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生成与实践审视

海洋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意义在于更新治理方式,推求具有风险预防意义的客观法秩序,以及反向推动案件范围的拓展。就海洋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实施而言,在类型维度,包括了秩序行政与服务行政、行政行为与事实行为;在空间维度,监督范围超越自然地理空间和行政区域界限;在功能维度,则会导致司法介入的功能重组,激发整序行政的展开,以及开拓法治化治理空间。然而,案件覆盖范围被不当切割、监督对象被不当限缩以及缺乏跨行政区域的专门性检察机关,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构成了海洋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实施之隐忧,应当对此提出完善方案。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行政机关“全面履职”标准的界定

行政机关“全面履职”标准的界定对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及维护国家与社会环境资源公共利益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法律与司法实践没有形成统一的“全面履职”概念与判断标准,应在结合当前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实践的特点与问题基础上,正确认定履职主体、合理划定职责范围、灵活确定履职期限、适度审查履职效果,从而为行政机关履行环境监管职责提供清晰的标准规范,更好地发挥检察监督作用,为法院的司法裁判活动提供判断依据,最终实现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目的。

无障碍环境建设行政公益诉讼的理论逻辑与优化进路

无障碍环境建设行政公益诉讼所指涉的公共利益呈现出鲜明的社会性、公共性特质,此特质对监督行政机关提出了现实要求,与行政公益诉讼的监督功能共同塑造了此类公益诉讼的制度机理。因此,应强化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监督行政机关履职的制度功能,以此破解无障碍环境建设因主体交错而存在的责任判别困境,亦需要通过类型化拓展受案范围的方式,分类别明确无障碍设施建设、信息交流、社会服务领域的重点工作,以保障日益多元的无障碍权益。此外,应考虑赋予残疾人联合会等主体以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并允许公民通过无障碍私益诉讼维护公共利益,以此回应“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立法吁求。

环境公益诉讼的角色解读与反思

环境公益诉讼实践面临着复杂的社会利益纠葛,主要涉及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公民和环保组织、法院、污染企业等诸多主体之间的博弈。受环境污染影响的一定地域的公民和所有环保组织具有原告资格,行政机关不应具有原告资格,检察机关在环境公益民事诉讼中也不具有原告资格,但在环境公益行政诉讼中应具有原告资格;法院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应该避免审前"碰头会",扮演好司法裁判者的角色;污染企业不应成为常规的被告,环境公益诉讼发展的重点应是环境公益行政诉讼。

论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之构建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具有规范行政权力、保护公民环境权、完善行政诉讼制度的价值;在我国构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已具备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观念基础、法律基础及司法基础。据此,应当着眼于现实国情,在立法上明确规定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同时,从拓宽原告资格、设定复议前置程序、引入禁令判决、以及设定律师强制代理等几方面着手细化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具体制度设计。

关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法律思考

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环境公益作为一种公共利益,已经在许多国家的法律中得到了认可和确认。通过对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概念与特点的分析,指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在我国建立的必要性,并通过对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在建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修改行政诉讼法时应规定环境公益诉讼的有关内容。

论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机制

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机制是一种广义的理解,是所有相关的生态环境损害救济制度集合。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确立,完善了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机制,但是这不意味着对传统环境损害行政救济的摈弃。生态环境损害救济兼以行政救济和民事救济途径。要强化行政救济,有效发挥责令改正型行政责任的弥补功能。协调好环境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关系,应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中构建多元化的争端解决机制。

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所面临的问题及其解决

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法律身份不是单纯的法律监督人、公益代表人、原告人或诉讼代理人,而是公诉人。检察机关对公共利益的反映存在诸多局限,应从制度内参与和制度外参与两方面加以克服。要真正有效发挥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现实作用,从制度环境上必须坚持检察独立,并考虑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限度。

浅谈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基于环境权理论的发展和环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却得不到保护的现实,我国应该构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通过借鉴不同国家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并结合我国的国情,我国应该在实体法上进一步明确环境诉讼权利,并通过修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拓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范围,在环境基本法中具体确定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主体,同时应将环境抽象行政行为纳入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并对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费用作出合理安排。

生态损害救济体系的重构

我国生态损害的救济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且以私法手段为主导,不同救济手段间缺乏协调。对不同救济方式的特点和局限性的分析显示,我国应采用以公法救济为主导、私法救济为补充的复合救济模式。公法救济与私法救济衔接问题实际上是不同主体提起此类民事诉讼的顺位问题。在分析多元化救济手段的基础上,对生态损害救济体系的重构提出建议,应从明确公私法救济手段的适用关系及对行政救济不力时补救措施的建立入手。

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制度的现实困境与逻辑进路——基于多案例分析

污染对生态环境会造成难以逆转的损害。根据“污染者负担”原则设立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制度,可以对生态环境起到预防污染、修复保护的作用,可以高效便捷地解决环境损害赔偿和环境修复问题。我国现行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制度缺乏完整的法律体系规制,各地区在实践中也存在差异和冲突。应从完善磋商和诉讼的有效衔接、协调磋商和行政处罚的合理适用、细化司法确认制度等3个方面着手构建我国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制度。

略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公众环境权的事例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有损害就必救济,反观我国目前的司法体制,环境行政违法的救济机制却不容乐观,致使公众环境权得不到及时、充分、有效的保障。要改变这一现状,就必须在对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进行法理分析并对国外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利弊得失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努力建立、健全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台湾省的经验与借鉴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2015年7月1日全国人大颁布有关公益诉讼试点的决定,开始试点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我国台湾省从1999年《空气污染防制法》开始,效仿美国环境立法,建立起了环境公民诉讼制度。台湾省环境公民诉讼制度建立十余年来,"最高行政法院"与各高等行政法院共审理了二十余件环境公民诉讼案件,澄清了一些法律所未明确规定的问题,有效地推动了台湾省环境运动的发展。台湾省环境公民诉讼的经验能够为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提供借鉴,在立法、程序、诉讼主体、受案范围等方面均有重要参考价值。

论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指环境行政监管部门的行为对环境公益造成损害或有损害可能时,由无直接利害关系人提起的,要求其履行法定职责或停止其违法行为的诉讼活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是监督依法行政,有效保护生态环境的制度机制,我国应尽快通过立法建立这一制度。

台湾地区环境公民诉讼制度运行及借鉴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和"空气污染防制法"等环境保护法律对受害人民和公益团体针对环境主管机关疏于执法的行为提起公民诉讼做了规定,以维护环境公共利益。对于该类诉讼的性质,存在着普通受害人诉讼抑或公益诉讼、团体诉讼抑或公益诉讼的争论。性质的界定对于原告资格的认定至关重要。台湾地区相关法律中对环境公民诉讼原告资格的认定、诉讼的程序性要件、诉讼类型的选择等规定和理论探讨对大陆地区构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都具有借鉴意义。

检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之探析

简述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被视为与诉讼程序同等重要的制度创新,整体上呈现出积极发展的趋势,在理解其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发掘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对于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理行为,检察机关方面应当给予充分的尊重,并树立行政处理优先的原则,以此来调动行政机关的主观能动性,在新形势下检察建议也应当在法定形式、期限设置、履职界限等方面做出合理变革,最大限度地让环境公共利益不再受到二次损害。

论政府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制度空间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制度的确立,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环境司法改革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目前我国中央层面的政策解读与制度设计却使得该项诉讼面临极大的潜在挑战:既无法从理论渊源上予以圆满解释,也未合理定位生态环境损害救济场域中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功能边界,导致司法权极易侵入甚至取代行政权。从现行实践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运行状况也难言令人满意,其不仅存在适用条件“模糊”“泛化”之风险,而且已然与既有制度形成“重叠”“冲突”之乱象。检视行政法治发展的一般规律,行政权与司法权大体需遵循“相互尊重专长”“行政权优先”的基本原则。行政机关(政府)作为依法行使国家权力、执行国家行政职能的机关,对环境公共利益的维护理应首先仰赖行政权,唯有在穷尽行政管制手段仍无法有效解决生态环境损害问题时,才存在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制度空间。未来,我国应严格依照“执法优先、司法补充”之原则,协同运用行政执法、赔偿磋商、索赔诉讼等多种手段,实现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全覆盖。

关于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构建的法律思考

目前,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日益加重,人类保护环境的责任也日益重大,国家作为环境公益的代表,在被赋予管理环境巨大权力的同时,也担负起保护环境的重大职责,然而现实中屡屡发生的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环境公共利益,我国司法体制又欠缺恰当的救济机制,使得环境公共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因此,在我国建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极其迫切。本文将对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进行分析,从原告资格、法院受理范围、举证责任分配等几个方面对构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加以探讨。

论中国环境资源审判庭的组建

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法庭的设立,正式确立了"三审合一"的环境资源审判机制。目前,中国虽然在积极推进各级法院系统分步、有序地建立环境资源审判庭,但是有关的外部和内部设计仍存在困境,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符合中国司法改革的外部诉讼机制和内部审判机制。于外,需要扩大诉讼主体和受案范围,建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于内,需要合理设置审判机构,组建专业化审判团队,设计合理的审判程序。

我国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主体司法实践与制度构建

近年发生的海洋环境污染事件反映了国家海洋环境保护的法律制度存在缺失,现实中海洋环境民事公益案件在原告诉讼主体、责任分配和履行方式等方面仍面临许多争议,出现立法与现实脱节、理论与实践存在冲突的问题,传统法律制度在保护和救济等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是正确履行海洋生态及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价值所在,对海洋生态文明法治社会建设的规范性、精准性具有重要意义。以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的认定为研究对象,从近五年不同主体诉讼数据对比调查的角度切入,依次分析论证行政机关提起诉讼的弊端、公民和公益组织进行诉讼的不可操作性、检察机关作为诉讼主要主体的必要性和独特性优势,构建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主体司法实践与制度应该优化起诉主体顺位,衔接诉讼程序;整合诉讼资源,细化职能认定;构建适应性诉讼框架,助力司法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