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财政省直管县”改革的准自然实验

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重要影响,值得深入探讨。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将“财政省直管县”改革视为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的准自然实验,从企业税收负担和资源配置维度考察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相较于没有实行“财政省直管县”改革的地区,经历“财政省直管县”改革的地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显著降低。究其原因,改革的实际税负渠道带来的负面影响大于资源配置渠道带来的正面影响,初始税收负担较重或资源错配程度较高的区域所受影响更为显著。基于上述结论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启示。研究结果丰富了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对微观企业影响的研究,对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金融发展、税收中性与企业税负

“十四五”规划指出要健全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财税金融制度。本文关注税收中性和税收稳定器在微观企业的实践和表现,以阐述和论证金融发展对企业实际税收负担的影响机制。基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引入金融发展和企业投资成本的概念,进行理论分析发现,在中国经济的实际特征下,随着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地方政府通过降低企业的实际税率来扩大企业产出,从而推动社会福利最优化。经验证据表明,较高金融发展水平使企业融资成本降低,鼓励企业选择债务融资机制,有利于降低企业投资成本,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利润。这也有利于地方政府增加税收收入,缓解财政压力,并进一步降低企业税负,从而再次推动企业产出的扩大。研究结果表明,当金融发展水平提高10%,该地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和总体税负的实际税率将分别减少1.59%、0.76%、1.02%。本文的结论可为壮大市场主体、提升政府宏观治理能力以及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提供参考和建议。

企业税收负担、“五险一金”缴费率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我国企业税收负担及其承担的“五险一金”缴费率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门槛效应分析表明,在企业税收负担高于门槛值9.32%~10.05%区间、“五险一金”缴费率高于25.21%~26.82%区间时通过政策调节降低其占比有利于实现TFP水平的提升。在进行安慰剂检验、替换核心变量运算方法等检验后,结论依旧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所有制结构、规模、资本密集度和区域差异对研究结果有所影响。

我国小微企业税费负担及优惠政策的效应分析

研究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效果及政策效应,观察小微企业的税费负担,分析纳税人税负感的影响因素以及模拟各种优惠标准下的企业税负变化情况等。研究结论表明:小微企业具有减税空间,国家对其优惠政策需要落实;企业税负感会受到多种因素影响;流转税相对于所得税具有更大的减税空间等。根据分析结果,进一步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中国企业税负高低之谜:寻找合理的企业税负衡量标准

作者梳理了企业税负衡量标准的相关文献,运用微观经济学中的"死角损失"原理,观测中国近年来的广义宏观税费负担,发现其依然处于偏高的水平上。尤其对于贡献绝大部分税费的企业来说,整体税负过重的倾向并无根本改观,其中非公经济的税负更是连年超过国有企业。在对企业税负的衡量中,作者采用了世界银行的总税率指标进行国际比较,同时在对企业实际税费负担的计算中以上市及非上市公司为代表,测算了企业销售利润率与税利率之间的变动关系,进而阐述中国税制所存在的问题,据此提出针对性较强的政策建议。

浅析新企业所得税法对内外资企业产生的主要影响

2007年3月16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与原来的"两税"相比,新的企业所得税法体现了许多重要变化。本文就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变化对内外资企业产生的主要影响进行了剖析。

我国宏观税负抑制了企业投资增长吗?——基于不同注册类型企业的实证分析

2016年的"死亡税率"之辩让中国宏观税负水平以及高税负下的企业竞争力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采用2006—2015年中国除港澳台地区外的省级区域面板数据,分析宏观税负对不同注册类型企业(国有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和其他企业)投资增长率的影响,并以市场化指数为门槛变量分析其门槛效应,结果表明:宏观税负对企业投资的抑制效应并非是全局性的,而是限于以小微企业为主的个体私营企业;同时,宏观税负对个体私营企业投资的抑制效应具有门槛特征,通过提高区域市场化程度能够显著缓解这种抑制效应。因此,应进一步切实加大对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并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化改革。

我国与不同类型国家企业总税率比较与启示

作为以间接税为主体税的中高收入国家,我国的企业"总税率"高于以间接税为主和以直接税为主的OECD国家,且不但高于高收入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也高于中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企业"总税率"偏高,原因在于"劳动税税率"和"其他税税率"较高。我国税制结构由以间接税为主向以直接税为主转变,但不应通过增加企业的直接税来实现;要有效降低我国企业的"总税率",必须切实降低企业的"劳动税税率"和"其他税税率"。

增值税减税之“花落谁家”:分析与猜想

增值税的地位非其他任何一个税种可以比拟,因此其政策调整也备受关注。在我国增值税实践中出现两个“特有”现象,即理论与实践不一致,宏观层面大规模减税与微观企业获得感不一致。本文深入分析了两个“不一致”的原因,并对本次增值税税率调整的微观减负效应做了定量分析。分析发现,纳税人以“含税”价签订合同是产生两个“不一致”的重要原因,微观企业在本轮增值税税率下调中能否受益取决于多个因素,最终取决于市场竞争的结果。竞争机制复杂,也使得企业能否受益变得不确定。

增值税进项留抵下的增值税税率与企业资产配置优化

文章选取增值税进项留抵视角,考虑企业在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带来的税负效应和税收红利共享(或税负转嫁)效应下如何优化资产配置.税收红利共享(或税负转嫁)可影响以下价格组合:(i)不含(增值)税销售价格、购买价格;(ii)不含(增值)税销售价格、含(增值)税购买价格;(iii)含(增值)税销售价格、不含(增值)税购买价格;(iv)含(增值)税销售价格、购买价格.研究发现:1)销项税率下调:规模报酬递减下,企业会增多投资资本与劳动力,减少投资金融资产,否则相反;2)进项税率下调:情形(i)下,规模报酬递增且金融资产预期回报率低于附加税税率或规模报酬递减且金融资产预期回报率高于附加税税率下,企业会增多投资资本与劳动力,否则相反;情形(ii)∼(iv)下,规模报酬递减时,企业会减少投资资本与劳动力,增多投资金融资产,否则相反;3)增值税销、进项税率同时下调:情形(i)、(iii)下,规模报酬递增且金融资产预期回报率高于附加税税率时,企业会减少投资资本与劳动力,增多投资金融资产;规模报酬递减且金融资产预期回报率高于附加税税率时,企业会增多投资资本与劳动力.文章使用制造业等相关数据,模拟四种价格组合增值税税率与资产配置优化的关系以回证结论;文章也使用我国2016–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发现实证结果也回证了结论.而在我国规模报酬递减的现行国情下,文章也从企业微观行为说明下调增值税税率的原因.

小微企业减税难减负现象及其原因探究

本文以2009年实施的小微企业增值税减税为政策冲击,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究小微企业的减税效果。研究发现:存在减税难减负现象,即小微企业增值税减税能够有效减轻其流转税税负,但与之相伴随的是所得税税负和社保费用负担同步加重。综合结果是小微企业的总税费负担并没有显著变化,从而导致其减税获得感不明显。减税难减负的原因在于减税引起财政压力和存在征管空间:地方政府因减税导致的财政压力加大,会利用存在的企业所得税和社保费用征管空间,加强征管力度,导致企业所得税税负和社保费负担增加。财政压力和征管空间越大,企业所得税税负和社保费负担增加越明显。本文的研究能够为改善减税效果、进一步完善小微企业减税减负政策提供重要的决策参考。

企业税负及其不平等

本文从企业要素创造新价值能力所承担税收的角度定义企业税收负担率,并创新性地把收入不平等测度方法拓展应用于企业税负不平等测度问题上,进而从税负不平等这一新视角来解释“宏观低税负,企业高税负感”悖论。利用2007—2011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实证研究结果如下。(1)我国宏观税收负担率从2007年的18.67%上升到2011年的21.90%,但仍低于OECD等发达国家的水平。(2)我国企业税收负担率在行业、地区、所有制类型和企业规模等方面表现出显著异质性。从行业结构来看,烟草制品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等行业的税收负担率较高,而农业部门的税收负担率较低;从地区结构来看,东部地区相对发达省份的税收负担率较低,而中西部地区相对不发达省份的税收负担率较高;从所有制类型来看,国有企业的税收负担率较高,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的税收负担率较低。(3)我国企业税负存在苦乐不均现象。经济越发达的省份,企业税负不平等程度越严重。最后,本文指出解决企业税负不平等问题是“降成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减税降费的题中应有之义。

盈余管理、受托责任关系与企业总体税负——基于企业经济资源视角的面板数据分析

基于企业经济资源的视角,以我国逐步推行结构性减税政策为研究背景,在重述企业总体税负的基础上构建分析框架,以探讨盈余管理、受托责任关系对企业总体税负的影响。基于2001～2010年909组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分析显示,应计项目、真实活动的盈余管理显著影响企业总体税负,持有股票期权的管理层(经营权)与任何盈余管理期间的企业总体税负显著负相关,而国有控股(所有权)与单独进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期间的企业总体税负无关。研究证实,盈余管理手段有逐渐从应计项目转向真实活动的趋势,经营权对企业总体税负具有更强的操控性,这为税务部门的税收征管与决策提供了经验支持。

我国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税负比较研究——基于2005～2009年上规模企业数据

针对近期对我国"国企民企外企税负不均衡"的热议,本文以我国2005～2009年上规模企业的相关数据为基础,从总量及效率两方面出发,利用四个指标以扎实可靠的数据分析对我国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纳税地位以及总体税负水平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三类企业构成我国税源收入的主体,但所占比重及发展趋势各不相同;三类企业的总体税负水平的确存在差异,但差异程度并不显著;三类企业的资产纳税贡献率均出现了下降,资产产生税收的能力在不断弱化。

政企分配关系视角下企业税收负担的国际比较与启示

政府参与企业收入分配的主要形式是税收,企业利润税收负担率是反映这种分配关系的重要指标。近几年来,世界各国的企业利润税收负担率总体呈现下降态势,不同类型国家呈现经济越发达,企业利润税收负担率越低的总体特征,但不同收入水平国家之间差异较大,企业适用的最高边际税率对企业利润负担率的影响显著。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企业利润税收负担率一直偏高,需要理顺政府与企业分配关系,实行实质性减税政策。

高技术企业税费负担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减税降费政策的研究

企业作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其税费负担的优化及对创新绩效的贡献值得关注。通过选取2011-2020年我国高技术企业上市公司数据,探讨减税降费背景下企业税费负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可以发现:(1)降低高技术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税负和流转税税负、提高前期全要素生产率能够显著提高本期全要素生产率,社会保险费费负与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倒U型关系;(2)税费负担对全要素生产率不仅存在直接影响,而且通过研究开发支出、新增固定资产和人力资本回报传导;(3)社会保险费费负对高技术企业的影响效应在制造业和民营企业更为突出。这意味着,企业应充分重视减税降费对创新绩效的显著影响及其传导效应中不同媒介的作用;政府应区分高技术制造业与服务业、民营与非民营企业对税费的不同反应精准施策以促进企业创新发展。

企业税费负担问题研究及政策启示——基于对我国中部省份的调研分析

降成本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工作。阶段性总结降成本政策执行情况,反馈企业困难及需求是未来有的放矢开展降成本工作的必要保障。本文通过对我国中部省份的调研分析,从一个地区侧面展示了当前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过程中中央地方所采取的措施及成效,深入挖掘降成本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包括呼吁社会理性看待税收负担,充分发挥税收政策补短板的作用,适度降低社保缴费比例,合理使用税收优惠政策以及完善税收优惠截止后的政策衔接问题等。

建设创新型经济的宏观税负适度目标区间研究——基于非线性门限面板模型的检验

论述创新驱动经济战略中适度宏观税负研究的重要意义.根据我国1994-2012年省际数据,结合财政支出门限变量,利用门限面板模型分析宏观税负与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关系,并运用GMM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实证检验得出创新驱动经济增长下我国宏观税负的最优调控区间为14.89％-19.37％.在该区间内宏观税负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最小.最后根据实证结果得出目前我国宏观税负偏高,提出降低宏观税负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