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SCP分析框架

为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借助SCP(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分析框架,构建了环境规制、市场结构、企业行为以及企业绩效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以重污染企业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下结构、行为和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环境规制能够对市场结构、企业行为和企业绩效产生影响,但在环境规制的作用下,市场结构与企业行为之间、企业行为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影响并不显著。

重污染企业亲社会性表现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研究

本文以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的重污染企业为研究样本,分析了重污染企业亲社会行为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企业融资约束在企业亲社会行为和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发现,重污染企业的亲社会行为能够显著地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并且验证了企业融资约束在其中所起到的中介作用。企业的亲社会行为帮助企业改善了企业形象,进而影响到利益相关者并降低了企业的融资约束,促进企业更好地融资,提升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有助于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此外,研究又进一步基于产权性质、地理位置等一系列因素进行了分析。本文丰富了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并为重污染行业企业如何进行高质量转型、提升发展质量提供了实证依据和更多的思路及建议。

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影响研究

论文以2012年的《绿色信贷指引》为准自然实验,采用2006-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显著抑制了重污染企业的投融资行为。异质性检验分析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高全要素生产率、国有、大规模、资本密集型、高固定资产占比和西部地区企业的投融资抑制作用更强。进一步分析表明,改进的绿色信贷政策效果更好,对重污染企业投融资行为的负面影响更小。论文为绿色信贷政策的改进提供了新的视角。

公众参与下的企业环境行为演化研究

公众参与对环境治理非常重要并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本文采用演化博弈理论方法,建立了公众与排污企业行为交互过程的演化模型,用数值仿真展示了决策参数的不同取值和初始条件的改变对演化结果的影响。研究发现,公众参与下的企业环境行为路径演化系统既可以向良好状态演化,也可以"锁定"于不良状态;通过调节模型中的参数可以跳出不良"锁定"状态。本文的分析和结果可以为环境治理提供相应的参考。

企业环境污染治理中的三方博弈

企业环境污染问题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企业是否顺从环境规制不仅受到来自政府的压力,还受环境NGO监管,是否顺从规制的决策是政府、环境NGO和企业三方博弈的结果。文章通过构建三方博弈模型,对三方在企业环境污染治理中的利益关系进行均衡分析。结果表明:政府罚金对企业的规制效果优于政府补贴,且高罚金和高补贴并存的制度会降低企业顺从规制的积极性;环境NGO的监督力度对政府检查概率有影响,但并不直接影响企业的顺从概率。因此,制定合理的惩罚与奖励机制、大力支持环境NGO的发展、激励企业技术创新,才能有效规制企业环境行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太湖流域印染业企业环境行为分析

在分析企业环境行为类型及决策机制的基础上，认为内外环境因素的综合作用促成了企业环境行 为的发生．据此，通过相关性和主成分分析对太湖流域印染企业环境行为影响因素进行选择，并构建了环 境行为决策数量模型，结果表明：私营合资企业环保投入水平高于国有集体企业；中型企业环保投入高于小 型企业，此外，企业环境行为演变也受政府和经济环境制约．最后提出了优化企业环境行为的对策，即加快 企业改制，强化用地供应管理，改革排污费制度以及规划产业布局．

基于微分博弈的绿色信贷与水污染控制反馈策略研究

基于微分博弈理论,考虑河流中累积污染量变化的影响,构建基于连续时间的银行与企业的微分博弈模型,得出动态框架下银行和企业不断协调和相互适应的反馈纳什均衡解,并给出河流污染物在绿色信贷政策下随时间变化的动态方程,通过数值仿真研究发现:企业污染物的产量与银行利率奖惩系数负相关;银行绿色信贷规模与企业减排努力正相关、与其自身运营成本负相关、与银行的奖励损失系数正相关、与政府对企业排污控制的激励正相关;采用绿色信贷政策和政府奖惩政策,可使得污染控制效果更为明显。

重污染企业环境行为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重污染企业是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主体,同时也是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其积极的环境行为是促进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通过明确企业环境行为的内涵,以重污染企业为调查对象,从文献研究中提炼出影响重污染企业环境行为的因素,利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市场结构、企业治理结构、企业管理认知和企业财务状况5个因素会对重污染企业环境行为产生影响,而企业存续时间、企业规模和市场及公众压力3个影响因素未通过假设检验。最后针对如何进一步强化重污染企业环境行为,从政府和企业两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基于企业污染行为视角的网络舆情危机演化研究——以环境事件为例

网络舆情和环境保护等是诱发企业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有关企业污染行为诱发网络舆情危机形成机理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以2011年社会普遍关注的环境污染事件为例,通过实证方法和演化理论对企业行为诱导的媒体报道行为进行了分析,然后对企业行为诱发的网众网络舆情传播行为进行了研究,分析了企业行为导致的环境网络舆情危机形成的原因。

基于“生态经济人”的企业利益性排污治理行为博弈分析

大量污染物排放是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并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深化呈现出日益恶化的趋势。本文认为,“经济人”企业对经济利益的贪欲是这一问题的根源所在,故在评价“经济人”的基础上,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现实基础,提出了“生态经济人”假设,并应用博弈方法,分别对“经济人”和“生态经济人”两种假设下的企业利益性排污行为进行分析。通过比较,本文认为“生态经济人”更能有效地解决企业的排污行为,从而在理论上对现有排污问题的研究进行有益补充,同时也为排污治理问题的解决探索一条新的路径。

企业低碳意识对低碳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意识—情境—行为”视角

在环境形势严峻的大背景下,企业实现低碳化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其中企业低碳意识以及行为的实践情况值得关注。基于'态度—情境—行为'理论和合法性理论,通过调查2011—2016年中国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216家上市公司数据,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低碳意识对低碳行为的影响机理,以及外部情境变量(组织合法性)在意识—行为关系中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企业低碳意识对低碳行为存在正相关关系,在非国有样本中显著,而且低碳意识对柔性低碳行为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而组织合法性在意识—柔性低碳行为关系中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

科技型企业TMT垂直对差异、行为整合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基于群体决策理论和关系人口背景的双重视角下,构建了本研究的理论模型,探讨了科技型企业高管团队(TMT)垂直对差异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并引入行为整合作为调节变量,根据内外两个维度,分为内部行为整合和外部行为整合分别探讨其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科技型企业TMT年龄、教育和任期垂直对差异与创新绩效正相关,内部行为整合和外部行为整合都能够正向调节此关系,并且内部行为整合比外部行为整合的调节作用更强。

科技型企业高管团队自反性、行为整合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研究

构建了科技型企业高管团队自反性、行为整合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研究模型,面向科技型企业高管团队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搜集数据,以46个团队413份有效问卷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科技型企业高管团队自反性对科技型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科技型企业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中的开放沟通和团队合作对科技型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决策参与只对技术创新具有正向预测作用;科技型企业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在科技型企业高管团队自反性和科技型企业创新绩效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雇佣保障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组织支持感的中介作用

通过问卷调查采集我国生产制造型企业员工的相关数据,利用相关分析和层级回归分析,研究雇佣保障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尤其是研究员工的组织支持感在其间的中介作用。实证结果表明,雇佣保障与员工创新行为显著正相关,且雇佣保障部分地通过员工的组织支持感而对员工创新行为形成影响。

空气污染对企业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产权性质的中介效应

空气污染等环境问题频繁发生,使得企业的外部制度环境发生重大变化。重污染企业的环境治理行为既取决于外部制度因素的驱动,同时也受企业内部产权性质的深刻影响。以沪深A股377家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空气污染、产权性质与企业环境治理行为的关系,研究发现,空气污染程度与重污染企业环境治理行为显著正相关,即企业所在地空气污染越严重,重污染企业环境治理力度越大;产权性质在空气污染程度与重污染企业环境治理行为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研究结论为我国进一步完善重污染企业环境治理行为的驱动机制提供了实证依据。

组织创新氛围对员工创新意愿的作用机制——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企业为样本

从计划行为理论视角,探讨组织创新氛围与员工创新意愿间的作用机制,并采用来自国内知识密集型服务业426名员工的调查问卷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①组织创新氛围对员工创新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②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在组织创新氛围与员工创新意愿关系中起中介作用;③进一步通过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分析发现,工作—能力匹配度高的员工更倾向于在组织创新氛围的感召下形成积极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进而激发其创新意愿。该研究结论不仅丰富和拓展了计划行为理论在服务创新领域的应用,还为管理者有效激发员工创新意愿提供了重要决策依据。

企业董事会并购决策行为分析

互联网革命、3D打印技术和"大数据"处理等新技术革命从技术层面引发了全球第六次并购浪潮,中国企业逐渐成为了全球并购市场的重要角色。企业能否通过并购交易取得良好的并购绩效进而做强、做大,关键在于企业决策层能否系统地分析自身的主观、客观因素进行理性的并购决策,如果决策的非理性成分增多,则会增加企业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本文认为,个体决策行为中的"自大效应"、"禀赋效应"和"处置效应"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董事会集体决策过程中,文章分析了董事会的结构对这种转化的影响。此外,通过分析多数决定原则的合理性,确定了董事会决策行为的六个变量,即并购主体的主动性、交易方式、产业相关性、溢价比、时间跨度、主体的并购决策经验,刻画企业并购决策行为,并通过这些变量来确定企业并购行为的特征,最后以三一重工并购德国工程机械巨头普茨迈斯特为案例进行分析。

法律服务能否促进我国制造业企业出口?

利用世界银行提供的中国微观企业调查数据,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研究法律服务(以律师服务衡量)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行为(包括出口选择和出口概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法律服务对出口的影响表现为"倒U型+U型",即我国法律服务数量的增长对企业的出口先是具有正向影响,达到第一个临界值后则表现为负向影响,而达到第二个临界点后又表现为正向影响;法律服务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对东部地区的影响显著,而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目前,我国法律服务质量本身决定了其对企业出口影响的方向,低质量的法律服务增长并不能促进企业出口,只有高质量的法律服务增长才能促进企业出口增长。应加大律师教育培训力度,并在"互联网+法律"视阀下创新法律服务方式方法,推进法律服务转型升级,进而促进制造业企业出口的转型升级。

企业大气污染防治的行为逻辑及其补偿探析

中国大气污染防治是政策驱动行为,企业在大气污染物减排中一直处于被动地位,未能发挥其主体地位作用。还原企业主体地位是建立企业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机制的关键。文章通过对中国企业大气污染防治动力不足的原因进行分析,探讨企业大气污染防治的利益取向与行为逻辑,并建立大气污染防治补偿机制,以驱动企业减排,进而达到激励企业主动进行大气污染防治的目标。大气污染防治可以采取财政转移支付、税费优惠、发放排污权和押金退款制度政府补偿方式;也可以采取排污权交易与一对一交易市场补偿方式。

无公害与普通农产品生产中农户行为差异分析

通过对江苏省农户随机抽样调查数据分析,研究无公害与普通农产品生产中农户生产行为的差异,并分析了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除农家肥使用量显著增加外,无公害农产品生产中农药使用量与普通农产品没有显著区别,绝大部分无公害农产品的化肥使用量也没有显著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