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税环境信息新增如何影响企业实际税负和税费成本?——基于环境保护税改革的实证研究

中国税制改革日益重视纳税人涉税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随着税务机关掌握更多的纳税人涉税环境信息,企业实际税负和税费成本将会受到什么影响?本文以2014—2020年上市公司为样本,以2018年环境保护税改革为政策冲击,研究涉税环境信息新增对企业实际税负和税费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涉税环境信息新增显著降低了企业实际税负和税费成本。异质性分析发现,涉税环境信息新增对国有企业实际税负和非国有企业税费成本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涉税环境信息新增显著提高了企业的所得税和流转税成本,降低了环境保护税成本。机制分析发现,企业研发投入是涉税环境信息新增影响企业实际税负和税费成本的机制变量,该机制变量从减少企业实际缴纳税费和扩大生产规模两方面降低企业实际税负和税费成本。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持续推进环境保护税改革提供了实证依据。

控股股东财务资助与企业价值创造——基于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重申“两个毫不动摇”,为民营企业价值创造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而融资方式是影响企业价值的重要因素之一。控股股东财务资助凭借其融资成本低、内部风险可控等优势,成为民营企业融资新渠道。以2007—2021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控股股东财务资助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控股股东财务资助对企业价值创造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控股股东财务资助通过降低税收负担激发企业价值创造。异质性分析表明,控股股东财务资助对企业价值创造的促进作用随着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而增强,且对小规模企业的影响更加明显。研究既丰富了控股股东财务资助的经济后果及企业价值创造影响因素方面的文献,又为相关部门制定政策制度提供参考以及民营上市公司有效融资提供了理论依据。

税收信息化建设与企业税收负担:基于金税三期的准自然实验

基于金税三期政策试点推广所引起的准自然实验,利用2009—2018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以带有调节效应的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金税三期对企业税收负担的政策效应。结果表明,税收信息化建设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税收负担,通过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金税三期降低企业税负的效应还受到企业规模影响,企业规模越小,税收信息化带来的降低税负的政策效应更明显。该政策效应亦存在区域特征依赖性,在东部与中部地区政策效应显著,但西部与东北部地区并不显著。金税三期工程较好解决了税收信息化建设与降低企业税负之间的冲突,这一结论也有助于正确认识信息化建设与降低企业税收负担之间的关系。

税负加重是否会影响企业金融资产配置?

基于2006—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分析了税负加重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税负加重会促进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行为,这一促进效应对高技术企业和战略激进型企业更为显著;因税负加重而引发的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提高了企业金融错配程度和股价崩盘风险。鉴于此,政府应持续释放减税降费红利,助力企业融资纾困,约束企业过度金融化行为,以推动企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财政省直管县”改革的准自然实验

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重要影响,值得深入探讨。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将“财政省直管县”改革视为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的准自然实验,从企业税收负担和资源配置维度考察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相较于没有实行“财政省直管县”改革的地区,经历“财政省直管县”改革的地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显著降低。究其原因,改革的实际税负渠道带来的负面影响大于资源配置渠道带来的正面影响,初始税收负担较重或资源错配程度较高的区域所受影响更为显著。基于上述结论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启示。研究结果丰富了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对微观企业影响的研究,对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减税能够促进小微企业吸纳就业吗——基于中国小微企业调查数据(CMES)的实证研究

在国家把就业问题放在“六稳”、“六保”工作之首的背景下,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措施,但减税是否能真正促进小微企业吸纳就业?基于中国小微企业调查数据库(CMES)构建实证模型,分析小微企业税收负担对于其吸纳就业能力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小微企业税收负担与其吸纳就业能力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并基于企业规模、企业行业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减税对于规模相对较大的小微企业与处于第二产业的小微企业的就业效应更为明显。文章对以减税促进小微企业吸纳就业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减税降费背景下企业税负研究——基于白酒制造业的实证分析

当前阶段,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助推企业降低税收成本,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白酒制造业2007年至2022年的企业数据,实证分析了白酒制造业的企业税负状况和行业税负状况。研究发现:白酒制造业企业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相对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企业总体税负较高;减税降费背景下,白酒制造业行业总体税负和行业所得税税负未见明显变化,行业消费税税负呈上升趋势,行业增值税税负呈下降趋势;与其他酒类制造业相比,无论是总体税负,还是单个主体税种的税负,白酒制造业的行业税负均较高。研究结果对如何利用税收杠杆以推进白酒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政策启示意义。

金融发展、税收中性与企业税负

“十四五”规划指出要健全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财税金融制度。本文关注税收中性和税收稳定器在微观企业的实践和表现,以阐述和论证金融发展对企业实际税收负担的影响机制。基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引入金融发展和企业投资成本的概念,进行理论分析发现,在中国经济的实际特征下,随着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地方政府通过降低企业的实际税率来扩大企业产出,从而推动社会福利最优化。经验证据表明,较高金融发展水平使企业融资成本降低,鼓励企业选择债务融资机制,有利于降低企业投资成本,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利润。这也有利于地方政府增加税收收入,缓解财政压力,并进一步降低企业税负,从而再次推动企业产出的扩大。研究结果表明,当金融发展水平提高10%,该地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和总体税负的实际税率将分别减少1.59%、0.76%、1.02%。本文的结论可为壮大市场主体、提升政府宏观治理能力以及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提供参考和建议。

面向中小微企业实行减税降费政策探究

中小微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刺激经济活跃性并推动中小微型企业迅速健康成长,我国采取了减税降费政策。随着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中小微企业得到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为激发市场活力、缓解就业矛盾做出了贡献。文章通过分析减税降费政策对中小微企业成长的影响和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高效落实国家政策、增强中小微企业发展活力提出了对策建议。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目标约束与企业技术复杂度

立足于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征管目标责任制,考察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目标约束对企业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并结合中国地级市层面数据和微观工业企业层面技术复杂度数据,实证检验其影响效果。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目标约束不利于企业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其内在机制在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目标约束增加了企业的税收负担,“挤出”了企业对于复杂技术的研发,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目标约束所引发的地区市场竞争尚未有效地激励企业复杂技术研发。进一步研究发现: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财政收入目标的“层层加码”不利于企业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目标对企业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效应还存在因产权而异、因规模而异、因技术密集型而异和因区域而异的特征。

税收负担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来自中国“专精特新”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当今数字与科技深度融合的背景下,数字经济将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企业数字化转型应运而生。基于2013~2022年A股上市的“专精特新”企业面板数据,实证研究税收负担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机制。研究表明,税收负担降低有助于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并且可以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和缓解融资约束的路径来传导。异质性分析发现,降低税收负担有助于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企业数字化转型,但对资源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时,降低企业流转税比降低所得税更能提高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

税收负担、融资约束与农业企业经营绩效

涉农企业对带动农业上下游产业链发展、提高农产品供给质量、提升农业附加值等意义重大,而涉农企业由于自身的弱质性,面临着较大的内外部融资压力,对经营绩效水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财税支持政策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以A股农业上市公司2012—2022年面板数据为样本,从税收负担的角度分析其对农业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效应和融资约束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结果显示:总体税负和所得税税负对农业上市公司总体经营绩效呈显著负相关,增值税税负与经营绩效之间没有显著性,总体税负主要通过融资约束影响经营绩效。建议扩大涉农税收优惠范围、完善农产品中间环节抵扣链条、丰富涉农税收优惠形式、提高政策针对性和倾斜性,降低农业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推动我国农业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企业税收负担、“五险一金”缴费率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我国企业税收负担及其承担的“五险一金”缴费率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门槛效应分析表明,在企业税收负担高于门槛值9.32%~10.05%区间、“五险一金”缴费率高于25.21%~26.82%区间时通过政策调节降低其占比有利于实现TFP水平的提升。在进行安慰剂检验、替换核心变量运算方法等检验后,结论依旧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所有制结构、规模、资本密集度和区域差异对研究结果有所影响。

企业税负与会计信息质量关系研究

以2015—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企业税负对会计信息质量的作用方向、作用机制与差异化作用效果。研究发现:降低企业税负可以显著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这一结论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降低企业税负能够通过减少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两条中介路径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纳税贡献高、审计任期短以及分析师关注度高的公司中,降低企业税负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作用更加明显。

中华老字号企业文化会降低公司税收规避程度吗?

企业文化是公司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对公司的内部治理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中华老字号企业文化对公司税收规避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非中华老字号企业,中华老字号企业具有更低的税收规避程度,这表明中华老字号深受其独特企业文化的影响,具有更低的避税意愿。机制检验表明,中华老字号企业文化通过提升管理者社会道德意识及削弱管理者风险偏好两个机制影响公司税收规避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华老字号企业文化与公司税收规避行为之间的负向关系在高管内部晋升、媒体关注度较高、地区市场化程度以及公司内部治理水平较低的公司中更为明显。本文通过考察以企业文化为代表的非正式制度对公司税收规避行为所产生的影响,拓展了企业文化与税收规避等领域的研究。

地方政府竞争、税收任务与税收超收——来自2008—2015年全国税收调查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8—2015年中国税收调查数据,探讨地方政府面临的税收任务对企业税收超收的影响。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当年的税收任务设定值越高,对企业的税收超收越严重;地方政府竞争越激烈,税收任务对企业税收超收的提升效应越弱。地区异质性分析表明,税收任务对企业税收超收的提升效应在完成税收任务的压力大、财政自给率高以及东、中部地区更显著;企业异质性分析表明,税收任务对税收超收的效应在内资企业、政治关联程度弱的企业、小微企业以及隶属于地方税务局征管的企业中更为明显。为此,应完善地方官员绩效考核制度、优化税收任务的编制方式,以提升企业税收激励作用。

生态创新会影响企业实际税负吗?

为了探究企业生态创新对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作用,本文从税收激励角度出发,将2010—2019年我国沪深股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通过搭建“生态创新-企业声誉-企业税负”理论框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企业生态创新对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机制,考查企业声誉在企业生态创新与企业实际税负之间发挥的中介作用,以及环境规制在企业生态创新与企业实际税负之间发挥的调节作用,并期望以此能够为我国政府引导、激励企业开展生态创新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开展生态创新能够显著降低企业实际税负,企业生态创新水平每提高1%,企业实际税负水平将下降1.13%,这一效应在制造业轻度、中度污染行业企业及其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2)企业开展生态创新有助于提高企业声誉,企业生态创新水平每提高1%,企业声誉水平将提高23.15%。企业声誉在企业生态创新与企业实际税负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引入企业声誉之后,企业开展生态创新将会使企业实际税负水平从1.13%下降为1.01%,企业声誉的中介效应占企业生态创新对企业实际税负总效应的比例为7.05%。3)环境规制在企业生态创新与企业实际税负之间发挥着负向调节作用。环境规制与企业生态创新的交互项系数为-0.5%,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环境规制强化了企业生态创新对企业实际税负的负向影响作用。

企业税负、绿色创新与工业企业价值创造

基于我国上市工业企业数据,探究了企业税负、绿色创新和企业价值之间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企业税负对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其中实质性绿色创新受到抑制的影响明显于策略性绿色创新,当税负增加时,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更容易表现出策略性,并且这种策略性短视行为会损害企业价值。进一步研究还发现,研发投入在企业税负对绿色创新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更容易产生策略性行为,研究结论为促进企业进行高质量的绿色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