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辨证介入治疗原发性肝癌近期疗效观察

目的:探讨根据中医病证运用中药抗肿瘤制剂介入治疗原发性肝癌的临床疗效。方法:24例原发性肝癌患者,随机分为中药介入组和中药联合化疗介入组,两组各12例。两组患者按照中医病证,区域灌注榄香烯、华蟾素、艾迪注射液1～2种;灌注药物与碘化油充分混合后栓塞肿瘤血管。中药联合化疗介入组同时区域灌注氟尿嘧啶、丝裂霉素、奥沙利铂1～2种。结果:中药介入组CR+PR6例,有效率50.0%;中药联合化疗介入组CR+PR5例,有效率41.7%(P>0.05)。介入治疗后出现肝功能下降两组各5例;出现轻度骨髓抑制分别为,中药介入组1例,中药联合化疗介入组3例。结论:中药抗肿瘤制剂辨证用于介入治疗原发性肝癌有较好的近期疗效,而且不良反应轻微,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胆管细胞性肝癌临床归属之我见(附92例胆管细胞性肝癌与384例肝细胞性肝癌的临床分析)

目的探讨胆管细胞性肝癌的临床归属。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92例胆管细胞性肝癌与384例肝细胞性肝癌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胆管细胞性肝癌与肝细胞性肝癌在术前后诊断符合率、性别、有无肝硬化、有无肝内外胆管结石病史、HBsAg阳性率、AFP阳性率、B超检查阳性率、CT检查阳性率、肿瘤位置、有无转移、手术切除率、病理分化程度等方面均存在差异,P<0.05,有统计学意义。结论胆管细胞性肝癌较肝细胞性肝癌在多个临床特征上均存在显著差异,我们认为胆管细胞性肝癌应归属于胆管癌范畴,称为胆管癌肝内型,更符合其临床特征。

肝癌患者血清Th1/Th2细胞因子含量检测及其与机体免疫功能的关系

目的:研究肝癌患者血清中Th1/Th2细胞因子的含量及其与机体免疫功能的关系。方法:将在本院就诊的肝癌患者纳入研究的观察组,同期在我院体检的健康者纳入研究的对照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两组受试者血清中Th1、Th2细胞因子以及补体C3和C4的含量,流式细胞法检测T细胞亚群含量。结果:(1)Th1/Th2细胞因子:观察组的Th1细胞因子肿瘤坏死因子-a(TNF-a)、干扰素-γ(IFN-γ)含量低于对照组,Th2细胞因子白介素-6、10(IL-6、IL-10)含量高于对照组(P<0.05);(2)免疫功能:观察组的CD4+T细胞、CD16/65+NK细胞、补体C3和C4含量低于对照组,CD8+T细胞的含量高于对照组(P<0.05);(3)细胞因子与免疫功能的关系:TNF-a、IFN-γ含量与CD4+T细胞、CD16/65+NK细胞、补体C3和C4的含量呈正相关,与CD8+T细胞含量呈负相关;IL-6、IL-10含量与CD4+T细胞、CD16/65+NK细胞、补体C3和C4的含量呈负相关,与CD8+T细胞含量呈正相关。结论:肝癌患者存在Th1/Th2漂移,血清中Th1细胞因子TNF-a和IFN-γ含量降低、而Th2细胞因子IL-6、IL-10含量升高,且与机体的天然免疫和细胞免疫功能密切相关。

原发性肝癌三维适形和调强放疗的基础和临床研究

报告三维适形（3-dimensional conformal radiation therapy，3DCRT）和调强放疗（intensity—modulated radiation therapy，IMRT）治疗原发性肝癌（HCC）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建立了3DCRT和IMRT放疗HCC的技术，进行3个临床试验，获得了令人鼓舞的3年总生存率：28％～33％。治疗并发症主要是放射性肝病（RILD），此并发症的死亡率为76％，预防RILD最有效的方法是把对正常肝脏的放射剂量限制在安全的范围内。我国的HCC病人大都伴有肝硬化，伴发的肝硬化损害了肝脏对放射损伤的修复和肝脏再生的能力，他们的放射耐受剂量是（全肝平均剂量）：Child—PughA病人23Gy，Child—PughB病人6Gy，这个耐受量显著低于目前国际上通用的30Gy。研究建立了用于预测我国HCC病人放疗中发生RILD发生概率的Lyman数学模式，其参数明显不同于国外的模式，并将一整套适合我国国情的HCC放疗技术成功地进行了临床实践，证实了放疗可以作为不能手术肝癌的一种治疗选择。

3.0T MRI-DWI的ADC值对于TACE术后肿瘤活性的判断价值

目的:探讨肝细胞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经导管动脉内化疗栓塞(transcatheter arterial ehemoembolization,TACE)后3.0T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弥散加权成像(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DWI)表观弥散系数(averaged diffusivity coefficient,ADC)值特征,评价3.0T MRI及ADC值在HCC TACE治疗后监测肿瘤变化的价值。方法:收集2017年1—6月南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医院HCC患者25例,所有患者分别于TACE术前、术后1个月进行MRI-DWI的检查,b值选择800 s/mm^2。分析TACE治疗后病灶不同区域ADC值特征。结果:25例病灶中,局部肿瘤残留或复发14例。b值为800 s/mm^2时术后残留肿瘤组织、坏死组织分别为(0.962±0.024)、(1.777±0.094)×10^(-3)mm^2/s,术后复发肿瘤组织于正常肝组织ADC值分别为(1.122±0.054)、(1.500±0.063)×10^(-3) mm^2/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3.0T MRI-DWI的ADC值可用于鉴别HCC TACE治疗后坏死组织与复发或残留肿瘤组织,为临床鉴别病变性质提供了一种新的诊断办法。

多模式介入治疗伴失代偿性肝硬化肝癌

目的探讨伴失代偿性肝硬化肝细胞癌（HCC）多模式介入治疗的临床价值。方法在内科治疗稳定后，147例伴肝硬化失代偿HCC患者接受不同介入模式的治疗，其中36例采用肝动脉化学栓塞（TACE，A组），54例采用肝动脉节段性化学栓塞治疗（S-TACE，B组），57例采用S-TACE后序贯射频消融（RFA）或（加）无水乙醇局部注射（PEI）的多模式介入治疗（C组）。结果随访6～72月，A组、B组和C组患者中位生存期分别为4．1月、9．4月（P〈0．05）和13．7月（P〈0．01和P〈0．05）；累计生存率6个月分别为22．2％、51．8％（P〈0．05）和75．44％（P〈0．01），12个月分别为5．6％、31．5％（P〈0．05）和40．35％（P〈0．05），24个月分别为0、9．3％和19．30％（P〈0．05）；AFP复常率分别为23．3％、60．5％（P〈0．05）和71．1％（P〈0．01）；瘤体缩小（〉50％）分别占8．3％、31．5％（P〈0．05）和50．9％（P〈0．01）。单变量分析显示包括HBVDNA在内的14项因素与预后显著相关，多因素Cox模型分析显示肝功能Child—Pugh分级、吲哚氰绿15min储留率（ICGR，s）、门静脉癌栓、介入模式及甲胎蛋白术前升高者介入后变化与预后显著相关。结论多模式介入治疗是伴肝功能失代偿HCC的有效治疗方法，对HBVDNA阳性患者应该考虑抗病毒治疗。

肝动脉栓塞联合射频消融治疗肝细胞癌后早晚期复发的危险因素研究

目的探讨肝细胞癌患者接受肝动脉栓塞联合射频消融治疗后早、晚期复发的危险因素。方法选择2006年1月至2011年1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接受肝动脉栓塞联合射频消融治疗的肝细胞癌患者246例,收集其临床资料及随访数据,应用Cox单因素分析得出影响肝细胞癌患者肝动脉栓塞联合射频消融后早、晚期复发的影响因素;Cox回归多因素分析得出独立影响因素。结果246例肝细胞癌患者进行肝动脉栓塞联合射频消融治疗,中位随访时间99个月,共有179例患者出现复发,67例患者无复发;以24个月为界,早期复发95例,晚期复发84例,1年、2年、3年、5年、10年复发率分别是21.3%、39.0%、53.0%、67.3%、77.6%。COX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肿瘤最大径(HR=2.183,95%CI:1.414~3.369,P<0.01)和肿瘤数目(HR=1.681,95%CI:1.110~2.545,P<0.05)是肝细胞癌患者肝动脉栓塞联合射频消融治疗后早期复发的独立影响因素;肝硬化(HR=0.421,95%CI:0.272~0.651,P<0.01)是肝细胞癌患者肝动脉栓塞联合射频消融治疗后晚期复发的独立影响因素。结论肝细胞癌经肝动脉栓塞联合射频消融治疗后早期复发的独立影响因素是肿瘤直径和肿瘤数目,晚期复发的独立影响因素是肝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