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财富和生产双重属性视角的我国数字资本测度研究

数据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是国家基础性战略性资源。本文兼顾财富摸底和贡献衡量的双重需求,利用永续盘存法(PIM)新途径,系统测算1995—2021年我国数字资本的财富性资本存量总额、财富性资本存量净额、生产性资本存量和资本服务规模,继而分别刻画了数字资本财富积累的阶段性特征及其赋能经济增长贡献的变化趋势。研究表明:从财富积累特征看,财富性数字资本存量净额以21.12%的年均增速实现跨越式增长,表现出“加速–放缓–提速–阻滞”的四阶段变动特征。不同于其他类型数字资本的持续快速积累态势,融合数字软件资本积累更易受宏观经济形势的扰动。分行业看,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呈现出“三产>二产>一产”的逆向渗透格局,且显现出数实融合过程中“不均”“不深”的特征。从赋能经济增长贡献看,基于数字资本服务测算得到的经济增长贡献率呈现“升–降–升”的N型增长趋势,且数字软件资本逐步取代数字硬件资本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本文全方位地展示了数字资本“投资–消耗–积累–服务”的资本运动全过程,论证了将财富与生产双重属性置于同一资本测算框架的必要性,以及以资本服务测度资本投入的不可替代性。

我国内地高净值人群海外移民财富流失测算及经济分析

高净值人群海外移民与财富流失加剧了贫富差距,阻碍了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是全球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在厘清我国内地高净值人群海外移民动因的同时,手工整理我国内地海外移民数据,统计2008—2020年我国内地移民海外或取得境外永久居留权的高净值人群的数量规模,并在此基础上测算出我国内地高净值人群移民财富流失金额。研究发现,截至2020年,我国内地高净值人群通过投资移民、移民移居或海外资产配置所产生的财富流失金额高达14.91万亿元;2008—2020年我国内地高净值人群海外移民带来的个人所得税流失金额共约1.2万亿元。高净值人群海外移民会对我国经济造成一定影响:导致个人所得税流失,拉大贫富差距;冲击外汇体制,危及经济安全;阻碍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因此,我国应建立和完善退籍税制度;提高医疗、教育和金融服务水平;完善高层次海外华侨华人回流机制;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建立高净值人群信息档案;搭建国内高净值人群与海外华商“双向赋能”合作平台。

世界地震灾害风险评价

以灾害系统理论为基础对世界地震灾害风险进行了评估,包括人口死亡风险和经济—社会财富损失风险。以50a超越概率为10%的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作为世界致灾因子强度的指标,利用各个国家的地震灾害建筑物易损性和建筑倒塌造成人口死亡的可能性,构建了各个国家的地震灾害人口死亡易损性表,并以人口密度作为承灾体暴露度,进行人口死亡的风险评估。将GDP数据通过投资率转化为社会财富,以此代替GDP作为社会经济承灾体,计算不同致灾因子强度下的经济损失率,进行地震灾害经济—社会财富损失评估。评估结果显示,世界地震灾害人口死亡和经济—社会财富损失风险的分布总体格局与致灾因子的空间分布一致,但局部与承灾体的总量分布及其易损性有关。

管理激励会抑制企业的保险购买意愿吗?——基于制造型上市企业保险购买决策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0-2017年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管理激励和保险购买数据,本文运用Logit模型实证检验股权激励、货币薪酬和在职消费三项管理激励措施在企业保险购买决策中的财富效应和损失规避效应。研究发现,股权激励在非国有企业的保险购买决策中体现了财富效应,抑制了企业的保险购买意愿,但对国有企业的保险购买决策无显著影响。在职消费在国有企业的保险购买决策中体现了财富效应,但对非国有企业无显著影响。货币薪酬对各类型企业的保险购买决策均无显著影响。因此,在新一轮国企收入分配改革中,企业在进行激励方案设计时,应根据企业性质和激励方式,激励与约束相结合,防止企业承担过高风险。

抗战时期湖南直接损失述要

战时湖南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攻占湖南是日军重要的战略目标之一。日军对湖南进行频繁而猛烈轰炸,发动了6次大规模的进攻,并于1944年占领湖南的大部分地区。据不完全统计,战时湖南人口直接伤亡超过268万,公私财产直接损失至少在18亿美元以上。此外日军入侵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对民众精神上的摧残是无法用金钱来统计的。

人口老龄化与延迟退休关系的定量研究

文章基于个人养老金财富的视角,根据中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构建延迟退休的养老金财富损益模型,定量考察人口老龄化对养老金财富的影响,从而判断其对延迟退休的激励效应。测算结果:人口老龄化对延迟退休具有正激励效应,但激励程度取决于参数组合水平。在可能的参数组合下,养老金财富都存在上升的区间;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同一退休年龄对应的养老金财富更多,且养老金财富达到最大时的退休年龄相应更高;当预期寿命一定时,延迟退休的最高年龄具有一定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且男女最高退休年龄的一致性更具显著性;女性延长退休年限的空间大于男性,延长相同年限时,女性利益增进程度高于男性。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自然灾害国民财富损失研究

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经济影响,其实不仅仅在于"直接经济损失",其归根结底造成的是"国民财富损失"。按照曾经提出的"基于国民财富视角的灾害经济成本分析框架",对1998年以来我国自然灾害所导致的国民财富损失进行了计算与分析。结果表明:(1)除了物质资本损失以外,自然资本损失和人力资本损失同样不可小觑;(2)自然资本中耕地损失占了绝对比重;(3)即便仅仅依据劳动力对产出和经济增长的贡献来推算,人力资本价值损失已经占到了整个国民财富损失的1/3左右;(4)从自然灾害国民财富损失的构成情况来看,大部分时候物质财富损失都是主要的,人力资本损失次之。因此,我们认为应当以"模糊"的"正确"去取代"精确"的"错误"。

设立一般产品消费税替代增值税部分份额的理由

在增值税的份额中,划出一部分一般产品消费税,归消费地政府所有。设立一般产品消费税征收上可以减少偷税行为,可以区分企业与消费者纳税责任,可以减少当地的财富流失。

农业旱灾实际国民财富损失计量: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基于鲁西北地区旱灾数据的实例验证

近年来,鲁西北地区农业旱灾发生频繁,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给该地区农业生产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和破坏。特别是2002年,该地又发生了50年一遇的特大旱灾,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在这种情势下,对农业旱灾造成的实际国民财富损失进行全面而有效地计量,对于深入认识灾害形成的机理和影响以及依此制定防灾减灾策略意义重大。但是,我国现行计量方法侧重直接经济损失,而忽略了灾害导致的潜在损失,这就使得计量数据严重偏离实际损失状况。本研究在继承传统观点的基础上,尝试构建以物质资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制度价值资本为指标的新型农业旱灾实际国民财富损失计量模型,并通过对2002年鲁西北地区特大旱灾历史数据的计量结果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了农业旱灾损失计量同样应该在关注潜在效应的基础上要进行全面计量的结论,同时也验证了该模型的合理性和准确性,从而为今后的旱灾实际损失计量提供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提高计量的精确性。

相依风险下的超额赔款再保险

本文通过求二次效用函数的货币期望效用的最大值来确定自留额,认为索赔次数服从二元泊松分布,超额赔款再保险的保费按期望值原理进行计算。

关于自然资源的价值、价格问题

本文较详细地讨论了自然资源的价值与价格,提出了新的自然资源价值观。具有价值属性的自然资源一般有价值,其基本特点是:同类、同类而不同质及不同类型的资源的价值量可以相等也可以不等。自然资源的价格不是价值的货币表现。自然资源的价值与价格矛盾导致新的价值观:自然资源的价值不是自然资源财富的真正价值,它的真正价值是财富价值,而价格则是财富价值的货币表现。财富价值由把资源作为生产要素使用时产生的收益大小决定,资源作为商品在进行交换时以财富价值为基础。财富价值又可划分为两部分:损益价值和效益价值。新的价值观对于使自然资源的核算与整个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紧密衔接、对于经济规律的再认识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危机冲击、损失规避与家族大股东支持效应

文章基于前景理论的"损失规避"假说和"社会情感财富"假说,分析了危机冲击下的家族大股东行为选择动机及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危机冲击到来时,家族大股东将家族社会情感财富的维持作为家族企业最主要的决策参照点,此时"损失规避"的家族大股东并未采取"掏空"的行为决策动机,而是发挥比国有大股东更强的支持效应。随着家族大股东持股水平的提升,危机冲击下家族大股东对基于所有权控制积累的"社会情感财富"的损失感知程度越强,在危机期间的家族大股东支持效应越明显;同时,对于处于低成长环境行业背景下的企业,家族大股东对所控制企业的"禀赋效应"更强,更能发挥支持效应,从而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财富约束条件下损失厌恶投资者的动态投资组合选择

在完全市场框架下,假定投资者是损失厌恶的,研究了财富非负和带有基准下限约束条件下一般情形的动态投资组合选择模型.利用鞅方法,分别获得了投资者的最优期末财富水平,证明了相应的拉格朗日乘子的存在唯一性.分析了这些解的性质,并且和传统风险厌恶投资者的最优解进行了比较.最后讨论了一个具体例子,给出了最优财富过程和最优投资策略的解析表达式.通过理论的结果和图形的显示,可以发现损失厌恶投资者的最优财富随着市场状态的变化会出现突变,如果考虑基准下限约束,则其投资策略相对保守,可以避免由于突变所造成的大的损失.

高管的政治身份与公司对自然灾害的反应:灾难特征的影响——来自民营上市公司的证据

就汶川和玉树地震后民营上市公司参与慈善赈灾的情况来看,高管的政治身份影响公司对自然灾害的反应,并且灾害严重性和公司的地理位置显著影响高管政治身份对公司赈灾捐款的作用水平。本文认为具有政治身份的高管受遵循其所在社会群体共有的强调牺牲和奉献精神的价值标准驱动以推动公司对自然灾害做出积极反应,从而获得个人和社会的认同;并且灾害特征又影响到个人认同和社会认同的水平,进而调整高管推动公司对自然灾害做出的反应程度。

我国真实国民储蓄与自然资产损失(1970—1998)

1995年世界银行开始利用绿色GDP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来衡量一国或地区的真实国民财富 ,并于 1997年首次提出真实国内储蓄的概念和计算方法 ,它是指在扣除了自然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枯竭以及环境污染损失之后的一个国家真实的储蓄率。作者利用世界银行数据库分析了1970 - 1998年期间我国真实储蓄与自然资产损失之间的定量关系 ,通过国际比较我们发现 ,凡是资源型国家或工业化加速的国家 ,自然资源损失或污染损失占GDP的比重就大 ;通过历史数据比较 ,我们也发现中国在过去 2 0多年经历了“先破坏、后保护 ;先污染、后治理 ;先耗竭、后节约 ;先砍林、后种树” ,造成我国真实国民财富的极大损失 ,作者称为“生态赤字”。 1985年我国自然资产损失占GDP比重接近 2 0 % ,直到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 ,由于大规模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能源结构调整 ,这一损失占GDP比重迅速下降 ,到 1998年降为 4 5% ,但仍明显高于日本和美国。作者认为今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将从数量型转向质量型 ,即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真实国民财富为目标。并认为继续实行资源节约型、环保友好型。

历史亏损影响股东财富实现吗?——基于分红约束的研究视角

历史亏损公司不能分红是不争的事实,在股东直接利益得不到保障的前提下,如何从制度层面为背负亏损包袱公司解困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基于分红约束视角实证检验历史亏损对股东财富的影响。研究发现,具有历史亏损的扭亏上市公司,股东财富实现程度更低;高资本公积比例会加剧历史亏损对股东财富的损害,而高水平的地区投资者保护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历史亏损对股东财富的损害。因此,本文建议推进公司补亏法律制度体系完善,有条件地放开资本公积补亏禁令;同时做好企业财务制度安排,在法律规定范围内保持合理的资本公积比重;还要加强投资者保护的外部环境建设,充分发挥其作为外部治理机制的作用。

房屋拆迁与家庭金融风险资产投资

文章基于心理账户和资源保存理论,利用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考察了房屋拆迁对家庭金融风险资产投资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房屋拆迁显著增强了家庭投资金融风险资产的意愿,提高了家庭在金融风险资产上的投资比重。财富损失预期在房屋拆迁影响家庭金融风险资产投资中起了显著的中介作用,而这一中介效应受到社会保险的正向调节。文章从经济学、管理学和心理学相融合的视角进行分析,为人类经济行为和结果提供了新见解;同时,研究结论对拓宽居民家庭投资渠道、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和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