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ISM-MICMAC模型的京津冀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隐性障碍研究

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目前存在环境治理低效、协同效应欠佳现象,尚未形成稳定的治理格局。论文基于专家访谈和问卷调查数据,采用解释结构模型(ISM)、MICMAC等方法,从系统视角剖析了京津冀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隐性障碍之间的递阶层级结构关系和内在作用机理。研究表明:(1)京津冀三地政府在理念认知和利益结构上的差异是根源性隐性障碍,生态环境的公共物品性以及跨区域协同治理组织领导力与权威性问题对协同治理有显著负面影响;(2)政绩评估体系片面化、各行政区内部部门权责重叠以及信息和资源共享不充分等问题是主要障碍;(3)生态环境补偿不到位、预期收益不足以及市场调节不到位导致跨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市场驱动力不足。三地政府应在理念认知和利益结构相互包容下,打破信任壁垒,创建互惠互利且足够稳定的协同网络,建立高效灵活对话机制、降低政府间沟通协调成本,方能化解目前的协同治理低效的困境,为推动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基于DEMATEL-ISM模型的生态道路综合评价指标筛选

为满足广大人民对美好出行环境的需求,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对于绿色生态规划的号召,旨在筛选出精炼出最符合最符合生态道路建设的指标,为生态道路标准的构建打下坚实基础。通过通过听取多位经验丰富的专家的意见,构建丰富全面的指标库,并通过DEMATEL-ISM模型筛选出最重要和符合要求的关键性指标。该研究不仅为生态道路标准建设打下基础,同时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空白。

基于ISM模型的绿色大学建设影响因素研究

以我国绿色大学建设为研究对象,从政府、社会、高校三个层面出发,运用问卷调查和专家咨询的方法得出了影响绿色大学建设成效的17个因素及其关系结构,并通过ISM模型分析法将绿色大学建设影响因素体系构建成1个多级递阶结构模型。在ISM模型的基础上,将绿色大学建设影响因素分为表层直接影响因素、中间层间接影响因素和深层根本影响因素三个层级,根据其层级不同,进行研究分析,得出相应的发展对策。研究结果表明:模型建立结果符合绿色大学建设的实际情况,可以有效地表达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揭示了政府层面是影响绿色大学建设效果的深层根本原因,所建立的分析评价模型可为政府等部门创建绿色大学提供指导与借鉴。

基于Logistic-ISM模型的茶农采纳病虫生态调控技术的影响因素及层次结构分析

茶叶是中国重要的经济作物,品质安全附加值大,病虫防控是保障茶叶品质安全的关键环节。传统病虫防控的负外部性明显,生态调控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弄清茶农采纳生态调控技术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关系是重要的科学命题。为此,随机选取福建省五大茶区的517位茶农进行调查,对获取的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茶农采纳生态调控技术的显著性影响因素,进而运用解释结构模型(Interpretative structural modeling,ISM)分析这些显著性因素间的层次结构,从茶农特征、技术认知和环境特征3个方面探讨因素间的内在逻辑。结果表明,在茶农采纳生态调控技术的显著性影响因素层次结构中,表层直接因素有茶叶年收益、销售模式、培训次数、政府抽检频率、往年病虫情况,中间因素有新技术成本和收益变化的认知、是否合作社成员、茶园面积,根源因素有文化教育程度、年龄,各层次因素沿根源层、中间层、表层、目标层逐级向上影响。据此,本文从合作、培训、监管、示范等方面提出了对茶树病虫生态调控技术推广进行宏观管理的建议。

我国海洋渔业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影响因素分析——基于ISM模型

基于海洋渔业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的内涵,从暴露性、敏感性和适应性3个维度共识别出影响系统脆弱性的14个具体因素。在此基础上,建立ISM模型对影响我国海洋渔业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的因素进行结构解析。研究结果表明:14个影响因素之间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5层级的影响因素递阶结构,其中海洋渔业依赖度、海洋渔业产值和渔民生活幸福感是影响系统脆弱性的表层直接因素;海洋渔业生产效率、海洋环境承载能力、海洋灾害、海洋环境污染、海洋渔业开发强度、海洋环境治理效率及海洋渔业结构优化度是影响系统脆弱性的中层间接因素;海洋气候变化、生产空间压缩、海洋渔业管理效率及水产科技水平是4个深层根源影响因素。

基于DEMATEL-ISM模型的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影响因素研究

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作为一项系统性、复杂性战略工程,尚处于实践初期阶段,明确其关键影响因素,对于建立健全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在厘清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理与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构建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影响因素指标体系,运用DEMA-TEL-ISM方法建模分析各因素的相互影响程度、因果性质以及影响因素多层递阶结构,并采用MICMAC方法划分各影响因素属性,进而依据建模结果提出推进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综合性建议。结果表明,海洋生态产品价值认知、资本投入、生态产业化、消费意愿、市场交易平台构建、激励机制与政策支持、利益相关者参与度与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是关键因素;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影响因素的多层递阶结构为4个层级,其中海洋生态产品价值认知与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作为独立因素位于最深层L4,市场交易平台构建作为依赖因素位于中心层L2。

基于ISM的江西省靖安县生态县建设重点工程的系统结构分析

研究运用ISM模型,以靖安县为例,将生态县重点工程视为一个系统,分析其系统的结构,对当前生态县建设工作将是一次有益的理论探索。

“两山”视阈下汕尾文旅融合发展的路径研究

“两山论”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内容,深刻揭示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辩证统一的关系。旅游业是践行“两山理论”的绿色产业。汕尾文旅深度融合、生态发展是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汕尾作为粤东后花园,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悠长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为文旅融合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汕尾文旅融合有着广阔前景并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着文旅产品不够丰富、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不足、文旅产业创新性发展效果不理想、文旅产业延伸不足等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了发展路径:按照“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践行“两山论”,完善居游品质,深入挖掘汕尾的文化资源,基于体验需求创新赋能旅游产品,构建数字战略新格局,深度融合文化和旅游,以推动汕尾文旅融合的智慧化、生态化发展。

“共生”逻辑下数字赋能企业价值创造的因素研究

“共生”是数字经济时代企业价值创造的新理念、新逻辑。结合组织生态理论,从“共生”逻辑视角理论分析数字赋能企业价值创造的过程机制,识别关键因素并应用基于信息量的改进解释结构模型构建各因素间层次结构,通过“驱动力—依赖力”分析揭示数字赋能企业价值创造各因素层次作用关系。研究发现:数字赋能企业价值创造历经数字要素搭载数字技术创造新价值、数字技术构建生态型组织链接价值和共生型组织支撑多边主体价值共生的逻辑过程;其影响因素可分为数据禀赋、数据共享、数据联动和资源编排等12个因素,并分解为五个层次;数据禀赋是数字赋能企业价值创造的根源性因素,生态环境、动态交互、价值感知、价值匹配和协同共生是数字赋能企业价值创造的直接决定因素;企业基于数据禀赋开展资源编排并驱动自身与用户的价值重构,进而借助网络关系和价值匹配、价值链接等实现生态型组织价值的共生。研究结论可为企业提高数据资源编排和价值创造能力,增强数字赋能效应提供理论借鉴。

农户生态养殖技术采纳:作用机理与实证检验——基于环南海地区的微观调查数据

为了探究农户生态养殖技术采纳行为的作用机理,基于农户行为理论与行为经济学理论,以环南海地区925位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Logistic-ISM模型检验农户个体特征、养殖特征、政策因素、经济因素、认知因素对农户生态养殖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并对各显著影响因素的层次结构进行解析。结果表明:环境资源价值认知、养殖环境影响认知、生态养殖技术认知、养殖污染可控程度认知、生态养殖技术采纳预期收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6个因素是表层直接因素;非农就业经历、养殖年限、养殖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政府补贴、规制政策供给、风险倾向6个因素是中间间接因素;养殖规模是深层根源因素。逐步提高生态养殖比重、多渠道提升农户生态理性、建立稳定的成本分担机制有利于提升农户生态养殖技术采纳水平和促进农业绿色发展。

农业生态补偿效益评价模型的构建及应用

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指引下,按照＂获取备择指标确定区域通用指标,增加区域特色指标组建评价指标集＂的思路确定农业生态补偿效益评价指标集;然后根据ISM的基本原理对指标集中的这些因素指标进行结构化处理,从而构建农业生态补偿效益评价系统的解释结构模型;在此基础上,文章利用AHP法对地处苏北地区的宿迁农业生态补偿生态效益情况进行了分析评价。

荒野与园林——“生态园林主义”建构的思考

由于历史原因,荒野是不受人们重视的,而在当今的生态文明时代则需要重估荒野的价值。荒野是地球上生态平衡最为重要的支撑力量,同时也是人类文明之源。在当代园林化事业中要充分保护城乡中的荒野,将其纳入生态园林范畴,构建新的和谐观,让城乡中的荒野与园林各守边界。景观都市主义过于强调景观的人工性、文化性,容易导致文明对荒野的侵占。生态园林主义所强调的生态与文明共生、园林与荒野并存的理念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生态经济管理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企业生态经济管理行为的因素是多层次、多侧面的,因素之间的关系也是错综复杂的。本文分析了企业生态经济管理行为的影响要素,并运用解释结构模型(ISM)对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从复杂的因素及因素链中寻找影响企业生态经济管理行为的根本原因,为政府和企业提供了宏观和微观上的决策依据。

论儒家的道义型的人类中心论——从刘文英先生对儒家生态伦理观的研究说起

刘文英先生是国内最早研究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学者之一。他认为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精华主要蕴涵在"参赞化育"这一命题中,并集中进行了两点阐释,其一是人类参赞化育的前提以及人类何以能够参赞化育,其二是人类以何种方式参赞化育。刘文英先生将儒家生态伦理思想概括为"泛仁论的生态伦理",认为儒家主张人类以道德自觉的方式来参赞天地自然万物的化育,在人与自然界之间建立一种具有道德情感的和谐关系,并由此承担起参赞自然万物的生长发育的责任和义务。虽然刘文英先生不同意将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归结为人类中心论,但在笔者看来,人类中心论也可以有不同的类型和内涵,其所导致的结果是完全相反的,西方传统的人类中心论是以人类的利益为中心,只能导致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主宰,而儒家式的人类中心论,则是以人类的道义为中心,其结果是人类对自然万物承担起责任义务和付出道德关怀。刘文英先生所概括的"泛仁论的生态伦理"思想,事实上就是另一种类型的人类中心论,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道义型"的人类中心论。

托妮·莫里森《所罗门之歌》生态女性主义解读

托妮·莫里森的小说对非裔美国人的生存进行了独特的思考,探索了非裔美国人自我建构的方法,主题宏大。生态女性主义是生态主义和女权主义的结合,揭示了自然与女性之间的联系。《所罗门之歌》看似在讲述有关男人的故事,但实质上是在谈论和赞美黑人女性。在《所罗门之歌》中,莫里森对自然和女性的描述展现了她的生态女性意识。

报废汽车回收再利用生态产业链运行制约因素及对策研究

科学识别制约报废汽车回收再利用生态产业链运行的内在根源性因素,对推动报废汽车回收再利用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运用文献分析法从政府、企业组织、行业协会和消费者4个要素确定影响生态产业链运行的14个主要制约因素,然后采用ISM模型对14个制约因素的作用机理进行研究并划分层级,运用MICMAC方法对制约因素进行分类。研究结果显示:财政补贴额度较低、相关法律法规实施不到位、法律和监管机制不完善及企业税费负担较重等政府因素是制约生态产业链良性运行的深层根本原因。最后,根据各制约因素的影响程度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

论“自然是生命之母”的生态哲理——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中的重要内容。习近平关于“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论述,是表达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论述,它言简意赅,内涵丰富,意味深长,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深刻阐述了什么是生态文明,为什么要建设生态文明以及如何建设生态文明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揭示了人的价值与生态价值的内在关联性,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价值观的深邃理性,指明了生态文明的实践路径,为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和建成美丽中国以及建设地球美好家园指明了方向,充分表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蕴涵的丰富而高超的生态哲理。

水生态EOD项目采用PPP模式的风险评价

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向绿色转型的现实背景下,分析水生态EOD项目采用PPP模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依据项目特点构建水生态PPP+EOD项目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基于DEMATEL-ISM-MICMAC方法,计算出各风险因素的原因度与中心度,构建关键风险因素相互影响的递阶层级结构,并对关键风险因素进行分类,为水生态环保PPP+EOD项目的风险决策与管理提供参考。

试析马克思生态观的出场路径与根本特征——以西方生态主义为比较视阈

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包含了一种深刻而现实的生态观,这种生态观立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中,在对象性活动中把握了人与自然、历史与自然的真正统一,在社会历史的实践维度中,揭示了人与自然矛盾的资本根源以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反生态性。而西方生态主义以现代环境科学与生态学为支撑,以自然价值和自然权利作为理论基石,试图通过伦理努力来促进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认识与调整,诉诸的方式也多为激进环境保护运动的开展,而并未能深入到社会历史存在的层面。面对派别林立的生态主义,马克思的生态观并未显得过时或落伍,却不断显示了其理论的优势,成为当今生态哲学不可跨越的理论基础。

面向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的旁观者用户干预意愿触发机理研究

[目的/意义]文章旨在厘清旁观者用户对网络违法和不良信息干预意愿的触发机理,以为用户参与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的具体实施路径提供有益参考。[方法/过程]通过扎根理论方法识别触发旁观者用户干预网络违法和不良信息意愿的因素并构建触发机理模型,然后采用ISM-MICMAC方法,明晰触发因素的关联路径与层级关系。[结果/结论]研究发现以下三条触发路径:“利益相关/文化素养/信息素养→风险感知→社会责任感→自我效能→干预意愿”“涉入程度/社会心理距离→社会责任感/社会危害感知→自我效能→干预意愿”和“涉入程度/社会心理距离/信息内容恶劣→触发情绪→干预意愿”。同时,时间充足、举报导航、政策支持、社会支持和平台支持会直接触发旁观者用户干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