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宫之变”:洪武宫闱与胡蓝党案关系抉微

在马皇后去世后的三年丧期中,洪武朝的后宫发生了多起“乱宫”事件,经过多年的追索,大批妃嫔宫人、勋贵及其子弟被杀。所谓“入乱宫禁”,实际上是明太祖对后宫与外朝交结的夸大认知。仔细考察相关史料发现,许多乱宫事件的参与者,是胡、蓝党案中的“罪犯”,由此掀开了明初勋贵之家与皇室、宫廷与政治的复杂关系。研究“乱宫之变”,不仅能揭开明太祖时期宫廷的神秘面纱,也可为深入探究明朝皇室婚姻制度的转变以及洪武朝胡、蓝党案提供新的视角。

明中都建废与洪武朝初期的政治生态

明凤阳中都的建立在中国古代都城建造史上具有特殊意义。明中都城经历选址以“求升崇”、规建以“显正统”到罢建以“横权势”三个阶段,其建废反映了明洪武朝初期政治风向的变化,从朱元璋与淮西集团关系演进上看:中都在明洪武朝的昙花一现,既决定于明洪武朝初期朱元璋追求帝位和国朝的正统性、维护中央权威、平衡君臣权势的主观变化,也与淮西集团追求培养地缘权势、维持朝堂利益有关,而朱元璋与淮西集团关系的调整,则营造了明初政治生态。

龙兴寺研究

龙兴寺,其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亦有着特殊的文化背景。通过对龙兴寺兴建之由、历史演变之梳理,可以勾勒出龙兴寺形成发展的基本历程。御制《龙兴寺碑》、御制《大龙兴寺律僧法》以及与龙兴寺相关的各种建筑,都是对佛教文化以及传统文化的承载和弘扬。在新时期,如何定位自身,如何处理好与俗世的关系,这是龙兴寺发展的当务之急。

朱元璋对台阁体形成的基础作用

明代台阁体是威权政治的产物,由儒家叙事传统与皇帝威权结合而产生。明王朝缔造者朱元璋,以祖训和大诰的形式,为后世子孙垂宪立法,直接影响了明初文学的走向,在洪武时代就形成了台阁体的潜流。

话语与制度:洪武君臣关系的重塑与评论

君臣关系是中国古代政治史的核心问题之一,主要指向君主与臣僚间的权力分配与运作状态,双方互动方式及其牵涉的道德伦理观念。洪武一朝是明代君臣关系的生成期,关于君主身份合法性、君臣权力关系格局,以及君臣相处之道的形成过程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国家政治与政治文化,且与元明易代、明初封建诸王、废相等重大事件密切关联。梳理洪武君臣关系形成过程中的话语形态与制度推演,可见该过程主要指向两个维度:君主身份合法性的文化确认和君主集权制度框架的构建。此外,洪武君臣关系作为一种王朝早期历史记忆,在此后二百余年间,被士人群体反复评说,构成以君臣在国家体制中权力与角色为中心的不断反思,甚至发生对皇权专制极端化倾向批判的思潮。

明洪武、永乐年间治藏政策述略

明洪武和永乐年间分别通过建立都司、卫所这种军政合一地方行政机构和册封法王等宗教首领来行使对西藏地方的行政管理职能,维持中央王朝的统辖。

明朝治藏政策成因述要

明王朝的治藏政策之所以是温和而富有成效的,不应孤立地从明朝的国力强弱去评判,这与在当时占统治地位之朱学“王道”思想,还有草原文化的冲击及当时西藏地方的政教发展形势等均有莫大的关系。在主观层面上,明王朝从一开始就自觉地走上了一条与前代崇尚法家、醉心于开疆拓土所不同的发展思路。历史地看,这既是一个具有高度封建文明的中华民族的理性选择,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

明代都察院更置时间考论

明史学界对于《明史·职官志》记载的明代都察院更置于洪武十五年的说法,深信不疑。事实上,明清史籍关于明代都察院的更置时间,至少存在洪武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三种说法。对于洪武十三年说,由于文献存在明显的记载错误,不足为据。在洪武十四年和洪武十五年两种说法之中,运用反证法,考证明代都察院应该是更置于洪武十四年,而非洪武十五年,都察院时最高长官为监察都御史,而不是监察御史。

明朝初期的对日认知与“日本国王良怀”名号——洪武年间中日外交问题新探

洪武年间,明朝君臣对于日本政局的理解存在很大的误区,自始至终没有认识到日本国内存在南北朝对立的局面。洪武七年后,明太祖以“持明天皇”作为日本正君,但由于岛津氏久仍以“日本国王良怀”名义入贡,给后来的史书编纂者带来了混乱。由于对日本国情缺乏了解,又急于弥合史料之间的分歧,《明太祖实录》编纂者始终将良怀视为日本国王,对于身份不明的入贡者全部加以良怀的名号,同时对存在矛盾的记录进行了删改。受此影响,持明天皇的存在不断削弱,相关记录在后世史书中逐渐被良怀所替代,给今人理解洪武时期的中日关系制造了困难。

明代洪武时期北部边防的战略规划

明代洪武时期的北部边防一方面全力阻遏北元势力的反扑,巩固其在北疆的统治;另一方面着眼长远,完成奠基定制的目的。明王朝对北部边防进行了一定的战略规划,在军事部署上,在依托山川险隘构建东西呼应的外围防线的同时,重视边防的层次性,设置纵深防御带;在指挥机制上,形成了整体与局部相结合的防御体制;在后勤保障上,通过屯田解除了边军的后顾之忧,并与卫所制相结合形成了边军的自身绵延体制。洪武时期北部边防的战略规划对明代中后期的北部边防产生了深远影响。

略述洪武二十二年湖广练兵与贵州部分卫所旗军来源

随着洪武二十一年、二十二年再征云南,东川蛮、越州阿资、湖广九溪蛮被陆续讨平。为稳定西南局势,明廷命开国诸将分驻湖广、四川卫所操练,以防西南蛮。贵州卫所的设置达到了第二个高潮,从湖广等地垛集民丁补充贵州新设卫所屯戍力量,遂成为其重要举措。在此背景下,清浪卫、安南卫、威清卫、平溪卫从湖广黄州府麻城县、黄冈县、蕲州、黄梅县、广济县;宝庆府武冈州、新化县、邵阳县;长沙府湘乡县地区垛集大批民丁编入军伍。垛集民丁而来的军人,是贵州卫所军最不可忽视的主体,洪武再征云南,使卫所在贵州的统治地位最终得以巩固。

建文政局与洪武勋贵家族

作为洪武朝的政治遗产,建文时期,洪武勋贵家族积极参与了建文帝削藩的政治决策过程,并直接执行了对燕王朱棣的军事行动。但由于建文帝及左班文臣对勋贵家族态度的日益转变,以及洪武勋贵家族身为武臣集团核心同燕王朱棣千丝万缕的天然联系,这一群体日益失宠并受到打压与怀疑。最后建文政局在"靖难之役"一连串的军事失败下走向崩溃,洪武勋贵家族自身也在随后的清洗中瓦解与重组。从而证明,洪武勋贵家族在建文朝政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群体政治地位的动摇是建文政局动荡的重要诱因。同时,洪武勋贵家族对建文政局的多重影响是由其政治角色的矛盾性所决定的。

明初的舆服整顿与明末的舆服乱象——以《醒世姻缘传》中的描写为例

出于彻底复古华夏衣冠和严格辨明阶级分层的两大目的,明代洪武皇帝设计了一系列繁复的舆服制度。然而至晚明,由于金钱元素的冲击,舆服制度对四民、嫡庶、贵贱等人身等级的分际已经规范不力,在舆服世界里出现了多种逾制乱象。以《醒世姻缘传》的文本为例,可以探究明初舆服制度设计的初始动机,同时也探讨其之后崩溃的原因。

明周王朱橚生母考证

由于明成祖篡改实录玉牒,周王朱橚的生母到底是谁,几百年来成为谜团。因为这一问题的困扰,对于明初许多史实难有清晰的认识。前辈史家激烈地论辩过这一问题,但时至今日学界仍未能得出确切结论。长期以来,因过信正史,前辈史家的见解,虽存重大失误,学界仍深信不疑。《明实录》中先前未曾关注的细节,恰是解决问题的重要线索与突破口,再结合古代礼法制度,这桩悬案的真相基本能够呈现。周王本是庶子,生母是碽妃,碽妃来自异族。成祖名为嫡子,也是庶出,与周王同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