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巫、瞽史口述与《左传》的诗性特征

巫、瞽史一体的职官传统,使“史”与“诗”在三代有着高度的相关性和同步性。巫、瞽史口述的历史是《左传》的早期史料来源;巫、瞽史口述的方法为《左传》所继承,并发展成一种“史有诗笔”的表现方法;巫、瞽史独立的、批判性的话语权力,构成了贯穿于《左传》中的史诗精神,具体表现为天命意识和道德意识的统一。对巫、瞽史口述与《左传》诗性特征的关系研究,对我们进一步从诗学的角度解读周代经典文本,有着重要启示作用。

《三国演义》:史诗性质和社会精神现象

文章从成书、精神蕴含和数百年来对民族文化的巨大影响等方面论述《三国演义》是一部“史诗”性质的作品 ,是一部代表我们民族一定历史时期“文化精神”的“文化经典”。《三国演义》凝聚了中古以来中国广大民众的历史观、伦理观和道德观 ,反映着社会不同阶层、不同人群观念意识的折衷 ,尤其是在继承传统“经典文化”的同时 ,又对其道德伦理观念进行了解构和新的阐释 ,体现了时代的特征 ,这正是其作为民族文化“亚经典”存在的根据和为社会不同阶层、不同人群所接受的原因。而作为比较近古的民族文化“经典” ,《三国演义》的成书、传播及其巨大的影响已经形成了一种社会精神现象 ,仅仅将《三国演义》作为一部文学作品 ,或仅以文学批评的方式来研究、解读《三国演义》是远远不够。

论邓肃对杜甫的接受

邓肃是宋南渡时期著名谏官和爱国诗人,诗词文兼擅。其诗歌创作师承多家,而受李白、杜甫沾溉最多。南渡前邓肃以学李白诗为主,诗歌豪纵俊爽、磊落旷放;南渡以后,则以学杜甫诗为主,诗歌沉郁顿挫,雄浑劲健。他学习杜甫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实录"的诗史精神和以史笔入诗的艺术表现手法,把个人身世之叹与抒写家国之痛密切结合,诗歌充满忧患意识与感人力量,比前期追踪李白的作品更显厚实、凝重。在杜诗接受史上,邓肃的创作值得重视。

从姓氏源流看果洛藏族的宗教文化习俗

自古以来,自称为"董氏"的果洛藏族就居住在被称作"玛域"的黄河源头。在藏文文献和口碑资料中,"董氏"往往与当地的阿尼玛沁雪山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们给果洛藏族的姓氏增添了浓厚的宗教色彩,它给阿尼玛沁雪山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内涵。文章依据藏文文献和口碑资料,就果洛藏族的姓氏源流及其与宗教文化的关系展开讨论,认为果洛藏族姓氏的渊源有着浓厚的宗教文化色彩,且其历史久远,与藏族族源一脉相承;果洛藏族的阿尼玛沁山神崇拜习俗,是祖先崇拜的一种反映,这种文化现象不仅是藏族社会早期部落制度的一种辐射,也成为历史以来维系黄河源头社会秩序的象征。果洛藏族的姓氏源流及其与宗教文化的关系,既是果洛地区藏族古老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文化习俗的沉淀,也是其部落文化和宗教信仰兼容性的折射。

史诗精神与《三国演义》《水浒传》

史诗是人类对死亡的意识和逃避、抗拒 ,以及终于清醒地认识到死亡的无法逃避、不可抗拒这一心路历程的记录。史诗有其形成机制和作为历史范畴的文学现象的文化意蕴。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从重塑历史英雄开始 ,抒发了中国文化的无可归依的悲凉 。

宋代史学精神与史论诗

文史通融,富有历史学识的主体文化特征,使宋代士子可以把宋代的史学思想、精神渗透到史论诗的创作中。具体而言,受以史为鉴、探求治道的史学精神影响,宋代史论诗体现出强烈的史鉴意识,重视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作用,尤其强调从君主角度探寻兴亡之因。注重史料选择,重在把握关系国家治乱兴衰、具有垂法训诫意义的事件与人物,题材选择具有典型性、趋同性。疑经辨伪、不拘成说的史学精神,使史论诗敢于怀疑传统经史之义,注重历史的细致辨析,表达己见,促成了翻案体的盛行。适应重建思想秩序的时代要求,伴随着新儒学的建构,宋代史学完成了指导思想的儒家化,以理观史成为宋代士子的着眼点,史论诗的内蕴也因此上升到哲学层面,体现出鲜明的历史哲学性质;多从义理角度评价人物,发明史义,在历史认知上有鲜明的道德化、义理化倾向;褒儒颂隐成为基本的题材倾向,特别是在探求义理时,始终以尊王为本,具有鲜明的正统意识,形成了强烈的褒贬之风。

在比较中看傣族英雄史诗《厘俸》的战争文化心理

一个民族的作家在文学的领域里如何描述和评价战争,展示着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心理与精神气质。在世界文学交流融汇的背景下,解读中国少数民族的英雄史诗,有助于发现各民族文学的独特价值,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多民族文学世界的丰富性。将傣族英雄史诗《厘俸》与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和中国主流文学中较多描写了战争的《春秋》、《左传》等作品相比较,可以看出傣族人民崇尚力量、赞美勇敢,但却否定掠夺、向往和平生活的独特文化心理。它的尚武精神是战争频繁的历史时代与农业文化环境相交融而孕育出来没有血腥味的尚武精神。

西南联大校歌歌词的“史诗”意蕴

西南联大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她奋勇诞生,毅然挺立,不仅集中了一大批著名教授和学者,做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而且为国家培养、造就了相当可观的人才。西南联大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作"艰卓刚毅"的不懈奋斗,高举理想主义大旗,弦歌不辍。罗庸创作的校歌《满江红》歌词描述了西南联大学人的心路历程,彰显了中国优秀的文学传统,弘扬了可贵的大学精神。

口传经典与民族精神——论苗族史诗与苗族历史文化

苗族史诗是苗族口传经典,它既是苗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本文对苗族史诗所反映的苗族社会历史、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和深入的研究。揭示了苗族史诗独特丰富的文化内涵。

“史统散而小说兴”与“史诗衰而小说兴”——冯梦龙与巴赫金小说起源思想比较研究

历史、史诗与小说作为重要的叙事文类,其内积淀着特定的历史信息与文化精神,冯梦龙与巴赫金在小说起源问题上的见解为此提供了一个典型范例。他们都认定小说起源于各自民族文化的奠基时代;小说的兴起与上古历史叙事或史诗叙事的权威性失落有内在关联;历史与史诗叙事是崇高的、官方的、绝对的、过去的,小说则是低俗的、民间的、面向当下现实的文类;历史与史诗需要一种权威的、统一的思想作为其内核,小说则不仅是最需要思想、而且是需要多种思想背景的文类,多种思想并存几乎是小说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冯梦龙和巴赫金都通过有意盲视中西文论史上的权威成见,获得了各自对小说与历史、小说与史诗的过人洞见。

郑珍诗歌之诗史品格新解

郑珍诗歌的诗史品格已被论者注意,但多强调其记录重大历史事件的以诗纪史之功能,而忽略了其反映时代精神以及诗人的忧时之心等方面,而恰恰是后两者构成诗史品格的实质,因此有必要对其诗史品格进行重新梳理。通过梳理我们发现,郑珍的诗不仅以诗纪史,而且还对时代风貌进行了全方面的绘制,即对道光咸丰时期社会风气的转变、文化的没落等各方面都有所表现。此外,郑珍在诗中以一种琐细的方式将自己的人生历程呈现出来,反映乱世之中一个普通读书人的遭遇、挣扎与思索,将个人的命运与历史紧紧关联,使个人史成为整个社会史的缩影。

台湾新世代诗歌的民族精神与史诗品格

在20世纪70年代回归民族传统、乡土现实的社会思潮与文学思潮中,台湾新世代诗人开始崛起。在"文化中国"的精神向度上,新世代诗歌注重挖掘古典题材,让古典激活现代,使现代融于古典,重新诠释神话和历史,追求史诗品格,弘扬民族精神。同时,塑造古代圣贤形象并与之进行超越时空的心灵对话,表现出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传统的救世济民的理想情怀。

睁眼看世界 挥洒爱国情——评黄遵宪和他的爱国诗篇

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几千年沉睡的酣梦。"强国御侮"为时代之音。黄遵宪所著的《日本国志》使主张维新变法的首领康、梁"至今才了解""日本之所强","中国之所弱",称之为"海内奇书"。黄遵宪逰历亚、美、欧、非四大洲,被誉为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其《人境庐诗草》和《日本杂事诗》表现了作者强烈的爱国精神,是时代之最强音,被誉为"史诗"。

从徐渭咏史诗看其对世俗传统的悖逆

明代诗人徐渭坎坷不平的身世、卓然独立的人格,渗透入咏史诗创作中使之呈现出不同世俗传统的悖逆精神,表现为不以成败论英雄的独立意识,不以名分论高低的超俗意识,不以性别论是非的平等意识,是徐渭"眼空千古,独立一时"的超前和悖逆在咏史诗创作的具体外化。

沉潜于创作长河型的“心灵的史诗”——论无名氏的《无名书稿》

在被视为“生命大书”的《无名书稿》中,无名氏企图于外来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外,为中国乃至整个地球的文化生命寻找一条拯救和改造之路。在创作方式上,无名氏凸显现代知识者的“情感”写实,称他的《无名书稿》要写一部“心灵的史诗”和“20世纪中国人心灵的革命史”,即为人们展现和剖示以现代知识者印蒂的精神探索为旨归的心路历程。印蒂有着“见山甩山”的魔鬼般性格,为追求生命的“圆全”,上下求索,历尽磨难,而最后终得正果,这显示出中国现代知识者精神探索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建构民族记忆的史诗性文本——李鸣生航天报告文学述评

李鸣生的七部长篇航天报告文学是兼具历史文献价值与文学审美价值的史诗性文本,填补了拟态环境与真实世界之间的空白,以更为全面丰富的事实和更为理性的认知,还原历史的真实、人物的真实,努力消解历史的"冷酷无情",将中国人发射导弹、卫星、载人飞船的豪迈与悲怆、奋争与困惑刻写在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中。

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长篇叙事诗——评李发模的叙事长诗《呵嗬》

《呵嗬》是李发模为仡佬族创作的英雄史诗。诗歌以一对仡佬族青年男女的爱情追求为主线,以仡佬族的神话传说、历史变迁为辅线,表现仡佬族的文化精神。与以前的史诗创作多是围绕战争的过程或英雄人物的成长单维度地推进叙事不同,这部诗歌从现实、历史、哲理多个层面构建一个丰富复杂的艺术世界。在诗歌的抒情方式上,诗人的歌唱采用的是自由体,其间又夹杂着仡佬族的情歌、儿歌、酒歌、甚至打闹歌。仡佬族民间诗歌的情感气质已渗透在这部长诗之中,使整部诗歌呈现出粗犷、朴实、明朗、奇丽的风格特点。

试论蒙古史诗讲唱中的“替罪羊”现象

"替罪羊"现象普遍存在于各个原始民族风俗信仰中,蒙古史诗讲唱同样也存在类似现象。通过对史诗讲唱"替罪羊"现象的分析,使我们获得了一个了解古代蒙古人精神世界与风俗信仰的角度。今天曾经在民众心中具有神圣地位的蒙古史诗早已被现代文明观念所消解,但这绑在毡包前代人受过的羔羊却能向我们传达出千年前蒙古先民的原始思维以及蒙古史诗那神异威严的力量。

《红楼梦》的艺术资源与史传传统——20世纪中国家族小说传统溯源

《红楼梦》留给20世纪中国家族小说的艺术资源厚实而丰富。其中,对史传传统的继承与创新所形成的艺术经验与艺术精神,又是直接而引人注目的艺术资源。这些艺术资源主要包括:求真的精神、叙事的规范以及史诗性的追求与收获。它们既在艺术经验与精神的层面为20世纪中国家族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也在艺术本体与价值的层面显示了《红楼梦》在继承传统中所形成的艺术特色与艺术魅力。

抒情的细腻与史诗的雄浑——论普实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普实克是欧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创者,他在富含自由因素的左翼立场上,将革命化的价值系统与自为的审美精神、宏大的史诗精神与个人主义的抒情气质、激进的现代意识与对传统的丰富理解,结合为独特的理论形态。其对于现代中国文学的启示,展现了左翼文论所可能的开敞维度和深刻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