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替天行道”——《水浒传》的思想倾向新探(一)

梁山起义并不是农民(或市民、游民)起义,而是由社会各阶层人士广泛参加的人民起义。梁山起义的性质并不是通常所说的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包括社会各阶层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以"替天行道"思想为指导的,以武装斗争为手段的政治斗争。斗争的实质是"护道"。"替天行道"就是替天行"仁"、替天行"义"、替天行"礼",就是要建立一个理想的"王道"社会。梁山起义的性质说明在中国古代社会(自周秦以至近代)中,贯穿始终的矛盾斗争并不是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人民大众为实现理想的王道——礼制社会与专制统治者背离"王道"、背弃"礼义"而进行的道义斗争。《水浒传》则是"志于道"的知识分子用小说(稗史)形式,弘扬孔子《春秋》精神,"替天行道"的艺术结晶。

从“替天行道”到“以情悟道”——二论《红楼梦》的创作主旨

《红楼梦》的作者,同样是一位"不得其位而又不甘寂寞"的"志于道"者。"有命无运"是作者对甄英莲的同情,也是对自己一生的叹息。《红楼梦》的主旨是"以情悟道",因为《红楼梦》的作者旨在借石头的爱情与生活经历,表达自己"不得其位却又不甘寂寞的‘志于道’者的伟大情怀"。然而,时代变了。《红楼梦》的时代与孔子的时代不同,与施耐庵的时代亦有所不同。这种改变反映到《红楼梦》中表现为作者把"怀才不遇"的愤懑变成了"无才补天"的自嘲,把"替天行道"的呐喊变成了"以情悟道"的警世。从明末清初的社会文化思潮、科举制度、文学潮流以及满清政府的文化专制——文字狱等几个方面来看,这种改变反映着时代发展的必然。

“知其二千余纸,只是一篇文字”──试绎《水浒传》的整体结构逻辑

《水浒传》作者在聚合民间流传的水浒故事时，巧妙地赋予了它们以相互关联的整体结构张力：其结构外部有“天降魔星，替天行道”来统摄，局部和整体之间则有“官逼民反，赴聚梁山”来贯通，内里局部之间还有“义气为重，忠心为本”来勾联。因此，只有从外到内把握了这种结构张力，才能窥测《水浒传》作者的艺术结构匠心。

从“忠义”说到“替天行道”

本文论述了《水浒传》中经常出现的两个概念——“忠义”、“替天行道”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其演变,并分析了这两个概念的本质。

元代水浒戏与《水浒传》诗性结构的先期发育

在“水浒文学”发育史上,元代水浒杂剧把《宣和遗事》“反叛”与“忠义”之间的外在矛盾对立内化为宋江的身世、行迹及性格特征,对《宣和遗事》一带而过的梁山泊及好汉群象从故事情节及思想意蕴方面做了创造性的拓展,还提炼出了“替天行道”这一体现元代下层民众之政治文化理想的哲学理念,这一作品群是中国文学谱系当中一个有着自组织系统的文学现象,是《水浒传》先在诗性结构历时发育过程中有着特殊重要地位的阶段。

《水浒传》“替天行道”论

《水浒传》主题研究近世影响较大的观点主要有"逼上梁山"和"忠义"等说,其实皆不甚合于本书实际。比较诸说,书中作为梁山旗号的"替天行道",实远过于那可以有多解的"逼"字和前后不易贯通的"忠义",应是作者留给我们把握一书主旨的窍门与钥匙。《水浒传》"替天行道"的远源是我国上古盛行的天道观念。其以"替天行道"为主旨,包括有丰富复杂的思想内涵,同时也对全书的艺术形式形成极大的规约。

中国特色管理学理论:从哪里来,向何处去

特色的独特与理论的普适并非一对矛盾,这是一种继承和超越的关系。中国人的理论观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种理论的来源并非人类的主观臆造,而是存在于这个客观世界本身之中,人类是理论的发现者而非创造者,即“天垂象,圣人则之”。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理论本质是法天则地而施行于人,所以它是替天行道而天人合一的知行合一。

王道乌托邦:《水浒传》的替天行道思想

王道思想是士人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富有王道乐土色彩的梁山政权与腐朽没落的赵宋王朝形成鲜明的对照,梁山小天下允符了人们基本权力追求的需要,人民的复仇诉求与反抗欲望只有到《水浒传》中才得到酣畅淋漓的释放。世俗功名心的作祟,葬送了作者所精心构筑的王道图景,王道思想之于《水浒传》,还只是一种观念乌托邦,梁山英雄的集体毁灭抒写了一曲王道思想的哀歌。

基于“狂欢”的颠覆与重建——《水浒传》“替天行道”思想渊源及内涵再探

"替天行道"在《水浒传》中有着不同一般的意义体现。《水浒传》作者对"天"的理解应宗于墨家的"天罚"和"非命"思想,而"道"则是对理想世界的重新建构,这是墨侠思想在民间的流落和渗透。《水浒传》中的"替天行道"思想,不自觉地体现了巴赫金所说的"狂欢"世界的精神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