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朝太常祭祀乐制建设中乐律的制度化——以《律吕正义》的生成为中心

清王朝建立以后,乐制建设在艰难中缓慢转型。康熙前期,太常祭祀乐制有所创制,如定太常寺乐舞生、定乐器,以及在理学阴阳思想观照下提出对乐律的再讨论。康熙后期,重考乐律,将理学阴阳思想作为康熙十四律的理论支撑,依据精密计算,用字谱、旋宫体现其实践性。《律吕正义》成书以后,康熙迅速将新律用于太常祭祀,并亲定全部雅乐。因此《律吕正义》的诞生标志着帝王意志对乐律的重塑,体现出帝王治世与文化思想的相互呼应,也是“乐律”这一科学性概念的制度化体现。

康熙的治蝗思想探析

蝗灾与水灾、旱灾并称为我国历史上三大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的威胁和破坏,受到历代统治者的关注。清康熙年间是蝗灾的高发时段,康熙帝高度重视蝗灾造成的危害,并采取积极的治蝗措施。面对蝗灾,康熙帝的治蝗思想以及对蝗虫的习性认识存在一个过程性的转变。通过长期的治蝗实践,确定以“人力捕蝗”作为消除蝗灾的指导思想,形成一套治蝗除蝗的技术手段与组织管理方式,进而制定出周密的奖惩制度作为治蝗的保障机制。

康熙初年的西北局势变化与清廷的应对——以卫拉特巴图尔额尔克济农侵边为中心

康熙十五年(1676),鄂齐尔图车臣汗、楚琥尔乌巴什与噶尔丹的战争失败后,巴图尔额尔克济农等残余势力逃至清朝边境,频繁抢掠,引发清朝与西北边疆的紧张局势。本文深入剖析了康熙帝如何通过一系列政策与手段成功应对边境紧张态势以确保西北地区的稳定与统一的历史过程。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康熙《御制文第四集》稿本考述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康熙《御制文第四集》稿本一部三十册,是雍正年间内府编订《御制文第四集》时形成的一部修改稿本。其内容有可能是在康熙间王掞编录本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该书通过夹条和浮签等形式呈现了修订的过程,并在收录篇章、文辞表述、人物评价、诗文字句、人名地名译法和涉及康熙诸皇子记述等方面不同于刊本。该稿本是对康熙朝史料的还原和补充,诗文部分则保留了康熙帝诗稿原文。同时,该稿本也展现了雍正帝修改康熙稿本的意图,并呈现了雍正朝内府稿本的修订方式,因此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康熙统一台湾的决策

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清初统治集团内部决策军机要务的重要形式,在康熙朝统一地区战略制定、军队调遣、将领选任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清廷原本希望通过皇族宗亲参预决策、率军出征以巩固政权,展现八旗劲旅的威力。然而议政王公临阵畏敌怠战、固守满汉域藩篱的表现,令中枢决策难以有效落实。从构建稳定统治格局的长远考虑出发,康熙帝着意限制参与议政的宗室员额。议政王大臣会议的重心,由此逐渐向兼具内阁大学士身份的索额图、明珠等重臣转移,并出现容纳汉族学士谏议的态势。中枢权力结构的变化促动了八旗驻防体制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建立,为清政府将台湾收归版图有效治理奠定了稳固的后方基础。

中法早期文化交流:“国王数学家”描述的北京城

168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了第一批“国王数学家”前往中国,李明(Louis Lecomte)是五位到达北京的法国耶稣会士之一,并在1688年到达后受到康熙皇帝召见,中法两国间从此开启了近百年的早期文化交流。李明是十七世纪末最早深入中国各地考察、游历、传教,并对他所见所闻进行详尽分析描述的法国人。综观他笔下北京城的描述,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始终抱着强烈的好奇心,以亲眼探索北京城的姿态审视异国都城里能够看到的一切,他的描写宛若一幅康熙年间北京城写实的画面。李明对北京古老的历史,独特的建筑风格,以及繁荣的商业氛围等都做了比较客观的描述,这为“启蒙时代”的法国读者传递了比较翔实的信息。由于“礼仪之争”的原因,他只好奉命回到法国解释有关中国传教的情况,1696年他在巴黎出版了在中国期间给法国上层人士的十四封书信,取名为《中国近况新志》(Nouveaux mémoiressurl’étatprésentde la Chine)。尽管李明在中国停留的时间很短暂,但是回到法国后出版的十四封长信已经对中国社会进行了颇为详细的介绍,而且他分析的内容不但全面详细,而且不少内容是对当时中国和法国的情况进行的文化和历史的对比。本文着重研究李明关于北京城特点的分析和描述,特别是他对中、法城市区别的对比。李明对北京城的观察和分析为当今学者的北京历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真实的史料。

《多罗枢机使团史》初探

《多罗枢机使团史》是一部18世纪罗马教廷内部传阅的文献汇编,包含了首位访华特使多罗的书信和报告,记录了其出使的缘由和经过。由于种种原因,这部文献一直未能完整出版,至今仍以手稿形式保存于意大利罗马卡萨纳塔图书馆之中。《多罗枢机使团史》与耶稣会的档案形成互补,但了解其内容的国内外学者却寥寥无几。本文试图对这部文献进行初步的整理、翻译和研究,旨在揭示教廷出使过程中鲜为人知的一面,修复过于粗疏的历史细节,为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窗口。

康熙“御定”《全金诗》的原因探析

继查慎行《历代分类题画诗》与徐倬《全唐诗录》后,郭元■增补《中州集》而成的《全金诗》也被康熙纳入御定诗总集系列之中。郭元■进呈的《全金诗》能够获得康熙“御定”,一方面得益于以《中州集》为基础辑成的金诗总集自具优势,既能弥补金诗文献缺少系统整理之不足,又能契合清初的诗学潮流以及康熙的诗学主张;另一方面,康熙能够通过《御定全金诗》肯定金朝的文治功绩,修正自南宋以来评价少数民族统治“无文”的论说,消解汉人“华夷有别”观念下的文化优越感,表明少数民族统治的清王朝有资格施行文化统治、实现文治盛世的态度。

康雍乾三代帝王赐臣子御书勾陈——以张廷玉、鄂尔泰、张照为例

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多有以御书赐臣子之举,所赐御书以福字、匾额、对联、御制诗为主,同时亦有赐所临古代书迹。张廷玉、鄂尔泰、张照在康雍乾三朝,因为各自身份和得帝王信任倚重程度不同,所得御书亦有差别。帝王所赐御书以褒奖臣子为主,一使臣子感激皇恩,二使臣子勤于政事,用心为官。君王赐臣子御书成为其巩固统治的政治手段。

准噶尔问题视域下的清廷对俄外交实践

康雍乾时期的清廷对俄外交,以西北边疆统一和西南边疆巩固为核心,经历了一百余年的发展演变:由康熙与噶尔丹对峙时期的《尼布楚条约》及图里琛使团出访,经雍正与策妄阿拉布坦父子和战相兼时期的《恰克图条约》及两个访俄使团,到乾隆时期围绕准噶尔和土尔扈特“逃人”问题展开的激烈外交争锋,铺陈出中俄两国外交实践的丰富内涵。清廷为解决准噶尔问题延续近百年的外交谋划,构成了清朝大一统国家边疆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康雍乾时期具有近代特质的对俄外交实践与中国传统的“理藩思想”一主一辅,形成了清廷前期外交服务内政的双轨机制。

修身治国之清康熙帝造园思想

针对我国遗存数量最多、规模最大、形制最完整的清代皇家园林,以研究奠基清朝皇家园林的康熙帝造园思想为目的,并以康熙帝造园的个案探索为主线,围绕康熙帝造园思想与其修身治国的内在关联,查阅比对满语和汉语两类清史文献,考证康熙帝治国格局下的皇家造园实绩,探究出其中蕴含的“礼乐中和”造园思想。理论上构建起造园思想史研究的成功案例,旨在扩充风景园林学科历史与理论方向关于造园思想研究的成果,使其能够被运用于皇家园林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从而探明:康熙帝皇家造园思想不仅满足居园理政,而且具有阅武骑射、观耕格物、尊佛敬道、修身行孝之五大园林活动功用;康熙帝皇家造园彰显“实学”特征,即简素清虚而求得“非为一己之豫游”的君臣心性自由之精神审美;同构中华山水而实现内圣修身之帝王价值;园林规模宏阔纳天下大观,而居园贴近亲民尺度。

康熙朝《孝陵图样》解读(上)

今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孝陵图样》,是一幅清初孝陵鼎建时的建筑工程图,长近11米,堪称巨制。因其典章制度的纪实性质,曾作为皇家档案匿影宫禁,世人长期无闻。2000年笔者幸获全图大帧彩照,2004年更喜瞻其真容,大量细节展现,多方面的重大价值得以认知。经审慎稽考,已确知该图成于康熙九年(1670)初。为裨益学术,便于利用,谨综罗现知国内外相关文献,略以初识、发现、突破、疑义、真相、建置诸项为上篇,以规制、传承、影响、价值等项为下篇,概略归纳该图研讨心得,奉呈并叩教方家。

清代康乾时期扬州高旻寺行宫研究

清代康熙皇帝南巡时,江宁织造曹寅带领众盐商出资,于康熙四十三年(1686年)建成高旻寺行宫。行宫分成东、中、西三路纵深布局,呈现前宫后苑格局,其中园林区约占三分之一,以水景为主。乾隆皇帝南巡时,高旻寺行宫得以扩建,行宫继续保持三路布局,但园林区面积大为增加,呈环抱之势,而形成宫苑分置格局,同时高旻寺周边风景得以充分开发。扬州作为南北交通枢纽,园林风格综合南北造园手法,高旻寺行宫园林采用集锦式的手法兼收多种园林风格,体现出高超的园林营造技巧。

张照与松江王氏家族的姻亲关系及相关书事考论

松江张氏家族和王氏家族两个名门望族的联姻始于张照父亲张彚娶王九龄女儿为妻,此后张、王两家又多次联姻,结成四代姻亲关系。外祖父王九龄对四岁便失去母亲的张照十分疼惜,对其未来也多有期许。在张照少年读书西溪时与高士奇女孙定亲,从叔外祖父王鸿绪、王九龄进士同年孙岳颁学习书法过程中,王九龄及其家族均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张照以诗文书法得康熙欣赏,入直南书房,为康熙玺印“戒之在得”书写印面篆文,也有他与王氏家族姻亲关系的影响。

《清实录》浙江黄岩镇标左营游击阎福玉史料正误

《清实录》康熙五十二年(1713)正月辛丑条及康熙五十二年五月癸卯条中所载浙江黄岩镇标左营游击阎福玉史料俱存舛讹。其一,阎福玉并非殁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十月十七日山东刘公岛海域附近,而是早在五月二十三日就已身殒浙江燕海坞洋面,至于在山东溟瀛中牺牲的将领,则另有其人,经考证应为登州水师前营游击滕国祥。其二,阎福玉的真实籍贯为山东“青州府”,而非实录所言“登州府人”。

康熙时代西方数学在宫廷的传播——以安多和《算法纂要总纲》的编纂为例

考察比利时耶稣会士安多(Antoine Thomas,1644—1709)在康熙宫廷所从事的数学活动,通过对比,证明《算法纂要总纲》是在他的拉丁文著作《数学纲要》(Synopsis Mathematica,1685)的基础上编译的,此译稿部分内容后来被纳入《数理精蕴》;对现存《算法纂要总纲》的各种版本进行了比较,希冀对康熙时代西方数学的传播有更清晰的认识。

论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

文章以新的视角，对清代康熙帝予以重新评价，认为他虽然勤奋地学习过数学、天文学和医学，著有《几暇格物编》，但最多只能算是一位科学爱好者。作为一国之君，不但与同时代的法国路易十四和俄国彼得大帝相比，就是与比他早１００年的明末科学家兼宰相徐光启相比，也显得他在发展科学方面没有采取重要措施，而且有一系列的政策失误，诸如用人不当、不培养人才、不建立学术机构、不制造望远镜，把中外交流局限于宫廷之内，倡导“西学中源”说等，从而使中国失去了有可能在科学上与欧洲近似于“同步起跑”的机会。

京师周围:康熙帝巡幸畿甸初探

《清圣祖实录》共记载出巡畿辅27次,标出"巡幸畿甸"的有19次。正式记载巡幸畿甸始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其标志是皇子随驾,该年是清朝的首个甲子年,正值"一统天下"不久,标志着新时代的开始,首次记载"巡幸畿甸",也就具有政治象征性。皇子随驾便于皇帝教育皇子,使皇子了解社会,观摩皇父处理政事。不同时期的皇子随驾,也有着不同的意义。最初是太子随驾,突出未来的皇位继承者,接着增加了年长的皇子,再后又增加了较为年幼的皇子。巡幸畿甸还有着充实的内容,即治理海河水系洪水泛滥问题,筑造了众多堤坝,有效减轻了水患。围猎与娱乐结合的水上行围,也是巡幸畿甸的重要内容。巡幸畿甸意在表达清朝勤政爱民、重视农业、关心民生的政治特色,塑造了康熙帝忧国忧民的光辉形象。

康熙帝与孝庄太皇太后政治关系的解构

康熙帝八岁登基,六年后亲政。在康熙帝最初执政的时期,面对十分复杂的政治局面,其中关键之处是他与祖母孝庄太皇太后的关系问题。《清实录》中记载的康熙帝每隔几天就要向孝庄太皇太后"问安",在表面看来,似乎是祖孙情深,关系融洽。而事实上存在着重大的政见分歧。康熙帝为了实现其政治革新,一定程度上推行汉化政策,不得不哄好颇为守旧的孝庄太皇太后,从而消弱朝廷中的守旧势力,实施"汉化"和"儒化"的政治改革。康熙帝的政治博弈策略是巧妙而坚定的,终于引导和迫使孝庄太皇太后默认其变革举措和放弃对朝政的干预,其中否定顺治帝的所谓"遗诏"、擒拿鳌拜及发动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是这场政治博弈的几大焦点。

康熙帝多方使用西士及其原因试析

康熙帝在中国历史上开创性地任用西士于朝廷和宫中。西士是西洋传教士中被康熙帝任用的人士,令他们发挥西方科技艺术特长。康熙帝用西士供职钦天监,制作历法;铸造西洋火炮;予西士兵部职衔、文书,参与外交谈判和出使西洋;用皇帝特别派遣名义出使外国及教廷;派往全国各地测绘地图;为修纂大型图书提供资料;从事西医书籍翻译和医药研制、治疗疾病;制作提供欣赏的艺术品;还有一些零星差事,如主持京师赈灾事务。康熙帝之所以赋予西士各项使命,是国家政务和个人爱好需要的结合:制定科学历法是以农立国的君主所需要;同俄国订立边界条约及测绘舆图是为巩固疆域、保守国土;借助西方科学知识从文化上压抑汉臣;生活上享受西士所带来的西方科技、医疗成果。康熙帝一度允许天主教传教,促成中西文化交流、中国天主教发展史上黄金时期的出现;开创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外签订正式条约的先例;开创性地招募国际人才,令后世颇可师法。康熙帝也是吸收西方科学文化开创者,留下启迪后人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