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Study on the Origin and Binding Form of Printing Edition of Qing Guangxu’s“Shanxi Tongzhi”

Shanxi Tongzhi,written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Guangxu in the Qing Dynasty,is a typical example of the printed version of ancient Chinese books.Through the textual research of relevant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combined with the research on the publishing background and the formal binding system,this paper shows that“Shanxi Tongzhi”during Qing Guangxu has four editions since the original edition was compiled and published in 1892.With development and changes,its content has been continuously deepened and expanded.The version inherits the ancient system and extensive collection,the printing form is rigorous,and the binding is simple and exquisite,which has essential historical research value.At the same time,the traditional and straightforward Chinese-style aesthetics of the ancient printed version of“Shanxi Tongzhi”published during Qing Guangxu has a very high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ew connotation of the modern book form.

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为《金瓶梅》初刻本新考——兼论其最终刊刻完成时间

梳理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是否为《金瓶梅》的初刻本相关论述,双方不少分歧属于对个别文献解读的仁智之见,沈德符所见“吴中刻本”就是《金瓶梅》的初刻本则是在不断讨论中形成的重要共识。实际上,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确定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刊刻完成时间以及沈德符“金瓶梅”条所记其得见“吴中刻本”时间。根据避讳情况,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刊刻完成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九月至天启元年(1621)正月之间;根据沈德符生平及其与丘志充交往情况,其得见《金瓶梅》初刻本并撰写“金瓶梅”条时间亦为万历四十八年。文献记载与实物证据的交叉重合,充分证明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就是《金瓶梅》初刻本,其最终刊刻完成时间为万历四十八年年底。

陈法《塞外纪程》稿本发现及史料价值

《塞外纪程》为清初贵州学者陈法往返军台时所撰,现有民国凌氏刻本和黔南丛书影印本刊行,尚有稿本藏于贵州省博物馆。《塞外纪程》稿本记录了陈法往返军台时的主要行程经历,内容包括其时之军台生活及沿途所见之山川地貌、村落布局、道路交通、耕种习惯、商业贸易以及风土人情等,是研究清初军台地方有关情况及清代军台效力政策的重要史料。鉴于稿本与刻本之间存在的诸多差异,笔者查阅相关史料并将其进行比对,以期对《塞外纪程》稿本的流传脉络、版本变化、文献价值等进行深入分析研究。

“出版”概念演进述评——兼议出版的文化主体性

简要回顾近代“出版”概念自日本引入我国的过程,对比中、日、英、美等国的概念差异。梳理“出版”概念内涵及外延在我国的三个发展阶段,提出概念演进是实践发展的结果,呈现反映产业化趋势、弱化技术属性、强化思想文化属性的特征。对比中西方的“出版”概念内涵,从马克思哲学观点出发,提出当前“出版”概念内涵的显著特征是文化主体性,表现在文化选择、文化加工、文化创新和文化交流等方面。指出编辑环节是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编辑人员是文化主体性的主要贡献者。

利用EDIT命令优化MEDLINE中的一些参数

美国银盘公司(SilverPlatter)出版发行的MEDLINE是国内用户最多的有关生物医学文献的英文光盘数据库之一,它不仅文献资源丰富、检索途径灵活多样、权威性高,而且操作方法简便易学,是医学科研工作者和医务人员获取世界范围内医学文献资料的好工具。

南宋刻书家陈起事迹考辨

陈起是南宋临安地区著名刻书家,也是一位重要的江湖诗人。至少在宋宁宗嘉泰年间,陈起已经开始经营书业,并因此结识韩淲、危稹、赵师秀等诗人而走入诗坛。因其经营书业,而获“解元”“秘校”“学士”“秀才”等诸多称谓,重建芸居楼后,人多称为“陈芸居”。清代以来的藏书家将陈起刻书称为“书棚本”“府棚本”,都是牵合于陈氏书籍铺所在棚北大街而产生的误解。南宋后期临安府书商“陈道人”并非陈起,而是生活时代相近的陈思。陈起书籍铺以诗集为主要经营方向,而陈思书籍铺以博古与书画为特色,二者存在明显的不同。

不同计算机软件条件及打印模式下电子打印文件特征比较研究

为了研究经不同计算机软件处理和在不同打印模式下的电子文档在同一打印机打印输出后印刷特征的变化情况,探究不同计算机软件条件及打印模式对印刷特征的影响,本文制作了内容相同的电子文档样本,以常见的文档编辑软件、字库、驱动等计算机软件及常用打印模式作为文件打印的变量参数,观察分析所打印文件单字的形态结构、笔画粗细和搭配比例、笔画交叉点的位置关系、墨点形状、图像网点等形态特征。结果表明,一份电子文档在不同的计算机软件条件及打印模式下使用同台机具打印输出后,打印文件特征存在差异,且具有一定规律。这些特征规律可为确定文件物证的编辑方式和打印条件提供依据,为打印文件检验提供了新思路。

石生泉藏书题跋探赜

石生泉先生作为当代山西平遥籍的文史学者,终其一生,主要以研究乡邦文献及掌故为主。《董傅书室题跋》一书,因采取油印本的方式出版,未能广泛流布,故知者甚少。而作为其收藏古籍、书画的题跋汇编,当中涉及了诸多有关文献学的内容,如藏书活动、版本鉴赏、古籍流传、图书考证等。对其中有关书籍题跋的研究,不仅能反映石生泉本人的文献学成就,还能挖掘山西地区的藏书文化,丰富对我国的藏书事业的了解。

南京图书馆藏清刻孤本《花历百咏》考论

清刻本《花历百咏》并未失传,南京图书馆藏有一部海内孤本。南图本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能够订正此书和刻本的许多讹误。此外,南图本保留了被和刻本删除的六篇序跋,考察这些序跋,对了解作者翁长祚其人交游、《花历百咏》的成书过程及刊刻动机具有重要意义。南图本系由泽存书库主人陈群采购于民间,但并未受到重视。此书为闽人翁长祚仅存于世的别集,对于了解清代闽地物产、气候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应当得到更多的研究。

和刻本《金镜内台方议》版本与特色刍议

许弘的《金镜内台方议》作为从方剂学角度研究《伤寒论》的重要著作之一,被日本所翻刻,其和刻本只有一种,即文政四年本。通过资料分析认为,《金镜内台方议》应是明末至1810年之间传入日本。因其学术价值和当时日本汉方医学发展的需求,在千田恭提议下,由丹波元胤主持翻刻。本文对早稻田大学馆藏文政四年本的版本情况进行介绍,并从保留原貌、修改明确错误、对许弘进行考证、避讳字四个方面对其特色进行论述。文政四年本具有更高的版本学价值,对《金镜内台方议》的保存和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潮流艺术与网版印刷工艺的再普及

潮流艺术是中国的话语生产对全球年轻一代的时尚生活和流行趋势进行的概念解释。潮流艺术中的网印工艺得到普及,源于网版印刷的兼容度、色彩饱和度、技艺的复杂性、自带防伪性能和可限量印制。网印工艺在艺术品市场的回归,是网印非遗技艺带来的社会生活观念和艺术经营哲学的变化,也是体现网版印刷的新质生产力的产业机遇。

新发现俄藏海源阁旧藏宋本《淮南子》考论

海源阁本旧藏宋版《淮南子》现存于俄罗斯国立图书馆,其上钤印累累,今根据印章推断出此宋本《淮南子》的递藏源流。现今流传的《四部丛刊》本《淮南子》实际上源于海源阁宋本,自《四部丛刊》本《淮南子》出版后,刘履芬影钞本即成为研究《淮南子》的主要参考宋本。但毕竟不是原本,其中多有谬误。现将海源阁本与《四部丛刊》本《淮南子》比勘,发现《四部丛刊》本存在误字和补写现象,海源阁本为校勘今本《淮南子》提供了不少异文,具有一定的校勘价值。

《御药院方》的东亚环流

元许国祯《御药院方》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宫廷医药处方集。自明以来,传本渐稀,幸存有张金吾、陆心源等递藏的元至元刊本。晚清时,该本随陆氏藏书一起流入日本,现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早在高丽朝,该书就已传入朝鲜半岛。李氏朝鲜王朝非常重视,将之列为医科取才时考讲书之一,并活字印刷。朝鲜活字十一卷本传入日本,佐伯侯高标收藏之,丹波元简借阅抄录,千贺芳久又从丹波元简手中借读,发现价值颇高,于日本宽政十年将之活字印刷。该版本经由商人捎带、书坊贩卖、学人访书等渠道逐渐传入我国,成为国内的主要版本。《御药院方》一书在中、朝、日往返环流,使其多次佚而复显,这既显示出东亚汉字文化圈中医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影响力和辐射力,也证明了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上海图书馆藏线装刻本《语言自迩集》考略

《语言自迩集》(1867/1888/1903)是19世纪中期来华西人编撰的第一部学习北京官话口语的系统教材,在中西语言文化交流史上影响深远。据调查,除正式出版的三版洋装本外,《语言自迩集》部分中文内容还以线装刻本的形式存世,上海图书馆即藏有多个复本,且保存着珍贵的手写笔记资料。结合内容比对、周边文献查考及历史资料调查,确定了翻印该木刻本所依据的底本。同时,通过对木刻本上留存的朱记钤印、时人手写笔记等资料的分析,揭示了上海图书馆藏线装刻本的出版背景及当时徐家汇神学院内汉语学习者使用该书的情况,再现了19世纪中后期中西语言接触的生动画面。

海源阁旧藏“元本《史记》”考

杨绍和《楹书隅录》著录的“元本《史记》”,在海源阁书散后,曾由王子霖藻玉堂送傅增湘先生经眼,但之后一度下落不明,直到最近浙江大学图书馆在整理袁氏赠书中才被发现。通过实物研究,可以认定此本确如傅氏所言是明游明本。众人误判的原因是:①游明本版式与中统本相近,明代前期建阳刻本继承了元代的字体风格;②此本属后印本,后印时正文卷端和《史记集解序》中“丰城游明大升校正”木记已被剜;③有“丰城游明大升校正新增”木记的《史记正义序》等5篇已被全部抽走,书内已不见任何游明痕迹;④董浦序后半叶为割补,据正德慎独斋刻本补抄的“皇元”二字误导了众人。

书写、复制与文化衍生:宋代印刷与写本的互动

随着印刷术在宋代全面推广,文字传播效率的提升促进了文字职能分化,写本时代藉“石经”正定文字的传统逐渐向印本转渡,表现为宋代对官修字书的重视、校雠学的发展和政府对印本图书的监控三方面。印本普及对书写实用性的松绑,为“尚意书风”提供发展空间,“尚意”同时成为印本文字中“尚法”的反题与补充。

论古籍版本著录中的“刻地”问题--以清代四川刻本为中心

“刻地”是古籍版本著录的重要内容。文章从历史源流、中外学者论述、古籍编目标准化、学科发展等角度论述了著录“刻地”的必要性,参考四川省11家收藏单位的古籍普查数据和《中国古籍总目》的抽样数据,统计了其中的“刻地”著录比例,了解了当前古籍编目中“刻地”著录的实际状况。文章以清代四川刻本为实例,提出鉴定与考证“刻地”的具体方法,并对考证过程中容易出现的错误因素进行了举例说明。

元刊《白虎通》新探

《白虎通》宋刊本未见传世。元刊本有四部:一部是元大德九年无锡州学刻本;一部是元大德九年无锡州学刊明修本;另两部概称“元刻本”(未找到出版者、出版年标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元刻本历经毛晋、黄丕烈、瞿镛等名家收藏,上海图书馆藏元刻本历经朱彝尊、吴骞(卢文弨借校)、潘祖荫等名家收藏,被鉴定为“元刻式样”,著录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元刻本的底本早于元大德本的底本100多年。经对校,元刻本优于元大德本,校其讹误百余处;元刻本亦优于卢文弨校刻《抱经堂丛书》本,初校其误40余处。在《白虎通》传播史上,元刻本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论曾国藩的藏书与刻书

集藏书家与刻书家于一身的曾国藩,其藏书偏好与刻书理念之间,有着莫大的关联。曾国藩藏书喜初印本,包括清代官刻初印本、清代大藏书家私刻初印本及套装书的初印单行本等。正是基于对初印本的热衷,以初印本为校刻底本是曾国藩刻书的首要原则。初印本颇为符合曾国藩“方肥清匀”的刻书审美,亦影响着金陵书局的刻书版式。而曾国藩的读书偏好亦是金陵书局选择刊刻书目的关键因素。作为金陵书局一把手的曾国藩,无论是在刻书版式的要求上,还是在刊刻书目的安排上,都对金陵书局有着直接的影响。金陵书局之所以颇有盛名,与曾国藩的藏刻书理念息息相关。

扬州雕版印刷的保护传承及其发展路径——以非遗活态保护与传承为视角

扬州是国内目前唯一保存全套传统手工雕版印刷工艺的城市,自2009年起,扬州雕版印刷在保护与传承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然而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与活态传承角度看,在古代版片的活态保护、雕版技艺的传承与从业规模以及如何处理好继承传统与守正创新之间关系等方面,依然存在问题,探讨其发展路径是扬州雕版印刷走出困境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