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先生和他的朱元璋传记

吴晗先生是我国卓越的明史专家,《朱元璋传》是其代表作之一。有关朱元璋传记的四个版本是吴晗先生个人学术思想发展轨迹的体现,也是当时社会现实与学术研究现状的反映。他的多版朱元璋传记反映了随着时代的变迁他对朱元璋的认识历程,展示了他勇于探索、敢于自我批评和追求真知的学术精神。

明初江南地主的衰落与北方地主的兴起

由于元代对江南地主采取笼络政策 ,江南地主得以保存和延续。元末张士诚政权继续执行元朝对江南地主的“宽疏”政策 ,得到江南地主的支持。反之 ,江南地主对朱明政权极为冷淡。因此 ,明王朝建立后 ,朱元璋对江南地主进行不遗余力的打击。建文帝的一系列改革 ,得到了江南地主的拥护和支持。但建文帝失败后 ,江南地主又遭到大肆打击 ,永乐迁都北京后 ,大力扶持北方地主的发展。明中叶以后 ,江南地主与北方地主的矛盾 ,始终反映在明廷内部的一些政策中 。

朱元璋对台阁体形成的基础作用

明代台阁体是威权政治的产物,由儒家叙事传统与皇帝威权结合而产生。明王朝缔造者朱元璋,以祖训和大诰的形式,为后世子孙垂宪立法,直接影响了明初文学的走向,在洪武时代就形成了台阁体的潜流。

话语与制度:洪武君臣关系的重塑与评论

君臣关系是中国古代政治史的核心问题之一,主要指向君主与臣僚间的权力分配与运作状态,双方互动方式及其牵涉的道德伦理观念。洪武一朝是明代君臣关系的生成期,关于君主身份合法性、君臣权力关系格局,以及君臣相处之道的形成过程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国家政治与政治文化,且与元明易代、明初封建诸王、废相等重大事件密切关联。梳理洪武君臣关系形成过程中的话语形态与制度推演,可见该过程主要指向两个维度:君主身份合法性的文化确认和君主集权制度框架的构建。此外,洪武君臣关系作为一种王朝早期历史记忆,在此后二百余年间,被士人群体反复评说,构成以君臣在国家体制中权力与角色为中心的不断反思,甚至发生对皇权专制极端化倾向批判的思潮。

明代帝陵神道比较研究——以明皇陵与明孝陵为例

神道是通往陵寝的必经之路,两边置有石像生,其规制与雕刻等都代表着当时的帝陵制度。明皇陵、明孝陵均属明代帝王陵墓,在实地调研和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明皇陵和明孝陵神道的布局、石刻规模和石刻造型,加强对明代帝陵制度演变的了解,为更好地保护、传承传统文化奠定基础。

论宋濂对朱元璋父子的教育与辅导

宋濂是明代著名的教育家。在其教育生涯中,有平民教育,更重要的是帝王教育。他试图用儒家的经邦治国之道影响朱元璋的思想、决策、施政,从根本上给皇帝和皇太子"治心",造就仁德之君。以朱元璋从农民起义领袖到皇帝的转变过程而论,以宋濂为首的浙东儒生集团起了决定作用,宋濂的帝王教育是成功的。以其"复先王之道"的预期而论,则基本失败。

对“明君圣主”形象的建构——从朱元璋《高皇帝御制文集》明刻本的文章取舍看编纂者的用意

朱元璋《高皇帝御制文集》是我国现存年代最早的御制文集。该文通过将其现存的几个明刻本中的篇目和《全明文·第一册》所载的朱元璋文章相比较,指出《御制文集》的编纂者遗漏了两类文章:一类是表现朱元璋与元末其他义军首领敌对关系的,另一类是语言俚俗、写作粗糙的。这种作法很可能出于一个目的——对朱元璋"明君圣主"形象的有意建构。

朱元璋文学思想与诗文风貌[＊]--兼论开国帝王文学特征

朱元璋在明初文坛的地位不高,但凭借帝王身份,他对明初乃至明代文学产生重要影响。其文学思想明显带有回归先秦儒家文艺观倾向,文学观念宽泛博杂,崇尚实用功能,淡化文辞、体制要求。文风由此呈现质朴率真、粗豪雄放之美。朱元璋的传奇人生在历代开国帝王中最具代表性,其崇儒尚实文学思想和朴野自然文风又体现开国帝王文学重质轻文、抒情豪迈、不拘格套的一般特征。作为出身寒微开国帝王的文学典范,朱元璋文学成就不可小视。

朱元璋研究的推陈出新——评《洪武大帝朱元璋传》

明史专家陈梧桐教授先后著有《洪武皇帝大传》和《洪武大帝朱元璋传》,后者在朱元璋研究的史料发掘与考证、研究领域扩展与内容补充,以及朱元璋历史功过的客观评价等方面所取得了一系列新成就。

从《由僧钵到皇权》到《朱元璋传》

吴晗是朱元璋研究的拓荒者,他的代表作曾多次改写,由抗战时讽喻时政的通俗读物《由僧钵到皇权》发展为新中国的学术性史学名著《朱元璋传》,在明史研究以及中国政治史、史学史上都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价值。《朱元璋传》的写作和修改,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经验与教训:唯物史观是指导历史研究的科学理论;影射史学不能真正起到为现实服务的作用;粗疏之风是史学研究之大忌。

明初三陵时间顺序考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及世界遗产的明初三陵其建陵顺序一直是争论的话题,如果按明祖陵建于至正二十一年至至正二十三年,则其为三陵之先;如果按祖陵营建于洪武十九年,则其为三陵之末。这样的差距太过悬殊。现有研究对三陵考究所引史料也基本相同,对明皇陵的研究主要来源于《寰宇通志》、《中都志》等有关记载,对明祖陵的考究主要来源于《帝乡纪略》等,对明孝陵的现有研究则没有交代明确的出处。通过对《明实录》、《明通鉴》等史载比对,得出三陵顺序为先明皇陵、次明孝陵、再明祖陵。

浅析明太祖朱元璋对藏僧的多封众建

明朝建立以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在全国恢复封建秩序,缓和社会矛盾,在总结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君主专制制度,从而使明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得到了空前的强化。而对西藏,明太祖则采取了"多封众建",即对藏僧进行分封"国师"等名号,取得了较好的实效,促进了西藏的稳定与祖国的统一。

14世纪末朝鲜朝文人权近《应制诗》中的中国形象书写

1396年朝鲜朝文人权近访明,遵照明太祖朱元璋的旨意创作《应制诗》24首,将明王朝塑造为“同文轨”“最好游观”的“上国”,表达出对明朝政治、文化及现实实力的认同,反映出权近一贯的对明认识。该形象主要源于书写主体--朝鲜民族社会集体体验和记忆及作者个人的对华体验与认知。长期奉行封贡制度、实施科举制度使朝鲜民族自然而然地实现了对中国政治和文化的认同,作者权近亲明的政治倾向、深厚的中国文化素养以及两次访明的正面体验促使其更为鲜明地书写出这一中国形象。明太祖朱元璋直接促成了该形象的书写,并对满足自身期待的作品做出积极反馈,为推动权近《应制诗》成为朝鲜王朝文学典范并引领中国形象书写发挥了作用。

论明初的国家疆域观及其政治实践——以“太祖平滇”为例

国家疆域观作为一种思想意识,是对国家疆域的基本认识,其对国家疆域的变迁具有重要影响。明初,统治者在"天下一统"、承续元朝"正统""华夷无别""内外有分"的国家疆域观指导下,突破当时语境下"中国"所包含的地理范围,实现了明朝西南边疆的展拓与稳定。"太祖平滇"是这一国家疆域观在边疆地区的重要政治实践,其后明朝在云南边疆地区逐渐形成了"内边"与"外边"的圈层政区格局。

略论朱元璋由钵僧到明太祖

明皇朝的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平民皇帝。对于朱元璋为何从一个农村放牛娃、庙宇里的小沙弥,一跃成为定鼎天下并建立大明皇朝的开国皇帝,历史学界向来众说纷纭。实际上,朱元璋之所以能在元末农民起义中脱颖而出,建立功业,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主观的因素,也有"时势"方面的原因。

朱元璋与祥瑞——论封建帝王的忧患意识

研究了《明太祖宝训》,认为朱元璋对祥瑞的态度非常客观理性,不仅对获取政权后没有沾沾自喜,还流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将百姓的幸福视为真正的国之祥瑞,展现了一贯的民本情结;该书文中言词恳切,措辞强硬,虽可能经过润饰,但不太像一般儒臣的手笔,这大大增加了这些言论的可信度,至少表明了朱元璋本人的相对真实的思想和理念;对比后世明代帝王官修史书,《明太祖宝训》的忧患意识最为明晰强烈。

“蓝玉党案”与明代开国武将家族命运之转折

懿文太子去世之前,明太祖对开国武将家族一直予以优待和扶持。而"蓝玉党案"的发生是懿文太子的去世所导致的,偶然性大于必然性。明太祖在发动此案的过程中,并没有对开国武将家族赶尽杀绝,有些开国武将家族得以保存并被委以重任,有些则就此衰落,这与各个武将家族自身的特殊性有关。

明太祖“易名史”考——兼议明朝开国史料的使用问题

明朝国史仅记明太祖“讳元璋”,而太祖旧撰之《朱氏世德碑》,透露了他“重八”的初名。但在各种明清典籍中,重八之名从未与太祖直接挂钩,也不知他何时更改雅讳。然而“元璋”的御名定于明朝建国前夕,是可以考知的。明代后期出现了几个太祖的“曾用名”,从其出现的时代以及相关记载的史源关系上考察,可知:“兴宗”之名当存疑,“元龍”之名不可信;这些名字可能皆出自民间想象,是民众参与明太祖形象构建的产物。对明太祖“易名史”的考察,引出了明初史料的可信性问题,对于较为特殊的明朝开国史料,应放在相关的史料系统中,梳理其源流关系,以断其真伪,不可不加考辨地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