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的重述:格萨尔王与身份认同

史诗《格萨尔王》是藏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媒介,阿来重述《格萨尔王》,是回到民族赖以生存的符号秩序中,弥合在全球化浪潮下的民族身份认同问题。通过晋美与格萨尔王的两条线索的叙述,阿来以“传统”定位民族身份,但返魅与建构先后两种方式的矛盾,导致文本意义自我瓦解。这源于阿来对返魅的执着,致使他将他者约化为现代。但讲述本身并非失去意义,表达的困境反而为人们提供了解“读懂西藏人的眼神”的另一面。

略论“讽寓”和“比兴”

公元前四五世纪,希腊哲学兴起,挑战荷马史诗传统的经典地位和权威,形成所谓哲学与诗之争。柏拉图等哲学家贬低诗和诗人,但又有斯多葛派的哲学家提出"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讽寓"(allegory)概念为荷马辩护,认为荷马史诗在文本字面意义之外,有完全符合经典地位要求的精神意义。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圣经》里有一篇《雅歌》,语言旖旎香艳,极具情色(eroticism),其作为经典的正当性和权威性曾受到质疑和挑战,有评注者也用讽寓解释来为之辩护,用完全不同于经文字面的精神意义来替换和取代引起争议的字面意义。在中国儒家经典评注传统中,《诗经》十五国风中有许多诗篇,表面看来似乎为言情之作,而从毛郑到孔颖达以来的汉唐注疏的传统,也是通过"言在此而意在彼"的阐释方法,断定这些作品都另有寄托,可以起到符合儒家观念之美刺讽谏的作用。"比兴"为作诗之法,"美刺讽谏"则是预设解释这些诗的语境,并以此规定诗之意义和作用。在经典文本的正当性和权威性受到质疑和挑战时,讽寓解释为之辩护,有保存经典的作用,但不顾文本字面本意而强作解人,又往往会产生不合理的过度阐释,甚至产生深文周纳、罗织罪名的文字狱。王国维曾批评中国传统诗人不能忘情于政治、缺乏独立精神,这值得我们深思。从阐释学理论的角度看来,任何解释都必须以文本字面意义为基础,必须防止脱离文本本意的强制阐释或过度阐释。

川南苗族丧葬仪式中的史诗唱述及音乐样态研究

近年来,苗族史诗及苗族仪式音乐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大多侧重对仪式中史诗唱诵的文本译介或价值分析,缺少对音乐的描写及调查研究。我们注意到,苗族史诗的唱述是与其民族的民俗生活环境密切相关。为此,本文结合田野调查资料,聚焦于川南苗族丧葬仪式上苗族史诗的唱述音乐之民俗环境、音乐形态、史诗语言韵律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显示,苗族史诗的唱述音乐作为较特殊类别的仪式音乐,由多种乐器声响和人的声音相交融,是其民族的音乐、语言和信仰观念的综合表达。把握其唱述与传承的相关关系,对拓展民族音乐学的视野具有学术的意义。

族群文化记忆的再现——试谈史诗写本《苗族古歌》中的民俗文化描述

史诗《苗族古歌》是一种古老的民间叙事诗,也是一种活态的民间文学。作为写本的《苗族古歌》是某一时空的产物,是族群文化记忆的再现,饱含着挥之不去的民俗文化,具备民族志特征。不过,呈现在史诗写本中饱含着民族志信息的民俗文化既有客观真实的一面,又有时代性和个人性烙印,其价值有待进一步探究。

苗族史诗研究若干问题述论

苗族史诗搜集整理与研究从其肇始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20世纪50年代以来先后出现了三次高潮,先后集成了大批汉文或苗汉文对译的经典苗族史诗文本。但是,研究上出现了“苗族史诗”“苗族古歌”“苗族古经”等学术概念的交叠使用情况,显示出某些学术不足或缺陷。本文在简要回顾苗族史诗学术史基础上,对苗族史诗等概念进行辨析,进而对苗族史诗本体研究及其存在翻译、场景音声研究不足及异文问题等进行粗浅的探讨。

蒙古族英雄史诗音乐的唱词格律研究

蒙古族英雄史诗音乐的唱词格律研究以口头表演理论为基础。英雄史诗音乐包括唱词、曲调,并形成一个整体。其唱词具有明显的韵律特点,音乐曲调节奏鲜明,音调简短,调式多样。

语法隐喻视角下的广西民歌英译--以《布洛陀史诗》英译本为例

《布洛陀史诗》是壮族人民在历史演进过程中集体口头创作的史诗,包括壮族人民的精神信仰、伦理道德、思想观念等方面内容,是我国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代表。该文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框架下的语法隐喻视角对其译本进行解读,以期说明该理论框架对民歌英译实践的指导意义。

演绎“红色经典”:三大革命音乐舞蹈史诗及其和平回归

本论文聚焦于新中国历史上的三部大型革命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国革命之歌》和《复兴之路》。通过对这三部作品在各自文本内容、艺术形式、历史语境异同之间的分析,揭示出三部音乐舞蹈史诗剧与中国当代历史、社会、政治之间的微妙联系。本文借助于对这三部"红色经典""进化史"的细致解读,最终展现出了表演艺术中蕴含的力量与危险。

侗族先民放排苦难生活的诗意叙述——侗族长篇口传叙事诗《放排歌》研究

侗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放排歌》表现了侗族青年男女丰富的情感生活,反映了当时侗族地区山川河流的地理风貌,记录了从梅林到梧州千里放排一路过滩的人文地理及风情,是梅林地区侗族农业生产、民俗风情、民间生活的真实写照,值得我们去"抢救、保存、保护和复兴"。

苗族教育思想的发端

从原始社会至宋代学校教育出现以前,苗族的教育活动未与生产生活相分离,表现为口耳相传的口传教育。从被翻译并流传下来的口头文学作品、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来看,实施口传教育的苗族已经有不成文的、零星的教育思想,包括善恶共存的人性观;培养各方面共同发展的人材观。

蒙古英雄史诗传统与叙事民歌

本文立足于蒙古英雄史诗与蒙古族叙事民歌之间的相承性特征,并从它们的题材、英雄形象塑造、程式化特征等三个方面着眼,探讨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并通过它们之间的相承性特征以及所产生的传统文化渊源、社会历史根源、地理单元等诸层面进行分析。认为,蒙古族叙事民歌的产生和发展渊源于蒙古民歌传统与英雄史诗传统的结合。

过山瑶史诗《盘王大歌》研究述评

瑶族史诗《盘王大歌》的研究由早期的盘瓠传说开始,从神话学延伸至宗教学、文化学、音乐学等领域,由文献的整理、介绍、拓展到全面探寻其价值、意义。但成果还相对零散,处于局部性和静态性的研究阶段,应该从"活态文化"的层面探索其价值功能不断变迁的本质与规律。

宋代史学精神与史论诗

文史通融,富有历史学识的主体文化特征,使宋代士子可以把宋代的史学思想、精神渗透到史论诗的创作中。具体而言,受以史为鉴、探求治道的史学精神影响,宋代史论诗体现出强烈的史鉴意识,重视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作用,尤其强调从君主角度探寻兴亡之因。注重史料选择,重在把握关系国家治乱兴衰、具有垂法训诫意义的事件与人物,题材选择具有典型性、趋同性。疑经辨伪、不拘成说的史学精神,使史论诗敢于怀疑传统经史之义,注重历史的细致辨析,表达己见,促成了翻案体的盛行。适应重建思想秩序的时代要求,伴随着新儒学的建构,宋代史学完成了指导思想的儒家化,以理观史成为宋代士子的着眼点,史论诗的内蕴也因此上升到哲学层面,体现出鲜明的历史哲学性质;多从义理角度评价人物,发明史义,在历史认知上有鲜明的道德化、义理化倾向;褒儒颂隐成为基本的题材倾向,特别是在探求义理时,始终以尊王为本,具有鲜明的正统意识,形成了强烈的褒贬之风。

论藏族著名史诗《格萨尔王传》的故事歌曲

藏族著名史诗《格萨尔王传》的演绎形式独具特色,主要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讲故事的人以第三人称讲述故事的念诵形式,属于曲艺类型;二是讲故事的人以第一人称充当故事中的人物角色并用演唱故事歌曲的方式塑造人物形象、表达人物思想的歌唱形式,属于音乐类型。《格萨尔王传》的音乐虽然只有一类,那就是作为人物唱段音乐的故事歌曲,但却有着极其丰富的曲目积累和极为多样的形态特征,具有极高的艺术和学术价值。

苗族古歌研究论述

苗族古歌的研究目前已取得比较丰富的成果,形成了一些苗族古歌的研究专著,研究论文颇丰,呈现出多学科以及多角度参与的态势。就学科而言,出现了文学、历史、哲学、音乐等学科的探讨。以角度而言,出现了文学、文化、比较、传承等研究视角。但仍存在研究视角、理论探讨和方法不足等问题,需运用学术前沿研究视角,从多学科的研究理论对苗族古歌进行深入研究。

荷马史诗与《诗经》中战争诗的美学风格比较

战争是人类文学的母题之一。《诗经》中的战争诗为我们比较《诗经》和以战争描写为主的《伊利亚特》提供了比较的契合点。本文试从比较视域出发,站在比较文学的角度上分析《诗经》与荷马史诗的差异,并探讨造成上述差异的原因,以揭示中西战争文化的差异,从而烛照中西文化的本质差异。

苗族古歌的问答叙事

以往学术界对"苗族古歌"的研究重在"外部",诸如叙事艺术等"内部研究"几为空白。该文以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苗族古歌通解》文本为基础,运用叙事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苗族古歌的问答叙事形式进行了研究。文章认为问答是苗族古歌的基本叙事结构;总结了苗族古歌的五种问答叙事形式——一问一答、一问多答、多问多答、自问自答和否定追溯式问答;分析了问答叙事具有集中主题、便于记忆、清晰脉络三大主要功能。

德国中世纪骑士文学

文章扼要述评了德国中世纪骑士文学的兴衰，通过具体例子介绍了德国骑士文学的三种主要体裁：英雄史诗、骑士传奇和宫廷情歌，并对这些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进行了探讨。

民族史诗的现代展演——以苗族古歌的创意开发研究为个案

苗族古歌是苗族百科全书式的民族史诗,全面反映了苗族历史与文化的面貌。苗族古歌有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文化元素,是发展创意产业的重要文化资源。苗族古歌创意产业化是切实可行的,能够开发出富有特色的文化产品。苗族古歌走文化创意产业之路,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

苗族史诗分类问题再探讨

长期以来,学界对苗族史诗的分类模糊不清,或以"苗族古歌"概而论之,或借用别的民族史诗分类方法来套在苗族的史诗分类上,无法反映出苗族史诗分类的科学性。从已经出版和抢救记录到的苗族史诗情况看,国内外苗族的史诗属于创世史诗、迁徙史诗、婚姻史诗和英雄史诗四种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