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性情怀到英雄史诗——论田沁鑫戏剧的现代呈现

田沁鑫的话剧起初是女性情怀的抒发,逐渐而为或静水深流的平民史诗,或波澜壮阔的英雄传奇,而无论是女性情怀,还是史诗追求,都始终贯穿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意识与艺术品位,在当前的戏剧舞台上可谓独树一帜。结合其在编剧上叙事话语的追求,田沁鑫戏剧的舞台呈现相应采用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方法和手段,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狂热的肢体语言,传达出创作者的某种思想或情绪。可以说,田沁鑫通过具体创作实践了现代艺术观念和东方传统美学观念的结合,开创出当代中国戏剧艺术发展的新时空、新方向以及新的可能性。

程式理论及元杂剧的程式化特征

元杂剧这种艺术形式是在民间讲唱艺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口头程式理论的提出为口头传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界。蒙古史诗的程式化特征也存在于元杂剧中,具体表现在作品结构、角色设置、表演规范和故事情节、人物上场诗、情景描绘、民俗文化的表现、语言的运用等方面。元杂剧形成程式化的特征是与讲唱艺术的影响、民族审美传统的改变、技艺的传承、表演的客观条件及作家创作的相互影响和经济利益驱动演员表演的相互模仿等有关。元杂剧和其它讲唱艺术一样,都有程式化的共同特征。

历史剧创作:抒写历史的情怀

中国的历史剧剧本虽然出现较晚,但咏史诗的历史很长,形成了抒写历史情怀的传统。古代文人的历史剧和民间的历史故事剧都继承了这一传统。当代优秀的历史剧都是剧作家对历史的浓郁情感的表现。观众所以喜欢历史剧也是因为它在感情上与他们相通。因此我们在历史剧的创作中要着重抒写历史的情怀,在评论中也要重视它的诗性。

浅论“群体形象”在话剧《思凡》中的运用

拟以戏剧舞台上处于次要角色的“群体形象”作为中心论题,以《思凡》为例,探讨“群体形象”在孟京辉先锋戏剧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笔者将就布莱希特戏剧理论及其作品加以比较分析,并以其为参照系对希腊歌队和中国传统戏曲进行回顾对比,从文本叙述、舞台调度两个层面进行探讨。从布莱希特到孟京辉,虽然“群体形象”始终只能是配角,可是在一度、二度创作中的巧妙运用,使其永远具有独特的美学特征和功用,必将继续活跃在当代戏剧舞台上。

略谈东南亚的史诗表演艺术

东南亚的史诗表演艺术或称史诗戏剧艺术,其主要表演形式是以本土化的印度两大史诗为题材的影戏、偶戏和歌舞剧。东南亚的史诗戏剧源于史诗诵读,服务于宗教,既是东南亚民族传统表演艺术的源泉和基础,也是东南亚人民自我教育的重要手段。

从史诗到戏剧:藏族《格萨尔》口头遗产

地处中国西部的藏族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从史诗说唱到戏剧搬演的格萨尔藏戏,体现着英雄崇拜,强化着族群认同,反映着藏汉文化交流,这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项目。继格萨尔说唱之后,格萨尔藏戏在青藏高原东部出现,此乃《格萨尔》活态流传的极好见证,它再度表明了中国藏族这部伟大史诗不衰的生命力。

民族史诗大剧《楼外楼》的叙事策略与文化价值

大型史诗传奇剧《楼外楼》在央视一套播出后取得巨大反响,CSM52城收视率排名第一,且达到收视与口碑双丰收的效果。该现象引发了中国电视艺术家委员会召开电视剧《楼外楼》的研讨会,探讨其讲中国故事、传播传统文化的内涵意义。《楼外楼》这一现象级电视剧的问世给影视工作者带来关于如何用影视剧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传统文化的反思与启示。通过分析《楼外楼》的叙事策略和文化内涵来探讨其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传统文化的独特方法与魅力。

译者主体性视域下的《战马吟》翻译及其客家文化意蕴

清代客家诗人吴熙乾所作《战马吟》脍炙人口,曾风靡一时。然时至今日,却极少被人熟知。两位客籍译者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对《战马吟》进行了语内翻译。译者主体性的不同,对客体与对象关系的界定也有差异。他们对《战马吟》是诗剧还是史诗的观点认知差异翻译出了各具翻译特点的翻译文本,且两位译者各异的人生经验在思维层次、语义层次和审美层次也对翻译作品产生影响。这些特点虽呈现出极大的差异性,但其中却都蕴含了丰富的客家文化传统。

《亚鲁王》戏剧形态解读

主要以歌师(东郎)传唱方式进行"表演"的长篇英雄史诗《亚鲁王》被誉为是苗族始祖亚鲁王的创业史。《亚鲁王》通过独立场面的串连叙述方式、在叙述中主动诱引旁观者能动性的表现以及以性格动作展示情欲的本质特征呈现出了鲜明的戏剧形态。

“史诗剧”样式与“史诗性”缺失——略论话剧《野人》的艺术得失

旨在探讨《野人》戏剧样式在新时期话剧舞台的探索意义,分析其文本对主题的苍白表现,进而探讨剧作者"完全的戏剧"理论的负面效应,肯定戏剧文学的优良传统对戏剧实践仍具有意义,给当下戏剧理论和创作实践以启迪。

独具特色的彝族音乐文化

彝族音乐有悠久的历史。迷人的彝族音乐,滋养了能歌善舞的彝族人民,同时也造就了独具特色的彝族音乐文化。通过对彝族音乐文化的探究,使彝族的音乐文化得到保护和传承,从而促进彝族音乐和文化的繁荣发展,并对外展示彝族音乐与文化的魅力。

从比较文化角度看汉民族史诗、戏剧较晚发达的原因

本文首先论述了古希腊史诗及戏剧的社会历史和宗教文化成因,进而从比较文化的角度,考察、分析汉民族在商周时期的社会文化及宗教信仰状况为何不利于较大规模的史诗和戏剧作品产生、发展的原因。

斯丛狄、巴赫金与现代戏剧的“叙事性基本结构”

萨拉扎克在对现代戏剧特征的描述中认为:斯丛狄承袭自布莱希特的"叙事化"概念不足取,宜用巴赫金的"小说化"取代之。然而,还原两概念在斯丛狄和巴赫金处的含义可发现它们的一致性:两者均指现代戏剧呈现出主(叙述者)客(叙述内容)对立的"叙事性基本结构","原生"、闭合、自足,也即"绝对"的drame在这个结构中成为受主体(叙述者)规定和支配的客体(叙述内容)。两概念具有高度凝练的概括力,于现代戏剧形形色色的创新中辨识出了共同的演变模式。

印度哈努曼原型译介至东南亚和中国戏剧的流变考

随着历史上亚洲国家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神猴哈努曼形象流传至东南亚和中国,在不同国家的译介和改编版本中,其故事情节更加丰富曲折,性格更加丰满,整体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面貌,并在戏剧文学领域大放光彩。中国汉译佛经和少数民族地区出现了以哈努曼为原型的猴子形象,且哈努曼极有可能与孙悟空有着渊源关系。哈努曼不仅是亚洲国家共同推崇的道德品质的载体,还承载着亚洲多国的宗教文化,是亚洲国家文化交流互动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