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黄帝内经》核心观念探析“病机十九条”学术内涵

文章从《黄帝内经》核心观念出发,深入探析病机十九条的学术内涵与临证思维。即通过象思维把握人体复杂多样的症状表现;借助阴阳、五行、精气理论对所得之“象”比类和分析;以整体、功能、运动变化、和谐平衡的认识角度,形成对疾病发生、发展的完整认识。这种解读方式重在突破传统“病-证-方”讨论框架的局限,使病机十九条的研究更加符合《内经》的本原要义,为解读更多中医理论与临床病案提供参考。

近代以来日本“国体”概念内涵嬗变探析

近代以来日本“国体”概念的内涵,依循时代发展而不断发生嬗变,核心要素主要是将神国观念、“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与近代民族国家建构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保证天皇及天皇制在确证“自我”及形塑近代民族国家认同方面发挥统率、凝聚及统合等作用。日本各界有意识地对“国体”概念进行理论阐释和话语重构,其终极目标是旨在通过天皇制这一精神纽带,达成凝聚国家认同和实现意识形态“同一化”的政治目的。战后初期,日本政治保守层依然固执于“护持国体”,随着《日本国宪法》的颁布及实施,象征天皇制的制度架构决定了天皇的职能更多地体现在发挥国民统合的作用上,“国体”概念的实质内涵逐步趋于虚化。

盖棺论未定:中兴观念与唐中宗历史定位之嬗变

通过神龙政变复位后,中宗先是将自己塑造成中兴之君,其后基于承继武周政治遗产的需要,很快又放弃中兴宣传。睿宗及玄宗并不认可中宗接续武周正统的做法,故恢复了对其中兴之主地位的认定,神龙功臣则被书写成实现神龙中兴的关键人物。随着顺宗神主附庙,不仅中宗中兴君主的地位被否定,宪宗君臣还改定了中兴的成立标准,中宗最终由中兴之君退化为反正之主。与中宗反复不定的历史定位相比,官方对神龙功臣的评价却始终比较稳定,二者出现了迥异的政治分途。中宗历史定位的反复与各个时期的中央政局紧密相关,同时也直接影响到了中兴观念的演变。

顺天应时,以意调之——《黄帝内经》治疗方法的整体观

《黄帝内经》治疗学的基本特征是从整体角度对人体机能状态进行综合调控,它注重事物内部各部分之间、事物自身与外在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这种整体统一观思想始终贯穿于治疗学理论体系的主导思想、治疗原则、治疗方法及手段之中。《黄帝内经》治疗方法的整体观,主要表现为天人相应的整体观、脏腑相关的整体观、经络联系的整体观、全息调控的整体观,由此使《黄帝内经》治法丰富多彩,疗效奇佳。

论雍正帝边疆民族“大一统”观及政治实践

"大一统"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历代多有论述。传统大一统观源自《春秋》,且强调华夷之辨、内外之别,这造成了该思想理论在处理边疆民族问题时存在巨大缺陷。到清代,雍正提出了合中外为一家的崭新大一统理论,这是对孔子以来的大一统理论的空前超越。雍正大一统思想集中反映在《大义觉迷录》一书中,本文通过梳理雍正对华夷、正统、君臣、封建等问题的新阐释,论述雍正帝的边疆民族"大一统"观及其处理边疆民族问题的政治实践。

“包容”与“局限”——论雍正帝民族观念的双重性

入主中原并统一全国的满清政权为了缓和满汉矛盾,逐渐形成了"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民族观念。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中对这一观念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主张"摒弃华夷之辨,合中外为一家",与前朝相比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与包容性。同时,受限于雍正帝自身所处位置与当时政局形势,这种貌似极具"包容"的民族观念并非提倡各民族完全平等,具有一定的前提性与局限性。因此,雍正帝的民族观念展现出"包容"与"局限"的双重性,并在其用人标准与改土归流等执政对策上均有体现。

试从《黄帝内经》五脏概念论睡眠障碍

在《黄帝内经》五脏的精气神3个层次基础上,探讨睡眠障碍的3种类型,即神志不和之睡眠障碍、气扰神乱之睡眠障碍以及精衰神败之睡眠障碍,并从精气神3个病理层次对失眠、嗜睡以及梦寐不宁等睡眠障碍的基本类型进行分析。这些认识可为辨治睡眠障碍提供理论基础。

仁义君王空幻意识的破灭——谈《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形象

刘备是《三国演义》中仁义君王的化身,是作者追慕的济世救民的偶像。刘备的悲剧结局,既是历史的事实,更是作者儒家仁义君王偶像观的破灭。

《黄帝内经》中的健康理念

《黄帝内经》中蕴含着丰富的健康心理学思想,尤其是所蕴含的健康理念对现代人来说发人深省。"神可御形,形神兼养"、"阴平阳秘,整体和谐"、"谨守于道,德全不危"的健康理念是《黄帝内经》健康心理学思想的具体阐述。

从唐甄对君民关系的考察看其新民本思想

唐甄《潜书》对君民关系的考察是从三个不同层面着眼的。第一个层面 ,从历史上来看 ,唐甄认为君民关系是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 ;第二个层面 ,从社会关系上来看 ,认为君民之间处在政治机体的不同部位 ,是心与身的关系 ;第三个层面 ,从人性的角度来看 ,认为君民之间是人格平等的。唐甄的政治思想是介于传统民本和近代民主之间的过渡的思想形态———新民本思想。

论中国外戚政治的起源及形成的历史条件

中国最早的外戚干政始于战国后期的秦国。外戚政治是封建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政治现象,其形成的历史条件有五:在贵族政治向君主集权专制的转化过程中产生,君主专制条件下政治与权力价值观念的转变,皇权与相权的矛盾与冲突加剧,皇室内为了防止皇族同姓近亲利用亲族身份篡夺皇位导致的权力争夺与冲突,作为解决文官制度对封建专制制度离心力的补充手段。

略论汉代皇权观的儒学化——以汉代德主刑辅思想演进的政治背景为切入点

通说认为,汉代是德主刑辅理论被奉为官方主流法律观的开始,但在分析此种现象时,学界习惯性地直指武帝时期且忽视法思想置身于其间的权力结构。事实上,秦汉时代的权力结构是所谓的"皇帝政治",包括法律在内的一切权力形式都是随着皇权观的演变而被调整的。在汉代,经高祖、文帝、景帝、武帝及其后各朝,皇权与儒术的联系日益密切,德主刑辅理论的地位也随之不断提高,所以汉代皇权观的儒学化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德主刑辅理论兴起的关键所在,而这一过程也生动地展现了传统中国权力与法律的共生性关系。

论孝悌观念在北魏的确立

鲜卑民族原来是没有孝悌观念的,孝悌观念在全社会重新树立起来是从孝文帝时期才开始的。为普及孝悌观念,孝文帝采取了五大方面的措施。孝文帝的举措使鲜卑民族最终接受了儒家重礼重孝的文化传统,也挽救了自汉末魏晋以来汉民族的家族伦理危机,为民族融合、社会整合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内经》中“阴虚”内涵探析

鉴于目前针对不同版本的《中医基础理论》教材中"阴虚"的内涵不完全一致的问题,为明确"阴虚"的内涵与外延,对中医理论的奠基之作《黄帝内经》中"阴虚"概念进行了整理研究。研究发现,"阴虚"一词在《内经》中共出现11处,其涵义有5种,分别为中土受伤,形气衰少;尺脉不足;五脏精亏;肾虚;阴经气虚。本文就正确理解"阴虚"内涵与外延,界定"阴虚"概念,为中医理论的正确运用和继承发展进行了深入探析,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康雍乾时期清帝的治官理念——以官员选任、考核为中心

“治人”与“治法”是中国古代探讨治国理政的重要命题。康雍乾时期,清帝对“治人”与“治法”多有提及,并体现在用人行政等方面。如何“治人”“治官”,是古代王朝用人行政的重要内容,尤其体现在官员的选任和考核方面。清帝在选拔、考核官员时,对官员操守、才具、政事、年力等方面提出要求,对官员的臣道做出价值观的界定,尤其对地方大吏选用属员做出要求,并对不同层级的官员制定相应的标准,分别管理。文官管理的实践,贯穿着清帝的治官理念,包括事君以诚,君臣一体;以人事君,察吏安民;首倡官德,重视政绩;各司其职,上下相维。清帝的治官理念有其积极因素,这种理念是否能够贯彻并发挥作用,与清朝文官管理的实践密切相关。

清盛期京城西郊皇家园林空间文化遗产的真实性

清盛期京城西郊皇家园林是康、乾二帝通力创作的一座完整的皇家园林。康熙帝营造西郊第一座完整的皇家园林畅春园,是为了满足其阅武骑射、观耕格物、尊佛敬道、修身行孝和居园理政的五大治国功能要求。可推定康熙朝畅春园是由畅春园居园、西花园、西厂三个区域组成,占地达5千亩,而西花园又包括西花园居园、圣化寺和御稻田。乾隆帝全盘继承皇祖康熙帝治国造园思想,扩大并完善了康熙时期的京城西郊皇家园林,至乾隆中期,京西皇家园林形成了一个无缝衔接的整体,占地超过京城:东起京城连畅春园之御道,西至香山静宜园、健锐营,北沿清河、圆明园护军营、十方普觉寺,南沿长河与南旱河之间地带达京城西城垣,畅春园、圆明园、长春园、熙春园、绮春园、春熙院、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泉宗庙、乐善园等诸多居园,均以园中园的形式并存于乾隆朝京城西郊皇家园林之中。因而判断清朝盛期的皇家造园实绩,宜避免囿于传统私家园林的“园墙”之见,而应移情于多民族、多语言的泱泱大国之圣王君临天下的视角。

“有治人无治法”:康雍乾三帝的用人治国理念

"有治人无治法"蕴含着儒家的最高政治理想,对"治人"在国家行政中作用的充分肯定,体现了古代思想家及统治者的政治先觉。而清朝康雍乾三帝将"有治人无治法"引入用人选官的行政体制,无疑对清朝权力主体及治国方略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在古代国家行政过程中,法规与制度始终是作为根本性原则存在的,只是清朝皇帝乾纲独断的风格,往往又随时去"破坏"既定的"治法",最终致"有治人无治法"成为"君道"。而古人所强调的"治人"在政治运行中的重要作用,也是值得我们今天深思的。

屈原帝王情结探析

帝王情结是屈原文化个性的重要体现。忠君、尊君、骥君、思君、罪君、惜君、哀君、伤君、痛君等复杂微妙的心理情感构成了屈原帝王情结的深邃内涵,这份凝重的帝王情结缘于屈原心中对楚国深沉的挚爱。先秦帝、王观念是屈原帝王情结生成的重要心理渊源,儒家先王崇拜思想是屈原帝王情节生成的文化渊源,而宗法观念最终促进了屈原帝王情结的形成。

王者无外:论唐太宗的华夷观念

大一统局面下,唐太宗自觉践行儒家的王道理想,其华夷观念具有开放与内敛的双重特征,在国家共同体发展史上实现了三点突破:其一,消解以"长城"为象征符号的族群区隔意识;其二,扬弃自古贵中华贱夷狄的种族观念;其三,自知帝国边界的有限性,严格自律,以期实现"王者无外"之"太平世"的愿景。他的自信包容,是胡汉混血气质和天下中心主义的彰显。基于王道担当和历史兴亡之感,他讲诚信、施文德、慎终、知止,终于缔造出唐朝盛世繁华。但唐太宗君臣在夷夏问题上的反复,却体现了族群生存状态的深层焦虑,说明族群自我认同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存在。

略论中国古代帝王主流称谓的文化意义

在中国古代社会,帝王作为一种公共权力主体和政治角色,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统治和政治关系。帝王被塑造为一切可以政治化的权力的化身。其称谓作为君权文化符号自然成为了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统治和政治关系及其文化的重要内容。这些称谓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与文化的基本特征和主流文化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