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发与嵌入:网络社团参与网络空间治理的类型及其转化机制

网络社团作为准社会组织,凭借自身属性在参与网络空间治理过程中作用效果显著,并展现出差异化的参与类型。本文借鉴自发性理论与嵌入式理论,构建“理论基础—类型划分—案例比较—差异转化”的分析逻辑框架,立足于网络社团自发性与嵌入性的核心属性,划分网络社团参与网络空间治理的不同类型,分别为协同合作型、自发自主型、政府介入型,再通过实践案例的比较分析,总结不同网络社团参与类型之间的差异化特征,并构建参与类型之间的渐进式转化机制—内外双重嵌套循环。在此基础上形成政策建议,政社互动的协同合作模式是网络社团参与网络空间治理的有效路径。

重返社会的医疗:联动型慈善医疗救助的实践机制研究——以S市儿童医院为例

目前医学人本主义精神及生命主体性认同面临着严峻挑战。在我国卫生治理的语境下,社会经济因素被视为疾病的主要根源,贫困人群的人文关怀等议题成为反思社会医学化实践的驱动力。如何回应慈善医疗救助的需求变化,使医疗回归社会,成为本文关注的核心命题。本文借助波兰尼嵌入性的理论视角,依托医学脱嵌于社会的现实背景,结合“嵌入-嵌合”的分析框架,通过对S市儿童医院慈善医疗救助的经验研究,试图揭示慈善医疗救助的深层逻辑及联动运行机制。研究发现,联动型协作作为医疗社会化实践中嵌合共生有机体的核心,通过多元主体联动协同参与慈善医疗救助,强化了以人为中心救助的社会效能,形成了以政策为导向的激励机制、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动力机制,并经由整体性思维重塑以价值理念和效益为本的嵌合共生的行动机制。慈善医疗救助进一步助推了国家卫生治理的良性运行,提升了医疗服务的治理效能,并为贫困人群恢复健康、重建社会生活的医疗救助事业发展提供了经验性的路径指引。

内生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小农户发展的动力机制——基于嵌入性理论的个案研究

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的带动作用,是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关键。依据其对村庄社会的嵌入性差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分为内内生型与外生型两个基本类型。内生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成于农村社会,与小农户有天然的社会文化关联,对小农户的带动行为源于二重动力,即一方面是谋取利润和促进发展的经济动力,另一方面是注重关系维护和文化价值的社会动力,两方面动力的整合使其带动行为兼具经济理性与社会属性。经营态势、政策支持及村庄的文化与利益关系影响两方面动力的强度、结构和稳定性。需对内生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精准的动力激发与政策支持,涵养其为农惠农理念,充分发挥其在乡村振兴中的经济与社会文化功能。

网络嵌入对消费者团购意愿影响的实证研究

网络团购以其独特的消费模式广受消费者、供应商及相关电子商务网站青睐。以往关于团购的相关文献主要着眼于消费者个体特征对网络团购意愿的影响,缺乏基于群体视角的研究。而随着互联技术的提高,消费者参加网络团购这一行为是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的,其决策必然受到群体因素影响。鉴于团购环境的改变,以社会网络理论为基础,探讨了网络群体结构嵌入、关系嵌入对团购购买意愿影响的作用机理,检验了感知控制和信任的中介效应,并对比分析了不同团购方式的影响程度。实证结果表明,对于网站发起式团购和消费者发起式团购方式,网络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的影响程度有显著差异。

基于知识基和网络嵌入性的企业微创新类型选择——多案例探索分析

中国经济转型对中小企业创新提出了特殊的要求,微创新成为中小型企业重要的创新方式.微创新强调面向客户价值的创新特征,决定了企业必然会依据内外条件选择合适的微创新类型.本研究基于微创新理论、知识基理论和网络嵌入性理论的研究成果,探究微创新类型选择决策.多案例探索性研究结果表明:当企业知识基具有较高宽度且外部网络注重结构性嵌入,企业倾向选择模仿式微创新;当企业知识基具有较高深度且外部网络注重关系性嵌入,企业倾向选择自主式微创新;当企业知识基拥有较高深度和宽度且外部网络注重结构性嵌入,企业倾向选择延续式微创新.

嵌入性变革:中国职业教育管理的历史、问题与反思

职业教育管理嵌入在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网络结构之中,这种“双重嵌入”决定了职业教育管理的制度演化是从外到内的嵌入式变革。在历史上,中国职业教育管理制度在国家经济形势、社会矛盾和政策文件的推动下经过了四次嵌入式变革。但是,由于路径依赖、意识形态等多种原因,中国职业教育管理在组织架构、主体参与、权责匹配、运行机制和技术工具等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现实问题。因此,在新时代,中国职业教育管理需要嵌入在新的制度体系中,根据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和时代要求进行深度变革。

约束性程度、损失嵌入性与社区政策执行模式

社区政策执行是社区治理成败的关键,不同的社区政策类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区政策的执行模式。依据"约束性程度"和"损失嵌入性"两个维度,可以将社区政策分为"实质性规制政策"、"程序性政策"、"再分配政策"和"分配性发展政策"4种类型。结合多案例的比较分析发现,实质性规制政策的执行难度较大,相关权力部门之间易形成"合作生产",社区政策执行呈现合作执行模式;程序性政策的执行偏差往往是由于社区管理体制与资源出现了问题,基层官僚采取了行政性执行模式;再分配政策的执行过程最为复杂,政策失败的原因往往是"有产者"结成优势联盟,导致政策变通;分配性发展政策的执行取决于地方积极性与地方资源,呈现出探索性执行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