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波兰尼经济伦理思想的阐释与批判--以《大转型》为中心的探讨

卡尔•波兰尼的社会经济学著作《大转型》主要探讨经济与伦理的关系。在他看来,经济“嵌入”社会表明经济行为背后具有道德基础,而经济“脱嵌”于社会将诱发道德沦丧;“虚拟商品”将会剥离文化和道德所构建的保护层,因而是一种道德堕落;“双向运动”之市场化运动是极端人为性的、不道德的,而抵抗市场化的反向运动即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是自然的、道德的。波兰尼对“虚拟商品”的批判脱离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没有抓住“虚拟商品”不道德性的根源所在。他只看到“虚拟商品”的自利性而看不到利他性,这也不全面。他把“双向运动”中的市场化全部归结为人为性的、不道德的,这完全否定了在现代人类生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的经济增长,而他极为尊崇的作为反向运动表现形式的国家干预有可能形成集体控制,对经济自由和个体权利构成伤害。

经济转型与残疾人就业的社会援助--以上海市为例

随着城市功能及产业结构的调整转型,现代服务业逐步成为上海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新兴高端的服务型企业主要依靠信息网络技术和现代管理模式,对残疾人的传统就业渠道形成了冲击和挑战。本文通过分析两家上海现代服务型企业援助残疾人就业的创新实践,证明残疾人在现代服务业中拥有崭新的就业机会与发展前景,亟需建立起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各方参与、互惠共赢的残疾人人力资源开发新机制。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揭示了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内在本质和发展规律,这一原则实际地贯穿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之中。就经济学领域而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是这种整体性的最高表现形式。应基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视域,重新审视渗透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原著的整体性原则或方法论,重点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逻辑起点等方面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整体性。

山区农业生态系统形态转型研究--以三峡库区腹地为例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明确农业生态系统内部各要素的变化特征、揭示农业生态系统发展阶段和转型现状,对指导山区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已有研究缺乏对山区农业生态系统转型机理的研究,缺乏直观揭示山区农业生态系统转型路径的分析方法,未能从乡村经济社会发展视角探索农业生态系统内部各要素在时间尺度上的转型特征。本文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以三峡库区腹地这一典型山区农业生态系统为例,构建了农业生态系统形态转型研究框架,从乡村经济社会转型视角探究六个区县在劳动力要素变动下的农业生态系统形态的演变规律及动力机制。结果表明:(1)乡村经济社会由初期阶段到发展阶段,在农户、政府需求耦合转变下,人口结构、土地利用结构、农作物产量结构、生产投入结构、农民收入结构的变化决定着农业生态系统形态的转型。(2)农业生态系统形态存在内部结构演化的阶段性,其农业生态系统形态在2000—2008年实现了从生产社会-粗放型向经济生态-发展型转型,在2009—2019年实现了从经济生态-发展型向生态社会-集约型转型。(3)农业生态系统形态转型的驱动机理表现为经济社会、政策驱动力沿“城镇化发展、政策的响应—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差异—乡村经济社会转型—农业人口变化—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转型—农户、政府需求耦合转型—农业生态系统结构变化—农业生态系统形态转型”这一路径联合响应。研究结果可以为山区农业结构调整、农业发展模式选择以及农业生态系统转型规律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农村社会结构变迁四十年:1978-2018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总体来讲,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农村,村庄熟人社会产生了一个强有力的富人群体,这个富人群体使村庄社会结构形成了极化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农村,社会结构则保持了相对均质,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农民进城,留下的农村获利机会形成了一个数量不大、但结构位置却极为重要的"中坚农民"群体;另一方面,农村家庭负担不重且相对年轻的老年人群体正在成为乡村建设的重要力量。因此,"中坚农民"和"负担不重的人"是理解当前中西部农村治理秩序的关键。同时,中西部农村开放性的结构既为农户逃离结构性力量提供了机会,但也使村庄由于社会结构均质化程度高而可能面临过度竞争,这种过度竞争的后果往往表现为严重的子辈对父辈的代际剥削。此外,限制城市资本下乡的政策,可以让进城失败的农民落叶归根,从而使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

社会变迁视域下重点国有林区女性群体经济行为选择

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宏观背景下,重点国有林区具有显著的生态区位,伴随林区现代化进程持续加快,涌现出知识型岗位、非传统体力劳动岗位等新的就业机会,女性在林区生态经济实践及维系家庭稳定等方面的作用愈加显著。当地劳动力女性化、兼业化、非农化特征明显,且女性劳动者进出人才市场受“家庭因素”和“政策效应”影响较大。通过实地走访调研重点国有林区多个森工企业,分析林区女性的经济行为选择的趋势及特征,探讨女性群体对未来重点国有林区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支持效能。

社会转型与观念嬗变:乡村振兴的实践基础与现实困境--滇南良心寨村的田野叙事与阐释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市场化和国家扶贫开发共同作用下使传统村庄居住环境、人际关系、生产和生活方式等逐渐向现代化转型,形成村庄经济社会新格局,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奠定了良好基础。然而,当村庄经济市场化、生计多样化、价值理性化、社会个体化以及群体利益分化等多重因素所形塑的理性化人际关系构成村庄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动力因素时,由于内部贫富差距凸显、道德观念轮替和社会认知偏差而导致村庄社会价值观念嬗变,在村庄传统伦理观念尚未远离而现代道德观念尚未完全确立之际,价值倾向和群体利益分化引发的人际关系紧张等秩序问题也成为社会矛盾的主要形式和村庄争论的焦点,构成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现实困境。

中国体育产业促进城市转型的作用与策略

随着体育产业与城市互动发展愈加紧密,探究体育产业促进城市转型发展具有现实意义。依据赫希曼基准、收入弹性基准、过密环境基准等,体育产业具有产业关联性强、需求收入弹性大、绿色低碳等特征,可通过发挥体育产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促进城市经济转型、城市社会转型、城市生态转型。体育产业促进城市转型的作用体现在加快发展体育产业有利于拉动城市经济增长、优化城市产业结构、推动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促进城市经济转型;有利于促进城市居民生活方式转变、改善城市空间结构、吸纳城市人口就业,促进城市社会转型;有利于促进城市绿色发展、提供优质生态产品与服务、减少碳排放,促进城市生态转型。鉴于此,提出打造区域体育产业集聚、推动体育主导产业发展、多措并举提供体育有效供给、推动体育产业融入城市整体规划、探索体育产业的绿色低碳发展道路、推进体育产业数字化发展等策略。

县域农村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的挑战与路径研究

农村小微企业的绿色发展是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但其绿色转型面临环境保护与自身发展难以兼顾的困境。在以强化末端治理、能源替代、环境管理规范化为主的转型实践中,企业大多延续扩大产能增加总营收的方式应对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压力,同时,长期政策性停产或限产使企业产能增长受限,企业选择精减用工控制运营成本,最终转型带来环境质量改善、产能规模下降和社会失业增加。可见,由于以体育用品企业为代表的县域小微企业普遍依赖扩大规模、控制用工成本的方式维持盈利水平,其盈利模式与技术革新路径要求存在差异,这使其绿色转型方式不同于生态现代化的理想模式,短期内转型效应难以实现多赢,转型实践的可持续性面临挑战。因此,深化农村小微企业绿色转型,可从优化成本结构以重构盈利模式出发,培育企业持续转化或转移环境成本的动力和能力。

“枫桥经验”形成渊源考

枫桥镇是浙江千百年来发达商品经济的缩影,其繁荣贯穿于小农经济时代和计划经济时代。小农经济时代,传统村治与耕读文化相映成辉;计划经济时代,集体经济建设与乡村政权建设同步发展。“枫桥经验”的形成、发展、创新与枫桥镇经济社会发展紧密关联。1963年是枫桥从小农经济走向集体经济的重要节点,中国传统村治和中国共产党对乡村的社会改造政策共同孕育了“枫桥经验”。在集体经济建设中进行社会改造,在社会改造中巩固集体经济,普遍运用说理教育的方式方法,直接助推了“枫桥经验”的产生。

保卫恩格斯:基于主题的学术史考察

国际学界制造了“马-恩对立”论,进而推断恩格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在本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恩格斯需要保卫并非危言耸听。文章通过以主题的逻辑演进为框架,按照哲学改造、社会批判和经济分析三大主题的逻辑演进,揭示了恩格斯与马克思的思想合作与理论互补。较之惯常的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决裂型”发展模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贡献主要在于三大主题互为环节、相互渗透、相伴而行。任何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理,必须同时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时期、不同文本中的思想,否则用孤立命题表达马克思主义原理都有断章取义之嫌。因此,要实现从“两极对立”方法论向“主题互补”方法论的转变,保卫恩格斯实质上就是保卫马克思主义。

论物流经济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本文针对物流经济与社会经济的关系进行研究,分析了物流经济对经济增长、就业、贸易、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基本影响。同时,探讨了物流产业转型和物流绿色发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总结出物流经济对社会经济的整体影响及其机制,并提出未来物流经济发展的趋势和建议。

转型时期广州市社会区分析

运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对广州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200个反映社会空间结构的变量进行分析,提取出影响广州市社会空间结构的5个主因子,据此将广州市划分为7类社会区。与1985年的广州社会区研究对比,归纳出基于老城区发展的、基于工业和教育飞地发展的、基于农村社会区发展的社会区演变的三种模式,从转型期制度与政策变化、历史因素、政府对城市管理与调控等方面分析了社会区分异的机制,总结了转型期中国大城市的社会空间结构模型,比较了中西方社会区结构的差异,并从职业分异、家庭生命周期、外来人口等方面对广州未来社会区的演变做了分析。

数字化转型与经济社会统计的挑战和创新

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重要的时代特征。在数字化技术的推动下,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企业的生产经营方式、政府的治理方式和居民的生活方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福利水平不断提升。同时,数字化转型对经济社会统计理论、统计调查制度方法、统计标准、统计应用等都带来严峻的挑战。为了适应数字化时代的需要,经济社会统计要实现理论创新、制度方法创新、标准创新和应用创新。首先,本文研究了数据成为重要资产、企业盈利模式创新、直播打赏等一系列新现象对生产统计、收入统计、消费统计、投资统计、价格统计等统计理论的挑战和创新方向。其次,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对生产统计、投资统计、收入统计、价格统计等统计调查制度方法的挑战和创新方向。再次,讨论了数字化转型对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产品分类、职业分类、就业统计等统计标准带来的挑战和创新方向。最后,从大数据应用和微观数据应用两个方面阐述了数字化转型对统计应用的挑战和创新方向。本文系统研究了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经济社会统计面临的重大挑战,试图为促进经济社会统计的改革和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社会转型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机理及路径

中国转型已经由前转型时代向后转型时代转变,后转型时代转型的范围已经由经济转型扩展到了社会转型。社会转型分为社会结构转型与社会人文转型两个方面,社会结构转型通过人口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社会结构来促进经济发展,而社会人文转型通过人的转型、人格形态的转型、生活方式的转型来促进经济发展。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后转型时期,转型范围已经由单纯的经济转型转向了社会转型,社会转型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在后转型时期应通过实施新人力资源政策、实施新型城市化、加快社会信息化、推进社会知识化、倡导合理消费的理念和实施和谐战略来加快我国社会转型,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效应与不平等再生产——基于CGSS2011的数据分析

依据CGSS2011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察父辈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分析当今中国社会中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效应及其再生产,研究发现:性别、户籍和教育程度是影响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因素。我国公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存在代际传递现象,父辈的社会经济地位可以通过家庭背景等因素来影响个人人力资本的获取,进而影响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尤其是拥有党员父亲和高教育程度的父亲可以显著提高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代际传递效应代表着一种深刻的社会不平等,要削弱代际传递效应对个人的影响、营造一个更公平的社会,需要改变不合理的制度安排。

现代化视阈下的民国经济发展(1912～1936年)

1912～1936年中国的经济在传统与现代因素的交织作用下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经济在内外有利因素下不断发展,出现了民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两个"黄金时期",当然,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中也存在着一些制约因素。应肯定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现代化发展中的绩效,但也不宜评价过高。

经济转型期我国社会保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随着社会保障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建立和实施,对社会保险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也成为颇具争议的焦点问题。本文基于新的经济环境视角,采用经典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和经济增长之间长期存在双向正向的关系,通过不断完善社会保险制度有利于提高社会保险制度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激励效应。

转型期我国体育需求水平与社会经济环境的关系

运用文献资料、问卷调查、访问调查、数理统计、逻辑分析等方法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经济转型以来1996年、1999年、2002年、2004年我国体育需求水平,探讨体育需求水平与社会经济环境的关系。结果表明:一方面我国体育需求随着GDP的增长、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有了较大发展;另一方面,我国有限的体育市场化发展程度、市场化改革给居民生活带来的不确定性等诸因素的影响导致宏观背景下的有效体育需求不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社会经济条件,为我国体育需求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

社会转型向度中的“五个认同”

与现代化交织在一起的社会转型如影随形于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场景。社会转型进程中的资本扩张与文化激荡,以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的革命性变革,在拓展全球空间交往互动的同时,伸缩着民族国家传统界域的区位、影响着原生性认同达致的基质。经济全球化声称并推进的"异质趋同"和民族国家主张并坚守的"排他斥异"在社会转型中的结构性对决,于消解与迷茫、反思与建构的交互里,指谓了认同与斥异的时代场。源于情感性、利益性、价值性延伸的"五个认同",其内生逻辑和外衍关系的固本强基阐发于文化—民族认同、政治—国家认同、政党—道路认同的发展向度中,因而是中华民族直面经济全球化、应对社会转型之同一性基础的彰显和包容性空间的形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