级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转移支付。未来在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同时,有必要鼓励和引导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生态系统服务付费交易制度,包括私人交易机制、生态补偿基金和税费制度以及许可证交易制度。同时,建立高效透明的资金使用绩效评估与监督机制对生态补偿的制度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区域生态补偿的主体及其权利义务关系——基于京津风沙源区的案例分析

京津风沙源区生态补偿的实践中,区域补偿主体为中央政府,受偿主体为乌兰察布市政府和张家口市政府;其他有关主体有:各级政府和发改委、财政部门、资源主管部门、分管部门,以及企业、个人等各类社会组织。京津风沙源区的区域补偿主体权利义务的实现方式以上下级政府之间的财政转移支付为主,还存在群众自筹资金及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形式。根据生态补偿有关主体参与法律关系的不同及其角色行为,可以归纳出三组主体及其权利义务对应关系。

基于资本资产框架的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研究述评

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ayment for Ecosystem Services,PES)作为一种运用经济激励机制来解决有价值的生态服务(Ecosystem Services,ES)损失问题的新机制,已经引起广泛的国际关注。本文首先对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的发展、特征及其概念与内涵进行梳理和归纳,建立起对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的初步理解;而后,文章借鉴基于医学和生态科学的系统评论思维,引入资本资产框架(Capital Asset Framework,CAF),从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和社会资本以及制度资本四个维度对PES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评价和分析,从而为PES理论框架的讨论与建立,整体项目设计、实施与推广提供系统的研究依据,也为我国生态补偿机制试点的市场化发展提供系统的理论和经验借鉴。

流域市场化生态补偿研究进展与展望

在辨识流域市场化生态补偿概念内涵特征的基础上,归纳剖析国内外流域典型市场化生态补偿类型与模式,从生态补偿主客体、补偿标准、制度设计、效益评估等4个方面分析了流域市场化生态补偿研究的进展,对流域市场化生态补偿未来重点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提出未来研究需在流域生态环境监测与客体定量表征、生态系统服务全链条价值估算、多目标协同的制度设计以及生态补偿绩效综合评价等方面进一步深化,从而为流域生态产品价值化实现提供科学支撑。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同性分析

针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在资金分配方面存在的不足,选择享受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县(市、区)作为典型县域,利用方差分析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了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同性。结果表明,2017年,不同省份、不同类型生态功能区之间典型县域的生态环境保护支出、环境污染治理支出、生态保护修复支出均存在显著差异(P<0.05),但是典型县域获得的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金额无显著性差异(P>0.05),典型县域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金额与其生态环境保护支出在地域差异和类型差异上不具备协同性;典型县域及其所属各省、各类生态功能区获得的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金额与生态环境保护支出、环境污染治理支出、生态保护修复支出的耦合协调度均小于0.4,典型县域及其所属各省、各类生态功能区的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金额与生态环境保护支出均处于失调状态。从典型县域看,当前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分配尚未体现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保护投入的地域差异和类型差异,也未体现与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保护投入的协同性,亟需完善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机制。

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改善生态环境了吗?——基于PSM的结果

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实现"美丽中国"采取的重要举措。文章采用倾向值匹配法(PSM)实证检验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生态效果、效果的动态变化以及转移支付标准高低异质性对生态效果的影响。基于广东省是实施该政策较早、又具有投入资金多等特点,因此选取广东省2011-2017年县级层面统计数据为样本,以生态环境状况指数作为生态效果的衡量指标进行效果分析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生态转移支付政策的实施有效地改善了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在县市的生态环境,该类地区生态环境状况指数平均提高约3.42个单位,生态环境质量显著提高4.5%。另外随着生态转移支付拨付年份的增加,该项政策对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效果呈现增大的趋势,但在2017年前未达到显著性水平。进一步的政策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转移支付标准会影响政策的生态效果。因此建议我国长期实施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适当加大转移支付拨付力度,提高生态补偿标准,加快建设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发展生态绿色经济,以促进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文章采用倾向值匹配法(PSM)验证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改善生态环境的效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异质性分析,丰富了生态补偿的实证研究成果,为进一步发挥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维护生态安全的作用、完善我国生态补偿体系提供参考依据。

都市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多元化途径

生态产品是生态系统向人类提供的各种有形产品和无形服务的总称。生态产品的利用与人类福祉水平紧密相关。由于生态产品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外部性特征,其价值形成及实现过程未能得到充分认识,既影响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也难以保障生态产品的可持续供给。因此,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生态系统服务领域的重要科学问题。以成都市为例,通过对不同类型生态产品供给区域开展调查,采用半结构式访谈和案例分析方法,分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的经验,以及面临的问题。结果表明生态农业、生态旅游和生态补偿是都市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主要方式。其中生态农业起步较早,但发展较慢。生态旅游发展态势良好,并与生态农业相互融合。而生态补偿在流域治理和保护中有所突破,但在促进生态价值转化方面作用不足。建议充分发挥都市区区位优势,针对生态产品供需和转化的薄弱环节,逐步建立市场主导的多元化价值实现机制。

国家重点功能区转移支付对生态系统格局变化的县域对比分析

国家财政部于2009年印发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试点)办法》,中央财政开始以转移支付的方式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进行生态补偿,截止到2020年国家已累计下达转移支付资金6035.5亿元。评估国家重点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的生态保护成效对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决策具有重要意义,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县域为调查和评估对象,基于多期遥感解译的土地利用/土地覆被数据,对正式实施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以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系统格局及其变化进行了评估,并对是否接受财政转移支付县域生态系统格局变化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质量状况整体好转,2011—2019年土地覆被转类指数为3.85%,生态质量整体上好转主要与水域增加有关。享受国家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后各县域生态质量改善明显,从2011—2016年的空间横向比较来看,享受财政转移支付县域土地覆被转类指数为2.28%,未享受县域为-3.36%;从2011—2019年的时间纵向比较来看,享受财政转移支付前土地覆被转类指数为-3.35%,而享受后为1.70%。然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人为活动干扰仍然较为强烈,研究时段内城乡、工矿和居民用地增加了14.2%,林草等生态空间却有所减少,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管控目标并未得到切实落实。在十四五期间加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国土空间规划与管控、有效处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矛盾以及科学制订生态保护与恢复决策都是国家重点功能区县域生态保护亟待解决的问题。

基于文献计量分析的国外生态环境服务付费回顾与展望

生态环境服务付费作为平衡地区发展与生态保护的有效方法受到广泛关注。运用CiteSpace知识图谱对“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中2840篇文献进行分析,从阶段辨识和知识群组两方面对国外生态环境服务付费的涵义、机制构建、效益评估及效益影响因素进行系统梳理。研究发现:(1)国外生态环境服务付费研究的思想经历了从经济效益最大化向可持续发展导向的转变,但在其内涵及相关术语界定方面尚未形成统一观点;(2)在机制构建方面,国外研究从重视市场机制和经济激励转向了对非市场机制与公平性问题的探讨;(3)在效益评估方面,国外研究的关注点由生态效益向经济效益及社会综合效益转移;(4)制度差异与社区参与度是影响环境服务付费效益的重要因素。

建立万家寨水库水源地跨省生态补偿机制的思路与措施

万家寨水库是山西省引黄入晋工程的水源地,其水质状况关系千家万户的生命安全。由于万家寨水库主要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境内,而水库主要面向山西省供水,山西、内蒙古在水库水质保护上存在矛盾。为了更好地解决万家寨水库水质保护中出现的问题,理顺上下游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引入了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对其进行综合分析。尽管万家寨水库水源地跨省生态补偿实践取得部分进展,但仍存在缺乏系统的制度设计、省际之间缺乏有效的生态补偿合作管理机制、生态补偿方式与途径不合理、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方法缺乏科学基础等方面的不足。因此在明确万家寨水库水源地跨省生态补偿原则的基础上,提出建立万家寨水库跨省生态补偿机制的相关对策与措施,为万家寨水库的水质保持与改善提供参考。

经济与刑法关系的社会系统论考察

经济与刑法关系问题的考察,不仅涉及“经济刑法”的规制范围与解释规则的构建,即规范性问题;也涉及作为社会子系统的刑法与经济之间的运作状态的分析,即经验性问题。社会系统理论为整合这两种问题提供了适当的方法。基于社会系统论强调的现代社会功能分化状态,刑法对经济系统运作的保护,即刑法对惩治经济犯罪所保护的法益的界定应当围绕激励经济系统货币支付功能展开。在构建经济刑法解释规范的同时,刑事法律介入经济系统活动的范围应当受到制约,而限制的方式可以通过引入社会系统论下的反思法规范模式展开。

生态环境治理、经济发展与公共服务供给——来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及其转移支付的准实验证据

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面临着经济发展、公共服务供给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这是困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难题。本文以生态功能区制度和生态转移支付制度为例,构建了一个简单的理论分析模型,讨论了在环境保护目标下,地方政府在面临经济激励和政治激励后的行为反应及其策略选择。本文利用2003～2014年全国县级面板数据,识别了两类制度安排对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的影响及其差异,关注了背后的激励扭曲效应。实证结果发现:(1)生态功能区制度和生态转移支付制度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环境质量,提升了地方政府生态治理的努力程度,但是改善程度和努力程度呈现出递减和弱化趋势;(2)两类制度所带来的环境改善是以弱化发展(工业发展)激励为前提的,但是也带来了财政收入下降、财政支出上升、收支缺口扩大,公共服务水平相对下降;(3)在生态功能区县(市)或享受生态转移支付的县(市)中,财政收支缺口越大时,生态县(市)发展工业的激励越强,工业发展水平越高时,公共服务水平相对更高,但带来了环境污染加剧,这是激励扭曲一种表现;(4)生态功能区制度政治激励不足所产生的扭曲效应显著高于转移支付制度,其与绿色晋升激励不足(缺失)有关。在绿色发展转型的过程中,地方政府行为会因制度安排不全和激励不足产生扭曲,当现有制度安排无法有效弥补县(市)因保护生态环境而放弃经济发展的机会成本时,地方政府为了保障机构运转和公共服务需要,则会通过发展一定规模的工业来弥补公共服务成本,进而影响了生态环境治理效果,政治激励不足会进一步加剧这种扭曲效应。提高均衡性转移支付公式中的生态因素权重,适当扩大生态功能区专项转移支付规模,设置差异化生态绩效考核梯度,建立和推行绿色晋升机制,对解决激励扭曲效应和持续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服务付费减贫的国际经验及借鉴

自1996年哥斯达黎加推出第一个大规模的国家环境服务付费项目PPSA以来,环境服务付费项目在世界各地不断出现和发展。虽然环境服务付费的根本目的是保护生态环境,然而由于意识到穷人可以成为环境服务的相关提供者,所以各国的环境服务付费项目试图将减贫目标纳入其中。在我国的生态补偿扶贫实践中,存在小农户参与存在障碍、补偿标准偏低、岗位型补偿作用面有限、减贫缺乏长期可持续性、缺乏有效的绩效评估和退出机制等问题。基于此,文中从贫困识别机制、多层次和差别化补偿、多元化补偿手段、对农户的生计关注和项目的绩效评估与退出机制五方面着手,分析国际上巴西、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厄瓜多尔和南非五国较为典型的环境服务付费减贫项目案例,总结提出可借鉴经验及需要注意的问题。在我国'生态补偿脱贫一批'的大背景下,生态补偿要想实现环境改善和减贫的双赢局面,必须基于农户的异质性特点对生态补偿机制进行进一步的精心设计。

论跨地区水生态补偿的法制协调机制——以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为中心的思考

跨地区水生态补偿,以受益者负担为原则,是流域下游水生态受益地区向流域上游水生态保护建设地区实施补偿的一种活动。它旨在通过利益驱动机制、激励机制和协调机制,协调地区之间的生态保护和利益冲突,最终实现保护生态的共同目的。作为跨域治理的具体形态,跨地区水生态补偿主要有支配性治理和区域合作治理两种模式。在实践中,基于执行落差和实施范围的限制,支配性治理模式并不高效;由于利益的高度分化,区域合作治理模式同样面临诸多现实困难。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融合了区域合作的自愿要素和来自中央政府的执行强制要素,展示了一种新的有效的跨地区水生态补偿法制协调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