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拉特史诗《江格尔》及其音乐研究(一)

《江格尔》作为卫拉特蒙古的标志性英雄史诗,其流传地域涵盖了天山南北广阔的高山草原以及远至伏尔加河流域,这一口头传统已绵延近千年之久,不仅在我国三大史诗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且是中华多民族口头叙事遗产的核心组成部分。这部史诗以口头文学的形式传承下来,是一种融合多种艺术表达手段的综合载体,其表演形态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即伴有音乐歌唱的演绎方式和无伴唱的朗诵讲述。在《江格尔》史诗的现场表演中,音乐元素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涵盖了从表演者的演唱技巧、乐器演奏到人声与器乐的和谐互动、曲调结构的独特设计以及唱词与固定程式韵律的紧密结合等各个方面。本课题通过对史诗艺人“江格尔奇”群体进行深入田野调查,旨在揭示他们内在的精神世界及其对史诗内涵及演唱传统的深刻理解,并进一步探讨如何通过系统学习和继承史诗传统来维系史诗风格的延续性这一系列理论问题。同时,对《江格尔》史诗所特有的音乐曲调及其音乐形态进行了音乐学分析与诠释。

论史诗基本格的建构进路——基于藏族“酒供传统”的讨论

史诗基本格是指晚近口头传统研究中所讨论的史诗文类的基本品格问题。学者将史诗基本格界定为“崇高的格调”,认为在口头传统多种文类中,史诗“崇高的格调”是其脱颖而出、占据文类等级秩序高位的主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当下学者对史诗基本格的探讨大多处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阶段,并未阐明何谓“崇高的格调”以及如何建构“崇高的格调”等问题。文章基于格萨尔史诗文本中反复出现的“酒供传统”这一典型场景,借助晚近史诗研究“语境转向”的相关成果,从语言构境,即“言即是行”和“文本构境”以及藏族本土诗歌技法出发,探讨史诗基本格的建构进路问题。

佛传与史诗

佛传与史诗是印度文学史上两种不同的文学体裁,属于不同的文类范畴,但二者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佛传文学的形成时期,印度两大史诗已经广泛流传,对正在形成过程中的佛传产生了较大影响,形成比较明显的互文性。公元2—3世纪产生的《佛所行赞》和《佛本行经》等史诗型佛陀传记,是佛传与史诗结合的产物,从内容看是佛传,从文体看是史诗,具有独特的文体学意义。史诗型佛传不仅体现了史诗从口头文学到书面文学、从民间文学到文人创作的发展历程和诗学特性,而且艺术风格从素朴到铺张,开了印度文学史上文人“大诗”创作之先河。

超越“大气”,走向厚重与丰腴——严歌苓新世纪十年小说创作论

严歌苓是中国大陆与海外华人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进入21世纪以后,陆续出版了长篇小说《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等等10部长篇小说。这些长篇小说题材广泛,时空交错跨度极大,在表现人性本真、营造史诗格调、构建隐形结构、语言表达的从容与幽默等方面呈现出鲜明的特色和创新特征。随着严歌苓中西视域的融合以及阅历的积淀,她的长篇小说创作已超越了"大气",日益走向厚重与丰腴。

西部乡土史诗与地域文化的影像呈现——论电影《白鹿原》的改编艺术

面对《白鹿原》这部人物众多、情节复杂、思想厚重的"大书",电影采取浓缩式的改编方法,对人物、情节进行最大限度的精减,运用极富创造性和表现力的影像语言,尽可能地呈现了原著的复杂主题,并有意识地展示了具有浓郁人文色彩的陕西地域文化。影片深沉的历史文化感和注重艺术追求的品质给人强烈的震撼。

沈从文的文体困境——从新近发现的长篇残稿《来的是谁?》谈起

沈从文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辍文学而治文物,常被视为政治环境压抑作家创作自由的典型个例。实际上,《边城》已经耗尽了作者的"牧歌"曲谱,沈从文已面临"抽象的抒情"的困难。由于社会的动乱纷杂,再加之沈从文身份由"乡下人"到"土绅士"的转变,他已经难以保持明澈恬淡的心境来建构湘西的"人性小庙"。《长河》的未竟,除了国民党书刊审查制度的外因,"牧歌"文体和"史诗"文体之间的冲突,应该是其断章难以为继的主要原因。这种冲突一直持续到1971年沈从文"地下"写作长篇章回体小说《来的是谁?》。这篇有意避开主流意识形态影响的"家族史兼地方史",也以只完成楔子而告终。从新近发现的长篇残稿《来的是谁?》,追溯沈从文《边城》以后的创作,发现沈从文《边城》之后,一直纠缠在文体僭越的困惑之中。在20世纪60年代关于张兆和堂兄张鼎和的长篇革命历史小说搁浅以后,沈从文觉得自己难以完成从"牧歌"到"史诗"的转变,而这一时期他的文物研究影响却逐渐扩大,他最终把文物研究当成后半生的职业。因而沈从文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辍文学而治文物,并不是斩钉截铁式的突然完成,这个艰难的转向过程,一直持续到1971年写《来的是谁?》。

新奇、瑰丽、多彩的乐章——非洲史诗传统

非洲史诗是非洲文化的精华,由于非洲语言的多样性,地域间的相对独立性,外界对非洲史诗的了解较少。非洲史诗大致可分为七大板块中非史诗、猎人传统与史诗、索宁克传统、松迪亚塔与曼顿传统、赛格与巴马拿史诗、福拉传统和近百年来出现的传统。史诗中反映的关于非洲各民族的社会、历史、宗教、价值观、艺术等多方面的文化元素,是我们了解这些民族起源和发展的宝贵资料,是了解昔日和今日非洲文化的窗口。本文综合了美国、法国学者对非洲史诗的研究,以期对国内非洲史诗的研究做有益的补充,也为研究带有非洲文化和传统色彩的美国、英国、加勒比海地区黑人文学提供广阔的背景知识。

美国经验的诗意写真——评托马斯·沃尔夫抒情性小说创作风格

托马斯·沃尔夫(ThomasWolfe)是三十年代活跃在美国文坛的著名小说家,其成就斐然却瑕瑜互见。他以情感旋律作为小说的内在结构,继承了以惠特曼、爱默生和马克·吐温为代表的一代美国文化名流所创立的以边疆生活为核心的,切近生活,即兴博发、朴实奔放的文学传统,文风豪放,抒情色彩浓郁。长期以来评论界对他的小说创作形式褒贬参半。但他个性化的抒情性表现风格以及他融入小说语言中感官色彩浓郁的直观表现方式使他的作品独具特色,风格迥异。他的小说因此染上了浓重的史诗性色彩,赢得了广大读者的青睐。

四川地区彝族英雄史诗《支格阿鲁》艺术特色

云南、贵州、四川三省彝区各流传有一部支格阿鲁的英雄史诗。四川地区流传的《支格阿鲁》(彝文版)这部英雄史诗的独具特色的文学艺术形式承载,和表达十分丰富而不可替代的思想内容,特别是其宏伟壮丽而巧妙的结构形式、匠心独运的语言艺术和神奇浓厚的神话色彩为这部巨作最突出的艺术手段。

史笔、诗史与心史:明末清初文学之“历史”轨迹

明末清初,诗人在"诗史"创作方面取得了很高成就。诗史源于诗人的"史笔","史笔作诗"使诗歌具"史体"。诗人对诗歌历史价值的再认识,促使"以诗纪史"成为诗人自觉的创作理念。诗人倡导诗歌要"补史之阙","诗可以正史之讹"、"以心为史"、"史外传心之史"新观点诞生,文学家亦对诗人主体性和诗歌抒情性进行重新认定。明末清初诗人独特的"诗史观"促进了叙事诗的发展,叙事与抒情相融合的诗史创作与以前的"诗史"创作拉开了差距,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这都是以往中国文学史所没有的。

人的心灵向善迈进的精神史诗——试论《悲惨世界》的人道主义思想与浪漫主义风格

法国浪漫主义文学领袖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以冉阿让一生的经历为线索 ,反映了 19世纪上半叶法国社会的丑陋与偏见 ,表现了人生的苦难与悲哀。作品通过米里哀主教和冉阿让宣扬了仁爱万能的人道主义理想 ,歌颂了光明战胜黑暗的伟大力量。小说还通过滑铁卢战役和 1832年的巴黎街垒战探讨了人道主义与战争暴力的关系。小说将真实刻画与大胆想象相结合 ,具有十分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 ,其史诗般的叙述风格与高昂、激烈、热情的语言格调 ,加上强烈的政论性 ,共同构成了《悲惨世界》丰富多彩的艺术空间。《悲惨世界》是浪漫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 ,也是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进行某种结合的最初尝试。

史诗视域下的《三国演义》解读

在史诗视域下观照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无论是从最适宜于史诗性作品成功创作的题材内容来看,还是就其宏大的史诗叙事,独具史诗性民族英雄特质的蜀汉英雄形象,以及极具史诗意味的美学风格看,都堪称一部中华英雄史诗,它是罗贯中留给后世的一份珍贵的史诗性文学瑰宝。

电视剧本《支格阿尔》的文本特性及多重价值

彝族历史神话电视剧本《支格阿尔》是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民族志。该剧用诗化的语言和丰富的想象成功塑造了彝族文化英雄人物支格阿尔的形象,再现了古代彝族社会的生活,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对于研究民族学、语言学、文字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提供了活态的非物质文化记忆遗产。

《伊利亚特》中的史诗明喻及其影响

《伊利亚特》中大量的史诗明喻是构成这部史诗雄伟壮丽风格的一个重要方面。荷马史诗明喻的喻体都取自自然物象和与古希腊人生活密切相关的活动和事务,显得原始古朴、苍劲雄奇,生活气息浓烈,极富人情味,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由于这些特点及其较强的叙事功能,史诗明喻遂成为一种优美的语用传统,这种传统在以后的史诗中能明显地感受到。

路遥的创作与现代文学传统

路遥的作品具有典型的史诗风格,他的创作继承和发扬了自现代以来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书写了他真切的内心体验,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路遥一直关注的城乡"交叉地带"题材,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缩影,传达出作者对现代以来乡土文化与城市文明二者关系的思考以及对社会发展变革的焦虑,其作品的文学史价值和社会价值不容忽视。路遥受五四以来文学大众化思想的影响,强化了为底层代言的使命感,他塑造了一大批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全面展示了他们艰难曲折的生活,成为新世纪以来底层叙事的先声和典范。

《白鹿原》:乡土民族史诗的影像转换

小说《白鹿原》被改编成电影,是文学界和电影界的一件大事。电影采取浓缩式的改编方法,对人物、情节进行最大限度的精减,运用极富创造性和表现力的影像语言,对这部乡土民族史诗进行影像转换,尽可地将原著的复杂主题呈现出来。尽管大量的删剪造成不少遗憾,但影片深沉的历史文化感和注重艺术追求的品质仍给人以强烈的震撼。

吴国伦七言古诗的个性特征与诗史笔法分析

吴国伦作为"后七子"重要成员,他力图通过创作来实践复古理论。其七言古诗的创作在语言和范式上向汉魏盛唐学习的同时表现出强烈的个性特征,内容上突破了歌行体多用于宴饮赠别、吟咏风物的局限,继承"诗史"笔法,多角度表现了广阔的社会现实,开拓了这一体裁的表现范围,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研究其七言古诗创作有助于加深对吴国伦本人和复古派在创作体裁和题材结合运用方面的理解。

《铁木前传》：大变动时代的心灵史诗

孙犁的抗战小说在"纪事"中隐含着史诗追求,以伦理观念变化为观察时代风云的基本视角,同时继承五四新文学传统,将启蒙意识融于作品。《铁木前传》延续了这种写作风格。它以伦理观念变化给农民带来的心灵悸动为横线,以乡村婚姻现状和女性意识觉醒后的挣扎为纵线,开启了以土改为背景的另一种小说的史诗书写,完全区别于当时土改小说的宏大叙事,也成就了这部小说的独特文体。它接续了"五四"以来抒情小说的余脉,在"人民文学"时代将抒情小说与性格小说、写意小说结合在一起,为"人民文学"时代的小说增添了新的质素。

汉民族长篇史诗缺失原因探略

史诗是一个民族早期重大历史事件和英雄业绩的标记,虽然其具有较深的神话思维特质,但仍不失为一个民族早期精神的展览馆。世界文学史上,古希腊、印度、欧洲中世纪许多国家都有优秀的长篇史诗留存。我国历史文化悠久,以汉民族文化为根基的中华文明,文化成果蔚为大观,就史诗这一文学体裁而言,虽然在众多少数民族文学中存在,但在汉民族文学中却遗憾缺失。在此,以其他学者的论述为基础,引入横向的参照系,从经学传统、行文文风和书写符码等几个方面来探讨汉民族史诗缺失的原因。

元好问诗获少陵嫡派之主因

杜甫是唐宋以来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诗人,圣泽广及,大家辈出,但唯元好问被誉为少陵嫡派,其成因甚值根究。梳理前人有关评论,结合元氏的诗论诗作,将其成功之主因归纳为三:一、在炼字炼句谋篇立意诸层次全面学杜,重点突出处是感伤丧乱之诗史,沉郁顿挫风格、爱国爱民情怀皆最近杜诗;二、追踪成就杜诗之集成理念,力主熔铸古今,出神入化,伤乱诗主承学杜大家,兼采李白等以超常手法写实的艺术思维及雄放激越之抒情模式,既神似杜诗又自成一体;三、在北南诗坛由宋转唐之潮中不随波逐流,深刻把握唐诗重情性之精髓,合理运用宋人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等手段,使情韵气骨兼备。其与杜相近的雄刚气质与乱世悲慨、善于集成别为一家及合理继承唐宋诗优秀遗产的理念实践,正是后世一味宗唐模仿和分唐界宋者难以企及之处。