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民本观念走向官贵事实的历史反思

中国传统社会的民本观念源自尧舜时代,到战国时期得到了理论上的系统表达和论证。在民本观念流行的同时,官贵观念也开始萌生,并自秦代始逐渐取代民本观念成为中国两千多年皇权专制主义时代实际流行的观念和社会生活的现实。官贵观念的产生虽然具有某种历史必然性,却存在着诸多弊端并导致了许多负面效应和不良社会影响。导致民本观念向官贵事实转变的根本原因是民本观念本身有问题:传统社会的以民为本是一种统治的手段而不是追求的目的,是在封建等级制下君主的以民为本,而不是人人平等意义上的以民为本;在任何制度下统治者都可能宣扬以民为本,但同时也可以在事实上以官为贵;它只是在道义上要求君主应当以人民为本,但缺乏法制保障。现代中国确立了人民主体地位,人民幸福是社会管理的最终目的,官本位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从官贵观念转向现代以民为本观念、健全民主政治,还必须将权力置于法律规范之下。

“负志”之罪与秦之立法精神

秦代法令中的"负志"表示怀有志向或坚守节操,"负志"之人试图与当政者保持距离而拒绝入仕,因而受到法律的惩罚。法家是君主专制制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们利用人性的弱点为专制君主服务,以"富国强兵"的名义无视个人的权益,甚至蔑视个人的人格,秦代相关律令正是法家思想的集中体现。

浅谈领导干部的政绩观

正确的政绩观是领导干部创造政绩,造福民众的前提,也是克服不良政绩观的思想基础。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的本质就是要解决为谁创政绩,创什么样的政绩,怎样创政绩,以及如何考评政绩的问题。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必须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正确政绩的科学内涵;这既要靠领导干部自身加强学习和党性锻炼,更离不开党组织的教育、引导、管理和监督。

唐代商人入仕析论

秉承传统的四民分业与重本抑末思想,唐朝政策律令禁止商人入仕。然而,有唐一代商人入仕前后不断,成为显著的社会现象。这一现象的形成,一方面是唐政府注重商品经济的发展,实行扶商政策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商人为提高自身社会地位,努力寻求政治出路的结果。而唐朝官僚制度的缺失、科举制对身份限制的弱化、地方势力的增长等因素,无疑也助长了商人入仕现象。唐代商人入仕,一定程度上冲破了传统社会士商之间的界限,对当时的政治生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唐代商人入仕途径考析

唐代商人入仕与前代相比较不仅数量增多,而且入仕多门。唐前期商人入仕途径主要有捐献财物、出任"斜封官"、以捉钱令史入仕、告密及受人提携而入仕;唐后期商人则可以通过"私觌官"制、朝廷卖官令、军功、科举、方镇辟署以及贿赂等手段跻身仕途。唐代商人入仕途径的演变既反映了唐代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又彰显了他们不同于其他阶层的入仕特色。

唐代入仕商人任职考析

尽管唐代依然秉承"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的原则,但商人及其子弟总能利用唐廷或制度内或制度外的各种罅隙,渐渐侵入到唐代官僚体系的机体之中,并使某些制度在缓慢地发生改变。从整体而言,唐代入仕商人所任官职由前期的非正员官、低级品官逐渐向后期的正员职事官、高级品官转化,唐王朝就在包括商人入仕的多种腐蚀剂的作用下走向了不归之路。

布衣入仕与中国君主专制政体变迁

中国君主专制政体的建立与发展,与布衣入仕制度密切相关,这种相关性主要体现在官僚体制上。作为一种精英录用制度,布衣入仕制度是官僚体制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从外部为官僚体制提供人员支持,保证官僚体制的"新陈代谢"。官僚体制基本上从两个方面影响君主专制政体:一是抗衡贵族政治势力对君权的分割,进而实现君主集权专制;二是通过建立"士人政府"实施"文治"政策,以达到统治长久。这两个方面均离不开布衣入仕。在中国君主专制政体发展过程中,布衣入仕制度也会发生异化,导致官僚的贵族化,而这又会给君主专制政体造成动荡或变态。

潘岳《闲居赋》是“高情千古”吗?

潘岳《闲居赋》被元好问评为"高情千古"之作,认为它表现出潘岳淡泊名利的高逸情怀,这是不准确的。赋中潘岳八次用"拙"形容自己,描述闲居环境时流露出对统治者的歌颂,名为"闲居",实则流露出潘岳对名利的追求和对官场的留恋,入仕态度相当明显。元好问却认为《闲居赋》是"失真"之作,这种判断失之稳妥。

门阀士族的入仕途径与门阀制度的盛衰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门阀制度影响深远,此历史阶段,门阀士族入仕途径的变迁记载了门阀制度的盛衰历程。"九品中正制"与"科举制"是这段历史时期门阀士族进入仕途的两大主要途径,这两种入仕途径与门阀制度的盛衰存在重要关系。

魏晋九品官人法之上品的演变与起家官制度

由于社会的变迁和政治制度的嬗变,魏晋时期九品官人法之上品的含义有一个演变过程--在曹魏和西晋前期,它指一品至三品;在西晋后期和东晋南朝,它指一品和二品。在晋惠帝元康中期,政府出台了"以二品系资"的规定,即清显官职需要由乡品二品者出任。此后三品逐渐被挤出上品的行列,只有二品以上才属于上品。"灼然二品""二品之精""灼然""门第二品""二品才堪"等并不是二品的别称。在曹魏和西晋,门第高低不同的士族也并没有同列二品。门第高者其乡品相应就高,其起家官品相应也高;门第低者其乡品相应就低,其起家官品相应也低。士族的门第、乡品与起家官品三者基本一致,这才是当时基本的社会规则与制度规定。

孟子士入仕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孟子深刻揭示了士入仕的核心内涵与伦理规范,将政治与伦理紧密相连。他认为士入仕是一种君子之事,是在一定政治环境中能够从仁义之道的志业。并且,孟子将士阶层及其入仕的伦理规范归结为士的人格、士志于道、士的道德责任三个层面。孟子认为,士的人格是以保持自身尊严的大丈夫为目标的;士志于仁义之道,以弘道为己任;士的道德责任是致内心而生发出来的关怀天下的良心。孟子的思想也具有当代价值,继承和发展孟子士入仕的思想,对于当今有志于从政的知识分子来说,将有所裨益。

浅析明清两淮盐商的“入仕”情结

以扬州徽州籍盐商为代表的明清两淮盐商在我国历史上曾创造过惊人的辉煌,他们以其"儒商"的气质为世人所关注。其灵魂深处,有极其强烈的"入仕"情结。本文拟对其"入仕"情结背后的深层因素加以探讨,试图从其"入仕"情结的产生原因、表现、发展、以及影响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期对明清两淮盐商的"入仕"情结有较清晰的认识。

唐代送“明府”诗歌与唐代县令

"明府"在唐代是县令的俗称,多出现在诗歌和笔记小说中。《全唐诗》中题目出现"明府"的诗歌有360余首,而送"明府"诗歌有近百首。作为送别诗的一个组成部分,送"明府"诗多反映当时文人团体之间的关系及地位,有对送别"明府"的祝福、夸赞的应制之作;也有对即将远赴当时偏远地区的"明府"的宽慰、鼓励和同情。文章通过分析唐代送"明府"诗,进而窥探唐代县令的等级、政事、仕途以及秩满或退休后的情况,也可以看出唐代酬赠、送别诗歌的一些特点。

进不欣,退不戚——从《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看张养浩

张养浩的散曲,看似与同时代的其他作者的作品没有什么区别,多为抒发隐居后的闲适,仔细琢磨就会发现其作品中蕴涵有丰富的宗教、社会、文化的内涵。散曲表面上所看到的是对个体生命的实存性焦虑,但在遁世、避世、修身之外,几乎可于时时处处看到他对现实政治的制度性焦虑,而天性耿直的他,心底无私,面对进与退,他都能坦然处之,进不欣,退不戚。从张养浩的散曲中可以品味到他崇高的人格美。

驳老子消极避世思想

一直以来,有人片面认为老子思想是消极颓废、逃避人世的,而没有看到他关注社会纷争、关怀人民幸福安宁的积极入世思想。误解的标准主要在于老子是否积极关注社会人事,"自然无为"是否就是无所事事之意。从这两个角度入手,通过仔细阅读文本分析老子思想真正含义,驳斥误区,证明《老子》是一门以"自然""无为"为核心观念的政治哲学,具有很强入世精神和人世关怀。

宋代基层文官的初仕履历——以《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为中心

近年面世的《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所收文书完整且清晰,为深入研究宋代文官选任、考课等问题提供了可能。通过选取徐谓礼从入仕到初任满替这一阶段的文书为考察对象,结合传世资料中的记载,可以了解宋代基层文官初仕阶段的经历及官方的相关规定。名臣之子徐谓礼因父荫入仕,越过选人,径为京官,并授监当差遣。其待缺期间的印纸批书,既说明宋代印纸批书与差遣相关联,也说明宋代考课在官员待缺候任期间就已启动。从到任至初任满替阶段,徐谓礼虽乏善可陈,但无功无过,平稳度过初任。这也反映了宋代一般基层文官的生存状态。徐谓礼的个案虽有其特殊性,但亦为了解宋代,特别是南宋晚期基层文官群体的仕进之路提供了借鉴。

勤俭信智与读书入仕:唐宋“富民”品质特征略论

唐宋以来的民众在致富过程中,或勤奋节俭,或才智出众,或仁信于人,也有将众多品质兼而备之者,可谓各有其特长。富民要"保富",往往也需要勤劳经营,节俭持家,施展智慧,广行仁义,而一旦丧失这些品质,就会逐步走向衰败。使富民得以崛起的诸要素与品质中,以契合经济规律之勤、俭、信、智等品质最为重要。富民致富,与其仁义与否即道德水平之高下并无直接之相关性。富民热心于读书应举,以实现其经济目的,成为"保富"的重要手段,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读书可获得致富的基本品质与专业技能,二是入仕后可免除部分赋役,并谋取其他各种附带的经济利益。同时也须看到,人们读书入仕,并不意味着一定就能取得或保持优越的经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