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执法机关案件移送标准的反思与重塑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在行为规制上的交叉与竞合,决定了二者存在相互衔接的问题。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机衔接的关键则是设置科学合理的案件移送标准。当前我国立法中规定的“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标准过度限缩了行政执法机关的裁量权,致使执法机关面临着机械化案件移送和惯性违法的两难困境。事实上,刑事不法与刑罚处罚并非全然对应,实践中很多涉嫌犯罪的轻微违法行为并不具有移送司法的必要性。因此,应当赋予行政执法机关案件移送必要性的裁量权,确立“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移送标准,从而保证案件移送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依法治国背景下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路径探析

执法规范化是依法治国背景下公安机关的必然选择,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前提,是保障公民权利、深化公安改革的根本保证。但在现实实践中,公安机关还存在执法理念与依法治国理念不符、执法主体的能力相对有限、执法信息化水平不足以及执法规范化监督不够严格等问题。这不仅影响了执法质量和执法公信力,而且阻碍了公安机关的执法规范化建设。在依法治国背景下推动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应树立科学规范的执法理念、提升公安机关执法主体的能力、推进公安机关执法信息化建设、健全公安机关执法监督机制。

对赌协议的会计确认问题分析

面对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巨大风险,为保障投资方及股东的权益,越来越多的投融资协议中附有对赌协议,但从会计规范上来说,现行会计准则尚未对其会计处理给出明确规定,理论界与实务界对该问题也存在分歧,因而对其会计确认问题的研究就具有了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文章从对赌协议的分类入手判断其经济实质,根据当前会计准则的规定从投资方与融资方两个角度分别分析不同初始确认方法的合理性,结合准则执行中存在的争议对对赌条件触发后的两种情况进行探讨,以期为对赌协议的会计确认问题提供参考。

论维护警察执法权威的部门规章完善

维护警察执法权威与执法过错问责,都具有维护公安机关执法权威的功能,但两者却存在着利益取向冲突、功能导向抵牾和权力惯性相异等衔接困境,从而导致在现行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中出现以公安机关执法权威覆盖警察执法权威、执法过错问责条款比重过大、内设机构承担角色冲突职能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偏离维护警察执法权威的本位功能。需要从整体观的视角改善规范设计,重点是固守维护警察执法权威的本位功能、调减立法中的越位条款和配置合理的法治资源支持制度。

非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经济后果研究

企业会计准则的执行将会产生经济后果,如何实施企业会计准则,必须考虑其经济后果。这些经济后果既包括企业外部的执行收益和执行成本,也包括企业内部的执行收益和执行成本。外部监管部门应根据收益最大化来决定强制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范围,而在自愿的基础上,企业也会依据自身收益最大化以确定是否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及其执行的程度。

企业会计准则强制实施制度效率的二元分析

将会计准则强制实施制度与会计准则执行行为直接联结,以期望效用理论和前景理论为指导,从会计准则强制实施制度对企业会计准则执行效用和遵从心理影响两个角度,分析强制实施制度威慑风险下企业会计准则的执行决策,剖析强制实施制度的作用机理和局限性;采用比较分析和调查研究方法分析了我国强制实施制度低效率的原因。最后,提出完善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强制实施机制的建议。

保险业顺周期性与逆周期监管:理论、形成机制与应对策略

本文着重研究了保险业顺周期性的形成机制,提出保险业逆周期监管的一些政策建议,主要包括:对保险业承保业务、准备金计提规则、公允价值会计准则、偿付能力中资本要求和薪酬激励机制等的逆周期监管等。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执行机制的有效性探析

本文首先对会计准则执行机制的作用进行理论分析,对我国会计准则执行机制的有效性提出理论判断;然后,采取调查研究的方法,归纳了企业界会计人员对我国会计准则执行机制的评价,并对理论分析与调查结果的差异进行讨论。结果基本肯定了我国会计准则执行机制的有效性,发现了其缺陷所在,认为会计准则执行机制的协同作用决定了企业针对会计准则的制度博弈行为。

会计标准非正式执行机制研究

本文主要通过基本的博弈理论对会计标准执行机制进行研究,表明正式执行机制存在局限性,进而提出需要强化两种非正式执行机制,一是道德机制,二是声誉机制。有效的会计标准非正式执行机制应是道德机制和声誉机制良好结合的结果。最后提出我国建设会计标准非正式执行机制的主要对策。

长江流域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长效机制研究

加强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是水资源管理和水环境保护的重要手段,是水污染防治的重要措施。通过对长江流域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现状的描述与分析,针对监督管理中存在的衔接机制界定不清晰、审批程序不规范、设置布局不优化以及监管能力建设不足等问题,提出了制定排污口法规标准体系、完善监管制度、推进规范化建设、强化监测监控、加强统计和信息建设、加强管理能力建设以及加大监管执法和考核力度等方面的对策及建议。研究成果对于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贯彻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和长江大保护建设的精神、推动长江流域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长效机制建设将具有重要意义。

会计准则执行效率研究

会计信息质量是由会计准则制定质量和执行质量所共同决定的,高质量的会计准则并不会导致高质量的财务报告。会计准则执行是实现会计准则目标的中心环节,是检验会计准则质量的唯一途径,是后继准则制定的依据。单纯从技术层面上看,会计准则质量的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理应与之成正相关的提高,而会计准则具有天然的经济后果性,其执行受到多因素的影响,分析这些因素对于会计准则执行的影响方式和作用结果,对于提高准则执行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实现路径探究

通过司法责任制改革实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去"行政化""科层制"、兴"扁平化"的"权、责、利"相统一的制度体系,是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的前提。在此背景下,挖掘"同案不同判"的深层次原因,并通过制度实施与机制保障来对症下药:以司法解释适用的规范化、类案指导制度的实质化为基础;以确立地域管辖为基准的案件分流机制,回归"两审终审制"为关键;以专业法官会议和审判委员会的职能释放为抓手;以司法主体职业保障为核心,探究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的实现路径。

会计标准正式执行机制的最优状态分析

通过建立两个经理人是否做假帐的囚徒困境博弈,对会计标准正式执行机制进行了探讨,分 析了最优正式机制及其执行环境的问题,最后描述了我国会计标准正式执行机制的现状并提出对策。

美、英、德三国的会计准则执行机制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

我们认为有效的会计准则执行是会计目标转化为会计现实的唯一途径。有效的会计准则执行关系到会计准则本身的成败。我们在对美国、英国和德国的会计准则执行机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我国的会计准则执行应减少会计选择,控制自由裁量权的使用;权衡会计准则的执行目标,考虑执行成本,充分发挥政府的监管作用;制定严厉的法律制度,提高会计准则执行中社会舆论的监督的地位等政策建议。

论法制变迁与会计准则的执行

从国内现状的分析来看,中国会计管制中对计划—指令的强调使得在法律的认识上表现为关注法律的制定而非法律的执行。不同于英美会计准则制定时对于实务界需求的充分关注,虽然中国采取了相关的意见稿公布、听证等民主程序,但是民意表达的被动和对计划—指令的路径依赖使得强制性变迁下形成的中国企业会计准则面临与社会环境相适应的问题。会计准则的适应性问题是中国法制传统形成方式下的产物,也是有待实践进一步划清的事情。但是对会计信息质量状况改进的紧迫性促使目前会计管制的重心转向会计准则的执行。

论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文化适应性——基于制度移植理论视角

中国新《企业会计准则》的颁布和实施实质上是正式制度的国际移植,它必须与以文化为主体的非正式制度实现协同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中国传统文化对有效实施新会计准则有显著不利影响,表现为不利于保持会计独立性、不能激励企业充分披露信息,阻碍会计职业能力的培养和降低会计监督的效果。因此,要保证会计准则的实施效果,必须注重以文化为依托的制度环境的配套性和适应性建设,注重非正式规则的完善和价值观的转变,从世界范围、国家范围和企业范围三个空间层次构建适应会计国际趋同的文化环境。

会计准则与会计信息质量研究

作为会计信息的一种管制,会计准则对于会计信息的影响无庸置疑。高质量的会计准则是高质量会计信息的必要非充分条件。不同的经济因素要求不同的会计信息质量,而不同的会计信息质量又形成了不同的准则建构。建立我国高质量的会计准则,应明确会计准则的性质并贯穿于准则的制定之中,准则的制定应关注经济后果并坚持公平与效率兼顾,准则的推行应有高效率的执行机制作为保障。

透视国际趋同背景下的欧盟等效会计标准认可

欧盟坚持等效的理念并积极推行"等效会计标准"认可,是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和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实际情况做出的理性选择。欧盟已经把美国、日本和加拿大三国列作等效会计标准候选国。我国内地与香港会计准则实现等效有利于今后与欧盟、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开展会计准则等效工作。我国应坚持"趋同是第一步,等效才是目标"的理念,积极推进我国会计准则国际等效,并力争早日成为欧盟的第四个等效标准候选国家。

论会计准则的实施与激励性管制

介绍了欧洲会计准则实施的经验和做法 ,归纳中国转轨经济下会计准则实施现状 ,依据会计准则实施激励的理论基础 ,提出会计准则实施激励性管制这一创新思路 。

贵州矿产资源开发中的生态补偿机制

矿产资源开发的生态补偿问题,是"工业强省"战略的重要机制。由于现行生态补偿政策和机制不完整,环境利益及其相关经济利益在保护者、破坏者、受益者和受害者之间分配不公平。目前中国还没有一项真正以生态补偿为目的的政策设计。虽然如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矿产资源税及补偿费等政策涉及到保护和恢复生态环境的相关内容,但它们被制定出来并非为生态补偿,因此没有直接的生态补偿效益。尤其像贵州这样矿产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没有相应的生态补偿机制,将会带来更多破坏性开采。构建贵州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制度需要明确生态补偿的主体与补偿对象,确定补偿方式、补偿标准及运作模式。其中生态补偿成本核算与补偿标准的确定具有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