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的比较文学研究

陈寅恪先生专治史学,兼及语言、宗教、文学等多种学科,在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方面并无特别系统的论述,偶尔强调影响研究的学理性,并与文化研究相联。但寥寥数语,却极为睿智与深入。在具体研究实践中,陈先生擅长佛教对中国文学影响关系的研究,并与历史、语言学等互相发明,探幽烛微、多所新见。

佛教文学文类学初探

中印佛教文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独特的文学体式和类型,如诗歌类的偈颂与赞歌、故事类的本生与譬喻、说唱类的唱导与变文等,都特色鲜明而且影响深远,在东方文学文类的发展演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橘颂》看屈杜的人格理想与文类贡献

在屈赋中涉及橘的作品只有一篇《橘颂》,然而《橘颂》是屈原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橘颂》创作于屈原的青年时期,而橘树的意象却贯穿在屈原的一生之中。杜甫是受屈原影响最大的诗人之一。杜甫的人生经历与橘树有关。在杜诗中有大量作品涉及到橘树和橘子,杜甫热爱屈原的《橘颂》,并从中吸取力量,建构了自己的人格理想。屈原《橘颂》和杜甫《病橘》都具有文类学的研究价值。在杜甫的文学批评观中有一个重要的命题,那就是"风骚共推激"。杜甫学习屈原而得诗歌之正,法国批评家狄德罗创造了正剧,杜甫创造了正诗。屈原和杜甫为我们树立了崇高的人格典范。研究屈赋与杜诗有助于中华民族确立文化自信,有助于我们昂首阔步迈入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标志的新时代。

从“表达思想”到“表现个性”——中国现代文体观演变与现代文学的阶段性诉求

原指“文章整体存在”的古代汉语“文体”概念,在日本17世纪至近代的文化语境中,先后发生了两次由表示文章本体(“体”)到表示语言形式符号(“用”)的语义转化。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语言形式”为实质内涵的日本近代文体观被引入中国,契合了同样以语言变革为主要目标的中国现代文学改良运动的整体文化情势。受日本近代文体观与西方文类学(Genology)、语体学(Stylistics)的双重影响,中国现代学界一方面将传统文类之“体”理解为文学作品的一般形式,同时又继续以“文体”译Style,表示文章中与思想情感相对的具体语言形式。就对应于西方Style的“文体”概念(具有不同特征的语言形式)而言,其内涵的分阶段呈现集中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不同发展阶段的诉求。在白话文学草创阶段,人们更关心文体表达思想情感的基本功能,因此突出其“语言形式”这层内涵。当现代文学渐臻成熟,便进而要求文体在表情达意的基础上还应表现作家的个性特征,因此“文体”概念的另一层内涵,即通过“语言形式”所表现的“作者个性特征”,得到作家和批评家的自觉关注。认识中国现代文体观的这一内在转变,可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开启新的思路。

从《夕堂永日绪论》看王夫之的八股文观

王夫之是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和文论家。过去,人们对王夫之文论思想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其创新性方面,而他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性则几乎被忽略。王夫之主张入世的诗学观,而八股文是入世最直接最有力的文章体裁。《夕堂永日绪论》是王夫之文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其八股文观的集中体现。王夫之将八股文与诗同视为文学创作的重要领域,因而他所提倡的八股文亦是立意高卓、格调清新而且诗意盎然的八股文。王夫之认为,写作八股文的过程中,作者可以渐臻技与道相合的崇高精神境界。

DNA双螺旋将把人类带入生物学世纪

生命科学可作为工具为其他自然科学提供研究方法和思路 ,并形成新学科。生命科学也可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方法和思路 ,用它去研究社会学和经济学 ,可产生“社会基因学”和“经济基因学”。“社会基因学”即家庭是社会的密码 ,单位是社会的基因 ,社区是社会的细胞。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定律”可称为“经济基因学第一定律”。经济和资产的数学重组、物理重组、化学重组和生物重组是经济基因学的表现形式。生物经济是以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及应用为基础 ,建立在生物技术产品和产业之上的经济。因此 ,在“人类基因组计划”之后 ,人类应开始实施“社会基因组计划”和“经济基因组计划”。

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文类学研究

文类研究由来已久，是对文学作品的经验性、反思性总结。对文学类型的划分、文类发展史以及文类特点的研究为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义。随着比较文学学科的兴起，文类学研究进入比较文学视野，对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考察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文类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美国经济学家谈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九种政策选择

美国经济学家谈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九种政策选择美国北得克萨斯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应用经济学教授、经济学家伯纳德·Ｌ·温斯坦博士在美国《挑战》杂志１９９６年３－４月号上发表了题为《发展中的中国内地：从自给自足到无政府状态？》的文章，分析了中国经济发...

文类学视角下艺术终结论新探——以德国古典美学为例

德国古典美学提供了以谢林的"复返"模式和黑格尔的解体模式为代表的两种有关文类发展的富有民族特色的演绎模式。其间昭示出的所谓文学艺术的死亡或终结论只是指涉艺术、宗教、哲学三者对于人类认识生活的不同位置关系而已。文类学视角下艺术终结论的新解,构成了某种对艺术至上论、艺术万能论的否定,这种否定行为又是缘于对自启蒙运动以来高涨的热衷夸大艺术审美教育效果之风的反动。

文学传统与文类学辩证法

文学类型的划分、文类概念的确立以及分类标准的制订必须以文学传统为依托。根据历来批评家积极论证、作家共同践行和读者普遍认同,所谓“文学类型”或“文类”应理解为文学体例的类别,既包括语言形式的体例,又包括题材内容的体例。文学批评推动了文类概念的确立;文学创作是文类发展的开路先锋和不竭动力;文学接受的介入影响着文学类型的再生产。这三者与文学传统之间复杂多变的辩证关系展开了文类发展史上多彩的画面。

文学史的权力:笔记作为文学体式的隐与显

现代中国文学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在调和新旧的折衷主义取径下,笔记虽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即先后以“笔记小说”、“笔记小品”的名义进入了文学史书写,其相对独立的体式身份则并没有得到确认。现代小说、小品文所提供的解释框架,塑造了文学学科下处理笔记作品的稳定模式,其在文学史中的强势影响持续至今,也因此长期遮蔽了笔记自身的体制属性的突显。在散文系统相对独立看待笔记的“笔记文”观念,尽管不乏早期的叙录、选本与专论文章的积累,但要迟至六十年代因游国恩版经典文学史的影响,才在新时期以后逐渐走向了一种共识,然而在当前的主流文学史中,笔记仍未获得合理的位置。新世纪以来欧美汉学家所编撰的三种中国文学史,对笔记一体都给予独立的书写,这一他山之石有值得思考的意义。重拾现代中国文学体系建构之初所倡导的还原主义原则,在新的学术理念和研究范式下,对笔记一体进行还原性建构并展开总体的学理性探究,或应成为当前笔记文学研究的一个发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