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Global Value ofMencius＇s Ideas on Moral Feeling and Reason： Reinterpreting the Feeling of Compas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hilosophy of Emotion

Amid the recent global upsurge of studies on the philosophy of emotion, a reinterpretation of traditional Confucian philosophy, especially Mencius＇s ideas on the siduan （Four Original Sources） of morality, may shed new light on the subject in comparative philosophy. This paper probes the structure of moral feeling and reason described by Mencius＇s from five perspectives： （1） In 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eling and reason, is it better to use the expression ＂siduan＂ or the expression ＂sixin （Four Heart-minds）＂？ （2） In view of dispositional feeling, what are the four original sources？ （3） In view of moral feeling, what are the structural order of the four sources and the corresponding procedure of reasoning of four heart-minds of Humanity？ （4） In view of positive feeling, how does moral feeling grow out of the goodness of human nature？ （5） What is the global value of Mencius＇s ideas on human moral feeling？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Mencius＇s thought on moral feeing has a global value and cross-cultural significance, and that Chinese wisdom is more than regional but universally applicable. The structure of moral feeling and reason that Mencius identified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zhiliang （grasping the two poles of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and yongzhong （emloying the middle）. The principles ofzhiliang and yongzhong are true universal wisdoms of Confucianism, which should be rekindled today. From a practical point of view, ＂the Way begins from moral feelings,＂ and Confucius and Yah Hui＇s seeking the simple, virtuous life is an ideal model of emotional well-being.

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评价的“情-理”两难抉择

教师职业道德评价不是一个静止不动的行为,而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多元互动过程。所谓"合情评价"是要综合考虑实际的教育情境、教师本人的客观情状等因素,避免刚性而僵化。所谓"合理评价"简言之就是强调运用科学规范和标准来考核教师的职业道德。在对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进行评价过程中,存在"情"与"理"的两难抉择问题。如何合理拿捏好"情-理"的尺度,选择最优的评价方式,值得深入探索,不断总结。

治理共同体视域下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基于情-理-法的三维解释

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是中国基层治理实践中时常被诟病的焦点议题,而街头官僚所处的位置又使得自由裁量成为其治理有效性的关键所在。随着互联网时代公众参与积极性的提高,使得街头官僚不仅是治理者还是被监督者。基于治理共同体视域,采用价值冲突的理论视角,以情理法三个维度划分街头官僚面临的治理空间。研究表明,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和限制。在城市治理中街头官僚的三种治理策略,使其不仅是城市治理的主体,还是重要的治理参与主体。自由裁量从一个主观超控维度变成协商辩论空间,也在这一维度上理顺了街头官僚自由裁量的困境。

我国传统社会中的情理法特征--交互融合与互动共生

在我国传统社会中,情理法的关系相互融合共生,"法不外乎人情",礼(理)为"人事之仪则"和"情则为理之维"都体现了情理法的互动互生的特征,总体上来说情理法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法统情理、理涵情法、情融理法的特点。这与西方的情理观明显不同,西方理性主义在黑格尔那里发展到了高峰以后,19世纪后半期非理性主义开始兴起,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信仰、情感、意志等非理性因素的作用,这种重视非理性因素的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共同构成了现代西方两种基本的哲学思潮。

辩证理性与新道德规范的重构--兼论赫勒后现代视域下美德伦理学的建构

美德是美德伦理学的根本和核心概念。20世纪中叶,美德伦理学开始复兴,东欧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赫勒于20世纪末致力于建构“至善”和“美德”伦理学。赫勒提出“好人存在”的美德伦理学预设。但她并不是纯粹的美德或至善伦理学的现代翻版,而是在后现代境遇下吸收了康德的先验哲学和部分规范伦理学的精华,提出了辩证理性的概念,并将这一概念冠以带有存在主义色彩的“生成性”的特质。这种生成之物既是理性的,也是情感性的。在此基础上,赫勒提出了情感生成理论。这一理论揭示了道德情感和非道德情感中的新因素,偶然性的激情基础上形成的“善为先”观念。“善为先”构成了道德情感和非道德情感的区分以及道德心理化的基础。“偶然性的激情”借助于人们的移情、同情和仁慈等能力而触发人们关于“善”的体验,形成“善为先”的观念,并导致情感的“道德化”。赫勒的美德伦理学是“善为先”基础上的辩证理性与后现代基础上建构“道德新规范”的理论尝试,它融合了情感生成与情感道德化理论,以建构其“好人存在——他们何以可能?”的至善伦理学。

合理情绪疗法结合信息-动机-行为技巧模式对老年冠心病患者心理弹性及希望水平的影响

目的探讨合理情绪疗法结合信息-动机-行为技巧模式对老年冠心病患者心理弹性及希望水平的影响。方法选择2018年1月至2019年10月收治的88例老年冠心病患者进行研究,依据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44例。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合理情绪疗法结合信息-动机-行为技巧模式护理。比较两组干预前、后的心理弹性、希望水平、治疗依从性。结果干预后,观察组乐观、自强、坚韧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干预后,观察组积极态度、亲密关系、行动态度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患者的治疗依从率为97.73%,明显高于对照组的84.09%(P<0.05)。结论合理情绪疗法结合信息-动机-行为技巧模式可提高老年冠心病患者的心理弹性及希望水平,也能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值得推广。

新时代师德建设的“情本体”路向

新时代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对师德提出了新要求,要使教师发自内心、自觉自愿约束自己的行为。但在工具理性的过度干预下,外在规范主导下的师德建设范式忽视了教师的情感诉求。李泽厚的“情本体”理论是其主体性理论的核心要义,它强调以人世情感为人生的根本依托、归宿之意,对促进情感性“内驱逻辑”的师德建设,使教师成为审美情感的主体,提升师德主体性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情本体”视域下的师德建设以师德情感为根本依托,师德情感的主体性、直觉性、多元动态性、愉悦性、时间性可克服外驱逻辑下师德发展的局限,并且满足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需要。在实践中,通过增强师德培养的新鲜感以及美感,鼓励教师充实个人生活,关怀教师的情感,增强教师道德敏感性,关注教师道德成长的时间性等方式来完善新时代师德建设。

情理冲突、政治隐衷与求真之叙事策略——方苞《左忠毅公逸事》内涵新论

方苞《左忠毅公逸事》是桐城派散文代表作,历来备受选家赞美,被认为是方苞“义法”“雅洁”等创作理论的精彩实践。左光斗是晚明著名抗阉斗士,在方苞此文之前已有人分别为其作传。方苞此文与前人所作的细微差异,恰恰表明此文突破了方苞之散文理论,这种理论与实践矛盾实是情、理之冲突,是方苞所信仰之程朱理学天然的内在矛盾。此文与戴名世《左忠毅公传》互动互补,写左、史师徒二人之事迹,实包含共同的追念前朝之政治隐衷。此文采用独特的史书“逸事”文体,表明方苞有意区别于已有传记;开篇短句与结尾一段前后呼应,交代“逸事”资料来源可靠,增加此文所述事情的真实性和可信度,而既往以为篇首短句“先君子尝言”只是领起所述雪日披衣一事,此说实为误解,方苞其他“逸事”之文足为旁证。按照钱锺书所论,此出处之说亦可能出于虚构。

基于大语言模型多阶段推理的情绪支持对话生成方法

情绪支持对话任务需在充分理解用户心理状态的基础上,采取特定的对话策略进行支持性回复,以减轻用户的情绪困扰。现有的研究大多采用端到端生成的方法,通过微调的方式调整小型预训练语言模型,以对情绪支持任务进行适配。然而,这些方法缺乏对用户心理状态的细粒度理解,导致共情程度不足,并且模型决策过程不透明,导致可解释性较差。为解决上述问题,受目前大语言模型出色的推理能力启发,提出了一种基于大语言模型的情绪支持对话推理框架CoES(chain-of-emotional-support),将端到端的生成问题转化为分阶段的推理问题,从而将复杂的情绪支持任务分解为简单子任务来逐步解决。该框架由情绪推理链、策略推理链、回复生成链三条思维链组成,分别用于用户心理状态的细粒度挖掘、情绪支持策略的选择以及回复的生成与优化。针对性地设计了不同的外部知识增强策略,以改善大模型在心理状态挖掘及支持策略选择过程中的推理效果。ESConv数据集上的人工评估及自动评估结果表明,所提出的推理方法在情绪支持的可解释性及内容生成质量方面达到了先进的性能。

叙事与说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诠释之法

叙事与说理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表达和传播方式,是最终实现科学诠释的两个重要维度。一方面,叙事是人类的文化特征和感性的存在方式,体现着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对文化的记忆和传承以及关于自身的身份和意义。叙事通过共情与共鸣增加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亲和力、吸引力和感染力,建立了话语的情感基础,让话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促使人民更深入地理解和认同其中所表达的情感和价值观。另一方面,说理是人类理性思维能力的体现和文明进步的结果,反过来也对人类的前进和发展具有推动之效,它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探索真理、促进沟通、增进学习、保障决策,让人更客观地理解世界,超越个人偏见,使思维更加准确、科学。说理通过逻辑、事实等理论论证方式增加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说服力、解释力和可信度,让人民对话语不仅“口服”,而且“心服”,建立了话语的理论基础。叙事不说理,会导致过度夸张、主观性强、理论性不足。说理不叙事,则会导致过于抽象、难以验证、情感空场。话语的诠释,不仅需要通过说理来解释和阐述其基本原理、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还需要通过叙事来讲述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和实践成果。叙事与说理结合才能实现“情理结合”,让话语具有凝聚力和引领力,从而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

新疆民族研究与叙事中的“情”与“理”

“情感”与“理性”在民族研究与叙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情感”与“理性”二者之间关系把握得好,可以得出客观、科学的结论,否则就可能走向事物的反面。在“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的思想指导下,在新疆民族研究与叙事中,只有把握好民族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源”与“流”、“以文证史”与“以文代史”、民族研究方法及理论继承与借鉴、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国家与民族等关系与跨境族群的情感表达,才能得出客观、科学的结论,才有可能解决“文化润疆”所要达到的从根本上切实解决政治认同、人心向背的“五观”认同的问题。

工业设计的情感与智能共生

人工智能时代的工业设计在产品功能、行为、结构、零件级、大规模定制生产等领域高速发展,对产品审美关系、设计师责任需求的关注相对缺乏,一度呈现出高技术与低情感的失衡局面。产品的体验感与消费者的内在精神与情感需求密切相关,工业设计在追求智能科技的同时,更加注重人类的情感需求,建立智能与情感的共生平衡,这也是未来工业设计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以期通过工业设计的情感需求和人工智能的结合,构建一条工业设计情感与智能共生的道路。

基于“情理之间”的高校科研建筑实践思考

目前,我国高校科研建筑呈现复合、多元的蓬勃发展态势。本文通过对“情理”的进一步挖掘与归纳,从理性思维和感性情感两方面归纳科研建筑的设计策略,并以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南海资源保护开发与利用产业创新平台项目为例展开具体论述,以期在新时代下为高校科研建筑的创新设计提供有益思考。

陈寅恪学术审查报告呈现的情理分际及内在张力

建立规范而严格的学术评价体系,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专业的学术著作审查报告作为学术批评的一种,在整个学术评价体系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中国近现代学术批评发展过程中,情与理是两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二者共同组成中国学术批评的基本内容,构成有别于西方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就学术研究而言,现代学人对二者的关注并不均衡,其中关于理的层面谈论较多,而情的层面谈论较少,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仅有只言片语的涉及。陈寅恪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册所写的审查报告蕴含着三对情与理的关系,即学人交往之情与奉命审查之理、主观想象之情与客观真实之理、文言表述之情与思想呈现之理。三对情与理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表现出一定的内在张力。这种张力一方面让陈寅恪的学术批评看上去挥洒自如,逸趣横生,充分照顾各种情感因素的同时,为学术界提供了高深的学理阐释,提升了学术批评的层次;另一方面也让陈寅恪在学术批评的情与理之间徘徊游离,文风回环往复,雅训有致,如一种高妙而孤傲的语言游戏,呈现言人人殊的状况。借助个案研究进而阐释不同层次的情与理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加深现代学人对于陈寅恪独特哲思和情怀的认知,也有利于扩展现代学人对于传统人文精神和学术批评意蕴的感悟,从而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供历史营养和理论源泉。

“硬指标”何以实现“软着陆”:治理重心下移背景下基层政策执行力提升的策略选择

为克服一刀切式的“粗糙摆平”问题,促进基层治理现代化,通过推动基层政策执行力提升,实现更为精简和规范的执行。在政策执行的能力视角下,构建“任务—策略—目的”的分析框架。通过对D县提升“执行力”的个案研究发现: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背景下,面对进入基层场域的政策数量内容日趋增多,政策指标愈加“硬核”,这体现为“目标更加清晰、权责更加明确、奖惩更加分明”,基层通过提升政策执行力来实现政策的“软着陆”。通过以“合法性”构建打造纵向到底的执行链条,强化政策目标设定的权威性、认同性与可操作性,达成执行效率的“软着陆”;通过以“合理性”建构形塑检查验收机制,压实政策要求和工作责任,达成执行效果的“软着陆”;通过以“合情性”构建形成紧密型的组织化联结关系,激活基层政策执行的“神经末梢”和“内生动力”,以精准执行达成政策的降本增效,实现政策效益的“软着陆”。“法、理、情”融合为提升基层政策执行力策略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条件和要求,有助于打开治理重心下移背景下基层政策执行力提升的“黑箱”。

学问修养的三重要素及其辩证关系

学问修养是人们的立身之本,学问积累需要知识的丰富,修养提升需要品德的历练。学问修养的三重要素包括知识和道理、心态和情绪、境界和视野,这三个方面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当人们没有辩证、圆融地处理这三个方面之间关系时,会出现三者相互阻碍的情况。只有理顺这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全面加强学问修养,才能把自己培养成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德才兼备的人才。

情理法协同共治——农村滥办酒席的应对之道

近些年来,我国局部地区尤其是农村出现了滥办酒席问题,对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等造成了不良影响。农村滥办酒席是由于情、礼、利三重因素异化交织而成,只有通过情理法相结合的方式治理,才可能找到最佳出路。从法治角度而言,现有治理体系必须正视软法的局限,应当通过立法规范与软法引导的方式完善治理体系。从情理角度而言,对异化的情理应考虑重塑理念与更新规则的方式予以调适。与此同时,需要采取协同治理与加强监督的举措为长期治理提质,进而实现对滥办酒席问题的根治。

理与情的变奏及其困境:论赵树理小说中的伦理叙事

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问题、婆婆与儿媳的关系问题、传统宗族社会与现代“新社会”之间伦理秩序的调整问题构成了赵树理小说伦理叙事的三个层面。赵树理的叙事试图弥合“理”与“情”、政治公义与民间伦理道德之间的裂隙,尝试建构一种“合情合理”的新型乡村伦理秩序。以“理”节“情”的叙事思维,暗示着赵树理在农民情感与干部立场之间的徘徊姿态,这使得他的“问题小说”本身易为“问题”所缠绕,限制了他对更具深度的“问题”的思考与探索。随着“理”与“情”的矛盾日渐凸显,赵树理小说内在的叙事困境也不断加剧。

情、理、法协同治理:从“砂场如战场”到河清海晏的关键

在市场需求的驱动下,河砂治理成为全球自然资源管理面临的一大重要挑战,国内外学者围绕河砂的开采、影响、治理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以往的研究往往从单一视角切入,侧重于合法性、合理性的分析,缺乏从情感合理性角度进行深入讨论,而且大多数研究仅聚焦于河砂本身而忽略了河砂背后的“人”的存在,偏重于资源“权利”分析而轻视了资源治理背后的“权力”动态。基于实现乡村生态振兴的内在要求,对改革开放40多年来韩江三角洲河砂资源开发与治理中长期存在的“合情性”“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张力以及多元主体基于“情、理、法”展开权益博弈的调查研究表明,惟有实现情、理、法的协同治理,河砂治理才能实现从紊乱向和谐的转变,为实现河清海晏的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探索冯纪忠先生中国传统园林史观与现代景观结合——以牛首山核心区景观设计为例

文章首先对冯纪忠先生的中国传统园林史研究成果进行概述,其次对研究成果中“形、情、理、神、意”五个发展层面进行分析,最后结合实际项目案例,探索冯纪忠先生中国传统园林史观与现代景观设计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