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的慎赦思想与行赦——兼论唐代政权合法性的构建

随着唐代法律体系的不断发展完善,赦宥制度也逐渐走向规范化和系统化。大赦、曲赦、录囚等各种赦宥方式在唐太宗时期日趋成熟和规范。唐太宗借慎赦思想塑造“明君”的政治形象,并使得赦宥的政治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然而,慎赦思想的实质却是为其政治目的服务,唐太宗以多种赦宥形式来实现其对帝位继承合法性的证明,配合对外征服战略、农业经济发展策略的实施,以及减轻民众赋役负担等,为唐代政权的合法性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唐太宗李世民处理“领导与下属”关系的理念与方法——基于策论的考察

领导与下属关系的处理是组织管理中的重点和痛点。处理的得当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组织的命运。通过《资治通鉴》和《贞观政要》中“问对”的文本考察,全面解析唐太宗处理“领导与下属”关系的理念、方法和实践,即相互依存、相互欣赏、相互信任和相互成就,探讨唐太宗治理智慧的当代意义。

“崇王”论与儒家书学道统的形成

“崇王”论塑造了唐以来中国书法的审美精神、信仰体系和学术传统,也深刻改变了后世对先唐书法的想象与认识。初唐政治和文教的大一统需要,儒学与文学、艺术的南学化,是唐太宗明确提出“崇王”论的历史背景。唐太宗以行、草书碑,作《王羲之论》,将王羲之塑造成美学与道德高度合一的典范,既与其自身的审美取向有关,亦是借王书以实施书学改制。唐以来人们对二王法书的反复临摹与翻刻,思想史对王羲之形象的层累塑造,加之宋明理学道统论影响下以王羲之为中心的笔法授受体系的不断拓展,使得王羲之在书学史上的宗主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从而构建出一个由文化精英主导的、建立在圣人和经典崇拜基础之上的儒家书学道统。

古代论说文思辨性阅读教学实施策略——以《谏太宗十思疏》为例

古代论说文中蕴含着丰富的思辨价值和论说智慧,是进行思辨性阅读的重要载体。该文通过思辨性阅读这个新的教学视角来阐述古代论说文的教学价值,分析古代论说文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以《谏太宗十思疏》教学为例,探究高中语文古代论说文思辨性阅读的一些教学实施策略,以期促进学生逻辑思维、思辨思维的发展,使得年青一代更好地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马球运动起源于波斯考

马球运动源起何方,世人有多种说法。研究结果表明,这项运动起源于古代波斯,远在公元前6世纪就有文献记载,迄今已有2 600余年。波斯马球是怎样进入中国的?据文献分析,是唐朝初年由唐太宗李世纪亲自决策并组织引进的;由于唐朝同波斯的友好关系,马球活动是直接由波斯人那里传入的。马球传入中国的路径,有几种说法,都认为不是直接从波斯,而是经过若干中转才进入唐代的长安,这些说法都有严重缺失。

唐太宗夺嫡与《五经正义》之关系发微

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杀兄逼父,成功夺嫡。事后,出于为自己开脱罪名的目的,他在不同场合大力推崇"逆取顺守",提倡"大义灭亲",重新界定"孝"的涵义。太宗的言行波及同期正在纂修的《五经正义》,在其中留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并对有唐一代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破阵乐》在唐代宫廷的兴衰及其音乐史价值

《破阵乐》起源于初唐军营,太宗朝是其表演的鼎盛期,此后逐渐衰弱,具体表现为:作为独立大型歌舞被表演的机会越来越少,更多地被压缩或被吸收进其它乐曲中表演;作为郊庙祭祀的雅乐和朝臣宴会的燕乐等仪式音乐表演的机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多地被作为娱乐性的俗乐来对待。在太宗朝,各种社会政治功能不断地叠加其身致其兴盛,后又随政治功能逐渐脱落而衰落。终唐一代,它由民间进入宫廷最后又退回到民间,虽然经历了仪式性和娱乐性的此消彼涨,其本身却一直没有消失,这得益于它内在的审美特质。由《破阵乐》在唐代宫廷的兴衰可知,雅、俗乐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两者可以自由转换;令音乐作品保持生命力的绝非人为外加的社会政治功能而是它自身的审美特质。

皇权的日益扩张——北魏及唐几次官定姓族之共性

处于中国中世纪的北朝隋唐时期,是我国古代史上由门阀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阶段,而这一转变过程的显著特点,即皇权与士族特权之间的此长彼消。而从北魏孝文帝到唐太宗、唐高宗、唐中宗及唐玄宗,四次官定姓族的举措,正是这一转变过程在政治方面的体现。皇权对士族特权的干预,不但是它们之间一贯的共性,且呈现日益扩张的趋势。

论唐太宗的文学创作及其深厚的“黄帝情结”

综观唐太宗诗文,蕴含着浓厚的黄帝等古圣王情结。其信奉黄帝等古圣王的伟大功绩,赋诗作文对相关典故多有征引,或以之自喻、寄托理想,或以之为据、敷衍哲理,或以之为镜鉴、探求兴亡之道。唐太宗的诗,借助黄帝等古圣王功绩抒发政治抱负,丰富的历史内涵与强烈的政治豪情融为一体,气势雄浑,从中可领略贞观气象;唐太宗的文,以黄帝等古圣王的兴替为依据,求索古今治乱规律,制定君臣治国方略。概言之,其“黄帝情结”就是以古圣王为楷模,励精图治,济世安民,开创太平盛世的伟大梦想。

唐太宗魏征君相知遇和贞观治世绝唱之研究

唐太宗魏征君相缔造了贞观治世,堪称我国政治史上的绝唱。其建立在迅速恢复和发展小农经济基础的治国理念、思想,以及相应建置和制定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制度和政策,使传统的国家、政府、人民三者的关系,调整到十分和谐的n态,开辟出我国儒家民主政治的最高境界,成为历代王朝效仿的楷模。

史籍屡屡奚落谴责封德彝揭秘

史籍屡屡奚落谴责封德彝 ,揆诸实际 ,皆是不实之辞。这是许敬宗借修史之便 ,对封德彝挟私报复所致。许敬宗能售其奸 ,是借了唐太宗的东风。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 ,杀兄屠弟 ,逼父让权 ,才夺宗称帝。他想留下好名声 ,就定调子修改当代史 ,由许敬宗具体操作。许敬宗对已有稿本凭爱憎曲事修改 ,乘机对已故的封德彝造谣中伤 ,特别以所谓反对太宗当政来激怒太宗 ,最终将封德彝打倒搞臭。因此 ,廓清迷雾 ,弄清史实 。

唐太宗与齐梁诗风之关系

学界在评价唐初贞观诗坛创作成就时,往往对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中融合南北文风的观点赞不绝口,但是我们在对南北朝文学创作成就进行分析后,发现北朝并没有产生能够与南方分庭抗礼的文学成就,魏徵之论乃出于崇重北朝文化之目的,与史实并不相符。在此历史条件下,唐太宗要想进行诗歌创作,客观上就只能多从齐梁诗歌或受齐梁诗风影响的齐周、陈隋诗歌中汲取艺术养料了。另一方面,唐太宗主观上也对齐梁以来的南方文化艺术颇为推崇,他不仅重用江左文人,而且能以较公正、平和的态度对待齐梁诗风,创作中更是多有学南之举。唐太宗对齐梁诗风的这种态度及其艺术实践,为唐初诗人如何合理地改造齐梁诗、形成唐诗新品格,进行了一次很有价值的艺术尝试,具有深远的诗史意义。

唐太宗用人思想及其实践

唐太宗是封建时代功绩卓著的一代帝王,是毛泽东赞赏的"唐宗宋祖"之首,在位期间创造了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贞观之治"。本文仅从其对官吏的选拔任用、绩效考核和驭官之术等方面进行分析,探索其用人之道,找寻他成功的秘诀。

论唐太宗贞观年间的务实执政观

唐太宗一生政绩卓著,其在位的二十三年中,认真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制定了正确的符合国情的治国方略,践行务实的执政理念,实施了一系列的惠民政策,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为之后"李唐"王朝的空前强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王者无外:论唐太宗的华夷观念

大一统局面下,唐太宗自觉践行儒家的王道理想,其华夷观念具有开放与内敛的双重特征,在国家共同体发展史上实现了三点突破:其一,消解以"长城"为象征符号的族群区隔意识;其二,扬弃自古贵中华贱夷狄的种族观念;其三,自知帝国边界的有限性,严格自律,以期实现"王者无外"之"太平世"的愿景。他的自信包容,是胡汉混血气质和天下中心主义的彰显。基于王道担当和历史兴亡之感,他讲诚信、施文德、慎终、知止,终于缔造出唐朝盛世繁华。但唐太宗君臣在夷夏问题上的反复,却体现了族群生存状态的深层焦虑,说明族群自我认同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存在。

《封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诏》之作年及相关问题

关于唐太宗《封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诏》的作年,《旧唐书》太宗本纪和长孙无忌等人的本传记载有歧见,在分析此问题时,涉及到了相关史料记录讹误等问题。在辨析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可以认定:唐太宗《封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诏》作于武德九年九月;《旧唐书》长孙无忌、房玄龄、尉迟敬德三人的本传中关于贞观元年受封的记载,是错误的;食邑和实封是两个内涵相差较大的术语,新旧《唐书》中有误用的情况,引用时应多加注意;新旧《唐书》,特别是《新唐书》,在记载一系列事件时,如果时间跨度不大,往往会忽略时间的变化,在处理相关资料时应该谨慎处理。

琵琶曲《昭陵六骏》音乐特征及其演奏诠释

《昭陵六骏》是刘德海先生于2001年创作的琵琶独奏曲。该曲不仅是琵琶曲作中的精品,而且还是具有相当技术难度的经典之作。作者结合曲式分析对乐曲的创作特点和演奏特点,进行了诠释。

皇位之争中的唐太宗与史臣

唐太宗一生经历两次皇位之争,先是作为争夺者和李建成竞争皇位;贞观后期,又亲眼目睹了儿子李承乾、李泰之间为皇位展开的激烈斗争。这两次皇位之争引起的政治风暴,将以房玄龄、魏征为首的诸多史臣纷纷卷入其中,史臣从维护李唐政权稳定的长远利益出发,积极为唐太宗献言献策。唐太宗和史臣君臣关系情深义厚,然而,这也不足以使皇帝完全放弃对他们的猜忌,不足以保护他们及其家族免受政治风波的冲击。

论唐太宗与玄奘及唯识宗

佛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时至唐朝也进入了鼎盛时期。作为"明君"的唐太宗没有从个人情感的角度出发看待佛教,而是从一种治国之策的维度对佛教进行合理的管控。玄奘法师对太宗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使其采取了更为和缓的佛教政策,正因如此唯识宗也在此期间轰动一时。

唐太宗何以科举为长策

科举制草创于隋炀帝大业二年,到唐太宗手里才臻于完善,并作为治国安邦之长策。唐太宗为何以科举制为治国安邦之长策?既是时代使然,更是个人认识使然。科举制应运而生,极大地促进了唐代社会繁荣,对于中国历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产生了深远影响。时至今日,仍对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重要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